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往
苏州素有品茗饮酒的风气,茶和酒是苏州市民生活的重要组合要素。三国时吴郡人韦曜就有“以茶代酒”的故事,《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说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又,《海录碎事》卷六引谢宗《茶录》曰:“茶,古不闻食,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可见当时茶已开始流行,与酒一样作为日常的饮料,并使饮酒风气发生很大转变。
茶坊之设,起于何时,史无所记,汉王褒《僮约》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具”,说的是干茶铺,并非是卖茶水的坊肆。至南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饮茶首先在寺院里流行起来。世称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助以消化,三是可作戒欲之药。这些客观效果直接反映在人的生理上,而“茶禅一味”、“茶佛一味”则是茶和禅在精神上的相通,即都注重追求一种清远、冲和、幽静的境界,饮茶有助于参禅时的冥想和省悟,并体味出澄心静虑、超凡脱俗的意韵。苏州的虎丘寺、华山寺、云泉庵、水月禅院等,或以水得名,或以茶得名,都可称饮茶的佳处,士大夫入寺问茶,汲泉烹茗,以香火钱为茶资,大概就是最早的卖茶了。以后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南宋初凌哲,以通议大夫致仕,里居十馀年,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记其“书室之前有一茶肆,日为群小聚会之地,公与宾客谈话,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复然,公不与较,因徙以避之。其长厚类如此,人目之为凌佛子”。可见在两宋时,苏州茶坊已很普遍。
迟在唐代,苏州已有酒店,如城中大井巷,实乃大酒巷之讹,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记道:“大酒巷,旧名黄土曲。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酝美酒以延宾旅。其酒价颇高,故号大酒巷。”《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七引《广异记》,记唐广德间有范俶者“于苏州开酒肆”。及至两宋,更其多矣。吴县人许洞,北宋咸平三年进士,解褐雄武军推官,以狂狷不逊除名,《吴郡志》卷二十五记他回苏州后,“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吴人至今咏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日以酣饮,尝从民坊贳酒,大有所负。一日忽书壁作酒歌数百言,人争往观,其酤数倍”。这“民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由于苏州是个高度繁荣的经济大城,茶酒的需求量之大,令人咋舌。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就谈到嘉庆时酒在苏州的耗费情况:“苏属地窄民稠,商贾云集,约计九属,有人四五百万口。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是每岁当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加完粮七十万石,每岁仍可馀米五六百万石。是五年耕而馀二年之食,且何畏于凶荒。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饭米半升,黄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饮黄酒五六斤者,不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于饭者常七八倍也。烧酒成于膏粱及大小麦。膏粱一石得酒三十五觔,大麦四十觔,小麦六十馀觔。常人烧酒亦可觔馀,是亦耗一人两日之食也。以苏州之稠密甲于天下,若不受酒害,则其所产之谷,且足养而有馀,其他地广人稀之所可知。”由此可见,苏州饮酒风气是何等兴盛。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明清时期,茶和酒的品类更加繁复,加工技术更加进步,社会普及面也更加广泛。同时,饮与食的密切联系,品茗饮酒的礼仪习俗,茶酒所独有的保健药用功效,再加上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等因素,不但使茶酒文化的内涵不断延伸,并且独行其事,不被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所替代。
古人善于食,善于宴,也善于品茗饮酒,因此从宫廷皇室到民间寒舍,从官宦士绅到市井细民,在一年四季的饮食活动中,特别表现出对茶酒品类、仪礼、器具、环境等方面的关注,这种关注,绝不亚于对其他饮食活动的重视,诸如对茶品、茶制、茶水、茶食、茶规、茶书、酒风、酒类、酒仪、酒箴、酒令等等的讲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茶酒之事,虽属饮食的一端,却充分反映了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和文化特色。
苏州的茶和酒,也是一个颇大的题目,只能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