学生们还羡慕杨先生的一点是，他虽已耄耋却精力旺盛，体力超群，有着“超人般的精力”，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学生们说：“杨先生比我们都抗折腾。”每次出海做实验，杨士莪都要亲自参加，而且从来不晕船。做实验时，杨士莪跟年轻人一起“互相帮助”，在颠簸的船与船之间爬来爬去，爬上爬下，从不退缩。有时船舱特别脏乱和窄小，学生们都感觉很苦，他却总是跟学生们讲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好让学生们放松心情。在小渔船上做实验时，很多人一上去就吐，杨士莪便幽默地对他们说：“看看，‘交公粮’了吧！”语言之中透出关切之情，让学生们备受感动。有的学生由于晕船，什么也吃不下。杨士莪却说：
“哎呀，这个小地方好吃的东西很多嘛！有麻花，有咸菜，还有面包哦！”他在小船上吃饭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于做实验，有时要在岛上住，很多学生和老师都会水土不服，拉肚子、打吊针甚至还要吸氧，但杨士莪却从没有出现过这些状况。杨士莪常年出差，出国乘十多小时飞机也没事，别人一般都有时差，他不需要倒时差。他教给学生们当“超人”的秘诀：“抓紧时间多休息。我上了飞机就什么也不做赶紧睡觉，到了下飞机时，睡了十多个小时，哪还需要倒时差呀！睡足了，人有了精神，晕车晕船的概率自然也就低了。”他的这些经验，让身边的人也大为受用。
杨士莪与学生相处，从不摆老师的架子，经常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一遇到自己的事，就不那么上心了，总是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小到他亲自指导、亲自检查的学生论文，大到一些他亲自抓管理、抓技术的项目评奖，他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勾到最后一位甚至轻轻抹去。担任研究所所长时，岗位津贴只给一半，他提出自己拿一半的一半。每次讨论奖金、评奖时他都把青年教师和教学一线的同志向前推。许多科研项目他从头至尾参加，但在向上报奖时，他一心想着别人，根本不报自己。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便没有了为报奖排名次而钩心斗角的是是非非：“人家教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署，咱们还好意思争什么？”
与谦和的态度一致的，还有杨士莪对人、对事特别认真，对待学生及学生的事特别认真，对待工作及工作上的事也特别认真。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会前夕，已买好机票的杨士莪突发高烧，尿血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务必取消此行，抓紧时间住院治疗。可三天之后，杨士莪待病情稍有好转，便带着一大包药如期抵京参加会议去了。杨士莪是中共党员，在他众多的头衔中曾经有一个小官他干得很起劲，那就是党支部书记。出差前他为不能参加组织活动认真请假；有时出差刚到家，恰逢政治学习或党的活动日，他都会打电话询问内容，有时还要匆忙赶去参加。
在学校，杨士莪还是大家宝贵的公共资源，做管理工作的、做教学工作或科研工作的同事都把他当成了高参，遇到事情去商量，遇到难题去请教，上级部门在重大项目论证时也会专门到学校听取他的意见，而他总能在静静听完之后用很简单的话就让人茅塞顿开。他的敏锐性与洞察力让人折服，“有若无”，是他给予大家的共同收获。
风趣幽默、乐观向上，这是他给所有人的印象。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拥有着“80后”的心态。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他有几大招牌形象。
一是身为院士的大牌教授杨士莪却始终骑着靓丽的小坤车，车筐里放着一个老式公文包。这样的形象，在学子的眼中显得“非常地帅”。原来，杨士莪有辆陪伴了他四五十年的旧自行车，外表看来破钢烂铁，锈迹斑斑，有人笑说“可以推进历史博物馆了”，但谁知却意外地丢失了。他于是只好换了一辆新车。有一年夏季，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杨士莪还是骑着自行车来上课，一位老师问他：
“你怎么回去啊？”杨士莪打趣说：“我骑‘风火轮’回去。”真是风火轮呢，自行车的踏脚都晒得烫脚了。雨天的时候，杨士莪穿着一件很大的雨衣，还是照旧骑着自行车。前些年，一位学生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再骑自行车了，说自己的爷爷过了70岁，家里人就让他不再骑车子了。杨士莪反问道：“你爷爷现在多大了？”学生说：“80了。”杨士莪说：“你爷爷80岁了，不能骑了；我不到80岁，我还年轻着呢！”
