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很羡慕刘敦桢先生和童寯先生会写书，可惜自己只会搞设计，书写不好。”所以对于外面的约稿，他向来都是婉言谢绝。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也并不是很在意保存。虽然他有一流的水彩画技巧，在绘画上功底深厚，又勤于动笔创作，作品甚丰，但一直没有个人的专著出版。
此时，杨廷宝的弟子齐康因身体原因，要求不再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只担任杨廷宝的秘书，杨廷宝答应了齐康。在杨廷宝生命的最后几年，齐康一直伴随在他的身边。后来，齐康听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杨永生的建议，从老师嘴里“挤”出宝来，将他的话随时随地记录下来，尤其是与杨廷宝一同出差时，想方设法让老师畅谈，把学问和经验“挤”出来，在杨廷宝给学生和各地人士讲座时，他也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走到哪里，他都拿出笔，做好记录，回来后再整理成文字。后来，齐康将杨廷宝的口述整理出来，以《杨廷宝谈建筑》为题在《建筑师》丛刊上陆续发表。199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又专门出版了单行本。
为了给后人留下更多的财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拟对杨廷宝的画作进行整理并出版一本《杨廷宝水彩画选》。素来不事张扬、低调做人的杨廷宝拒绝了，总编辑杨永生约不到稿，就想出了几个妙招，其中之一是借画，把杨廷宝的水彩画全部借到北京。他在访问杨廷宝时，对他的水彩画再三表示倾慕之情，希望能借到北京去观赏学习。杨廷宝不好意思拒绝晚辈的这种请求，于是就答应把画借出去。
还有这么一位优秀杰出的画家！”
杨永生在《为谁着想？》一文中回忆道：
当年，在我们向杨老提出要出版他的画选，并请他自选的要求后，杨老慢条斯理地说：按我的意思，这两本画册（作者注：系指《杨廷宝水彩画选》和《杨廷宝素描选》）都不必出版，纸张那么缺乏，别浪费纸张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出版，我也管不着，让齐康他们和你们一起去选吧！
后来，付印前，杨老从南京写信给杨俊社长提出：要为读者着想，特别是为没有收入的大学生着想，画册不一定用好纸，也不必搞精装，不要弄得很豪华。
就这么几句话充分体现出杨老高尚的道德品格。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广大读者。他想到的，不是怎样把自己毕生所画的作品如何印成豪华的版本来宣扬自己，而是把自己的作品贡献给青年建筑师，特别是大学生。
1981年，南京工学院准备为杨廷宝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起初，杨廷宝听说要为自己拍一部电视，执意不肯。后来，经各方领导和建筑界的同志再三解释：拍摄这部电视片，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建筑史作一个小小的总结。杨廷宝这才勉强应允。
自1927年起，杨廷宝指导、设计、修缮了数以百计的建筑作品：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这是十亿人民景仰的地方；天坛、国子监、雍和宫、白塔寺、罗汉堂等古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和平宾馆、王府井百货大楼，是对新中国的献礼；著名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大《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书影学、四川大学，是年轻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中山陵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中央体育场，是南京的地标建筑。南京长江大桥、雨花台烈士陵园、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他曾参与、主持设计或修改设计。拍摄者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被这些伫立在祖国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所震撼！杨廷宝则看着这些拍摄者带回的镜头，仿佛再次走过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那些飞扬的青春，那些曾经的岁月，已经成为发黄的老照片，与这些镜头成为鲜明的对比。
为了更好地配合拍片，给后人留下更多、更珍贵的建筑史料，杨廷宝也跟着摄制组走了不少的路。一部电视纪录片拍摄下来，他初观之后，虽然比较满意，但也不无感慨地说：“我真的老了！”
晚年，杨廷宝一直在外面奔波，副省长的工作使他必须面对一大堆的行政事务，参加会议、接待外宾、颁发奖状、视察工作，等等。繁重的行政工作让他感到劳累而又困苦。事实上，他更愿意与学生们在一起，调查研究做设计和工程，做他们的老师，督促他们学习外语，指导他们画图，但除此以外，他还有那么多事要做，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不堪重负。而且，有那么多事是他看不懂，看不惯的，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幼稚，离现实那么遥远，远到不懂得眼前的社会。由于他德高望重，有人甚至假借他的名义在校外发表各种意见，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得知后，非常气愤地跑到南京工学院党委办公室，请他们制止这样的行为。
有一次，杨廷宝从外地出差回来，齐康刚把他送到家门口，他突然拿出了一盒绿豆糕，问：“齐康，这盒绿豆糕，人家给我的，要不要上交？”他厌恶地方官员的大吃大喝，厌恶请客送礼，弄虚作假，可又逃不开，甚至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的事情。齐康在《思念》一文中曾回忆说，杨廷宝在最后一次从合肥归宁的火车上，突然问自己：“过去历代王朝，总是因腐败而告终，为什么后来的王朝还要走这条路？”杨廷宝热爱养育他的祖国和事业，实在不愿意看到心爱的祖国被一些蛀虫蛀成千疮百孔。
晚年的杨廷宝，从不倚老卖老，仍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还像以前一样做人，像以前一样做事。有一次，杨廷宝与齐康一同赴上海出差，下榻于锦江饭店。原安排他们师徒两人各住一个套间，但杨廷宝觉得这样太过浪费，就让齐康去找领导，给他们师徒换成一个双人间，他和齐康同住一间，节省一点房价。
他八十高龄了，却仍按时上下班，除了公务远出用车外，总是以步代车，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单位派车来接他时，他也总是会问清楚驾驶员的姓名，下车时一定会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还有，他不论到了哪里，总是平和待人，与人为善，关心当地百姓的生活，这种厚道的为人让身边的人备受感动。
东南大学奚树祥教授回忆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同济大学的徐吉浣教授带着一批学子到南京来实习，想要借一个相机，到南京工学院奚树祥教授家借。因为当时照相机是个稀罕物件，奚家没有；奚教授就陪同他们到杨老师家去试试。
杨廷宝在得知来意以后，立即返身取出相机，借给了素不相识的同济师生，并教他们如何使用。同济大学的师生们非常感动，觉得一个副省长和一代建筑大师，位高权重，声望卓著，却没有一点架子！
在八十岁这一年，医生给杨廷宝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他患有眼底出血、高血压、肾脏动脉硬化等病症。他在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就急不可待地出院了。夫人陈法青埋怨他，但他却说：“你看我这个样子，不是蛮好的吗？我感觉自己没什么，挺好的，还能工作好多年呢！”年龄越大，杨廷宝越觉得时间太少了，他要做的事还有太多太多。躺在医院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工作、他的学生，还有很多等着他做的事情，他一想就住不下去了，急着要出院。
杨廷宝从十几岁开始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不论在家或出差外地，晴天就到室外，下雨就在室内，每天一定坚持锻炼，经常打拳、舞剑。平时开会，他也会利用休息的间隙，因地制宜地活动活动。几十年的绘图工作，使他摸索到一些职业上保持健康的习惯，他喜欢站在图桌前画图，便于不时地走动走动。工作几个钟头过后，他总是注意抬起头来，向窗外远处眺望片刻，借以调节视力，不至于使眼睛因过度使用而疲劳。他还经常劝陈植他们要多锻炼身体，而且要持之以恒。所以长期以来，他都以为自己身体很好。
在出院后一年多的时间中，杨廷宝如以前一样常常外出到各地调研、讨论、参加风景区或城市规划指导工作，不辞辛劳地奔波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多忙，他总是精神矍铄，步履稳健。
1980年夏天，杨廷宝结束在北京主持的由巴基斯坦阿尔汗发起的居住建筑评奖会议之后，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赶到古都西安，之后又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途中冒着火热干燥的天气，到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和甘肃敦煌等地考察。回来以后，尽管人疲惫不堪，但心里却感到收获不小。
事实上，杨廷宝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无论到了哪里，出门之前陈法青都要给他准备上一个装着各种药片的百宝囊。一路上，他需要靠药物来支撑体力和精力，但他仍未打算稍微减轻一点工作量，或者长时间地休息。