二是一件旧皮夹克、旧羽绒服是他的专有名片。他平时衣着俭朴、平易和蔼，一件衣服常常一穿就是多年。据说哈尔滨工程大学有这样一个段子：如果有谁的衣服穿得不太讲究，大家便会开玩笑说：“这风格你也敢穿？你以为你是杨士莪教授呢！”言外之意，在杨士莪使得，别人则使不得，因为服装有时是身份的标志，而杨院士已不需要这种标志，也不需要任何的高级装饰了。但在需要的场合，杨士莪绝对是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关于这一点，杨士莪曾说：这是我家的传统，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没有其他的要求。南京的冬天特别冷，父亲杨廷宝一直穿着老式的棉衣、棉裤。母亲开玩笑说，堂堂教授，穿成这样，让人笑话。父亲说，自己穿暖就行了，随人家怎么说。
三是推轮椅的好司机。杨士莪的夫人谢爱梅晚年身体不好，出现过三次脑血栓、一次脑溢血。杨士莪只要在家，总是亲自操持家务，给妻子拿药端水，对多病的老伴悉心照顾，侍候备至。他的夫人不得不靠轮椅代步，他就亲自为夫人推轮椅。有一次，他的学生想帮他把夫人推进电梯，杨士莪却幽默地问：“你有驾照吗？”学生没听懂，一下愣住了。杨士莪自己推着夫人走出电梯时，对夫人说：“看，还是老司机好吧。”夫人生病时，常需住院输液，往往都是杨士莪在家用自行车将老伴儿带到医院。他手里有上千万的经费，他的身份可以直接向学校要求派车，但他们就如同最普通的老夫妻那样相伴去医院，从不给学校找麻烦。学校的师生们经常看到这个动人的场景：杨院士使劲踩着自行车，身后老伴儿紧靠着他。由于工作性质，杨士莪会经常出差在外，或是到海上做测试，或是到外地讲学，但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都会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开玩笑说：
“先跟老婆大人汇报一下行程。”在外地做实验，晚饭之前必定先跟家里通完电话再吃饭。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他出差有时为了既照顾老伴儿又不麻烦系里同志，便带上老伴儿一起去。但不幸的是，老伴谢爱梅于2011年2月因病去世，这使杨士莪先生大为伤感。
在家里，杨士莪既是丈夫，又是父亲，还是祖父。由于他经常忙于事业，又常年出差，所以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他认为：“如果孩子的实力就是做个工人或者木匠，那就让他好好做木匠。不必要求别的。”当年父亲跟他说的话，他又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一遍：“我供养你们成人，但以后工作、娶媳妇，都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他有三个儿子，秉承家训，也算是学有所成，长子杨本贤，因为“文革”动乱，没有书读，很小就下乡插队了，后来参军在部队考入了太原工学院（今山西工业大学），目前自己开公司搞技术开发；老二杨本坚，东南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曾参与过大秦线的研究与设计，现居美国供职GE公司；老三杨本昭，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目前在国外做访问学者。
如今，年过八十的杨士莪，一年中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奔波，不是讲学，就是到外地开会，或是出差做试验，在承担专业课题研究的同时还要带研究生。他还兼着西北工业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工作，要在哈尔滨和西安两个城市间忙碌。日常的状态是：“白天工作，晚上看报纸，抽空骑自行车出去溜达一圈。”作为一个“80后”，他还在不懈地努力着、不倦地探索着。他身上这种不减的干劲让人领会到：
与科学为伴的人是不会老的，因为这是一项永远年轻的智慧游戏。
正是这项年轻的智慧游戏，让他永远充满好奇心，在深邃的大海里，最终留下一个清晰的声音。
正是这项年轻的智慧游戏，伴随着这个家族，走过百年，在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串美丽的浪花。
也正是这项年轻的智慧游戏，伴随着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述说着永恒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