陈法青见他不顾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把自己当成年轻人，马不停蹄地在外奔波，十分心疼，只好对齐康说：“齐康，杨老八十多岁了，不能再出差了。要出差，出了问题可得要你负责啊！”齐康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所以每当有人或有单位邀请杨廷宝时，他总是尽可能不去麻烦、打扰他老人家，但杨廷宝知道内情以后，却总是吭哧吭哧地跑到建筑研究所，找齐康商量这商量那。末了，他着重对齐康说：“齐康，我还想趁现在能走时多走几步！”可是，杨廷宝登上建筑研究所的三楼已经感到非常吃力。
1979年，杨廷宝设计了他作为建筑师生涯的最后一个作品——雨花台红领巾广场，这是用江苏省700万红领巾儿童每人捐献一分劳动所得的钱建造起来的。
昔日的雨花台，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刑场。从1927年到1937年，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在这里惨遭屠杀，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共青团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领导手捧着孩子们这片沉甸甸的心意，决心请一位最好的建筑师，设计孩子们最满意的广场。当他们找到杨廷宝时，杨廷宝因为眼底出血，在江苏工人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刚刚出院不久。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多休息，不要劳累，不能多用脑。可他一听来人介绍的情况，二话没说，“我一生设计了很多建筑，还没有专门为小朋友设计过呢，这个设计我一定参加。”
紧接着，上级部门决定在此建筑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江苏省党、政领导又邀请杨廷宝主持对整个陵园的全面规划和纪念馆的设计工作。1981年4月下旬，江苏省和南京市决定通过中国建筑学会，邀请若干评委到南京参加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设计方案评选工作。杨廷宝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对广大设计人员的信任，在与评委商量之后决定采取公开竞选的办法。为了不遗漏一个方案，他要求将几百个方案共展于一堂。展览大厅里，五光十色的各种方案令人目不暇接。
评选期间，杨廷宝主持和参加了江苏省科协大会和江苏省的其他重要活动。
但他再忙再累都坚持参加评选工作。他不顾家人劝阻，放弃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挤出空暇，独自一人到挂图厅去补课，一个方案接一个方案，认认真真地观看，不遗漏任何一个。他严肃认真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评审中，他尊重谭垣教授对“纪念性建筑”的评述，并请谭垣讲课、讲观点；他鼓励评委们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尤其是要尊重作者意见，以便更科学更客观地选出中奖方案。评审从个别研究到集体交锋，从各抒己见到个别打分，终于选出了最佳的方案，达到了预期效果。
是年12月23日，作为我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学分编的主要负责人，杨廷宝应邀前往江苏镇江参加会议。根据原订计划，大百科全书建筑学分编学科共分为规划、建筑学和园林绿化三大部分，而建筑学项目的会议原定戴念慈主持的，但因戴念慈出国缺席而由杨廷宝代劳。会上，杨廷宝分别参加了三个分组的讨论，由于连续作战，他已精力不支，但他还是始终如一、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主持任务，促进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1982年，杨廷宝已是虚龄82岁的老人了。这年2月，春节刚过，乍暖还寒，杨廷宝就前往徐州去参加该市的总体规划技术鉴定会。会议之前，他与三四十位中青年专家一道，走街串巷，爬山下湖，几乎走遍了徐州的主要街道。会议期间，他还根据自己调研的实际情况，对徐州市拟建热电厂的选址一事提出了可行性建议，被该市采纳。
4月初，徐州会议刚过，杨廷宝又接到了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的邀请，于是就携夫人陈法青继续上路。他存了一点小小的私心，准备借回乡参加南阳城市规划讨论会和学术报告会之机，与夫人一起再看看久别的故乡。他与陈法青在途经郑州时，在郑州工作的小弟廷寊见大哥年纪大，走路已颇为不便，有些放心不下，私下与大嫂商量，决定与大哥、大嫂同行，途上也好照料一下大哥、大嫂。
这次回故乡南阳前后共十一天，其中十天半时间杨廷宝在为南阳的城建工作忙碌着，仅抽出了半天时间在老家四周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