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集的礼数，除妓院外，无论在公署，在酒楼，在园亭，或是在主人家里，大致相同。
凡举宴集，有邀约、布席、碟碗各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介绍了明代中叶的情形：“外舅少冶公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碗，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涤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后散席。其后十馀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桌及肴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后十馀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阔一寸三四分，长可五寸，不书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书‘某日午刻一饭’，桌肴如前。再后十馀年，始用双帖，亦不过三折，长五六寸，阔二寸，方书‘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设开席，两人一席，设果肴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未即去。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瞿兑之《养和室随笔》说：“余按起元所谓八仙桌延客者，盖指士庶小集会耳。既而风俗渐靡，不肯用此简便之法，乃有所谓看席（开席盖即看席）。入清以后，寻常小宴，复趋简便，又复正统中风俗矣。”
隆庆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说：“凡平居燕会，其揖逊拜跪之礼，皆当以左为尊无疑也。今世南北之礼不同，凡客至相见作揖，南方则主人让客在东边，是右手；北方则主人让客在西边，是左手。人但怪南北不同，而竟不穷其故。盖古人初见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东西布席，则宾当就东，主当就西，盖一堂之中，东是左，西是右，则是正以左为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则宾当在西，主当在东，亦以左为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让客在东手，则是尚右。处以凶事，失礼甚矣。”至于子侄辈不与同席的规矩，明代中期也有了变化。《四友斋丛说》同卷说：“吾松士大夫家燕会，皆不令子侄与坐，恐亦未是。顷见顾东桥每有燕席，命顾茂涵坐于自己桌边；东江每燕，亦令顾伯庸坐于桌边，不另设席；今存斋先生三四子皆与席；衡山每饭，必有寿承、休承；皇甫百泉、许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坐，与客谈谐共饮。盖儿子既已长成，岂能绝其不饮，若与我辈饮，则观摩渐染，未必无益，不愈于与群小辈喧哄酗酒也。”
晚明风气奢侈，宴集讲究，礼数也更周全，至清初又有一变。叶梦珠《阅世编》卷九说：“向来筵席，必以南北桌为敬，即家宴亦然。其他宾客，即朝夕聚首者，每逢令节传帖邀请，必设开桌，若疏新严友，东客西宾，更不待言。主人临定席时，必先奉觞送酒，曲尽酬酢诸礼，子弟自入小学以上者，即随行习礼焉。近来非新亲贵游严席，不用开桌，即用亦止于首席一人。送酒毕，即散为东西桌，或四面方坐，或斜向圆坐，而酬酢诸礼总合三揖，便各就席上，删繁文苛礼，似极简便，但后生不知礼者，恐习以为常，古道不复见耳。”又说：“昔年严席，非梨园优人必鼓吹合乐，或用相礼者。今若非优伶，则径用弦索弹唱，不用鼓乐。其迎宾定席则弹唱人以鼓乐从之。若相知雅集，则侑觞之具一概不用，或挟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
《清稗类钞·饮食类》也记道：“主人必肃客于门，主客互以长揖为礼。既就坐，先以茶点及水旱烟敬客，俟筵席陈设，主人乃肃客一一入席。席之陈设也，式不一。若有多席，则以在左之席为首席，以次递推。以一席之坐次言之，则在左之最高一位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或两座相向陈设，则左席之东向者，一二位为首座二座，右席之西向，一二位为首座二座，主人例必坐于其下而向西。将入席，主人必敬酒，或自酌，或由役人代斟，自奉以敬客，导之入座。是时必呼客之称谓而冠以姓字，如某某先生、某翁之类，是曰定席，又曰按席，亦曰按座。亦有主人于客坐定后，始向客一一斟酒者。惟无论如何，主人敬酒，客必起立承之。肴馔以烧烤或燕菜之盛于大碗者为敬，然通例以鱼翅为多。碗则八大八小，碟则十六或十二，点心则两道或一道。猜拳行令，率在酒阑之时。粥饭既上，则已终席，是时可就别室饮茶，亦可迳出，惟必向主人长揖以致谢意。”
另外，付给酒保、仆人小费，已成为宴集的惯例。《清稗类钞·饮食类》说：“至饭时，佐餐之盐渍、酱渍各小菜，则亦佣保所献，无论南北皆然。以本有劳金加一之赏，故不另给。加一者，例如合酒肴菜茶饭一切杂费而计之为银二十元，须更给二元也。”苏州船菜的小费，也依照此例。
凡与宴集，并不提倡谦谦之风，主人也不可过分热情，夹菜舀汤不休，那会出现尴尬的。袁枚《随园食单·戒单》之“戒强让”这样说：“治具宴客，礼也。然一肴既上，理宜凭客举箸，精肥整碎，各有所好，听从客便，方是道理，何必强让之。常见主人以箸夹取，堆置客前，污盘没碗，令人生厌。须知客非无手无目之人，又非儿童、新妇，怕羞忍饿，何必以村妪小家子之见解待之，其慢客也至矣。近日倡家，尤多此种恶习，以箸取菜，硬入人口，有类强奸，殊为可恶。长安有甚好请客而菜不佳者，一客问曰：‘我与君算相好乎？’主人曰：‘相好。’客跽而请曰：‘果然相好，我有所求，必允许而后起。’主人惊问：‘何求？’曰：‘此后君家宴客，求免见招。’合坐为之大笑。”
苏州宴集上，还经常会出现“骑马席”、“镶边酒”的现象。
清初正规的设席，一桌最多六人，空出一面，不仅以示座次的尊卑，也便于主人致词敬酒或上菜、加汤、添酒。有的宴集比较随便，特别是在乡间，往往不拘礼节，一席八人，也不按程式上菜，五荤三素一下子全上了桌，于是上菜、加汤、添酒就从坐客的肩上耳边进出，淋淋于衣衫也是经常的事。如果满座以后，再来客人，只能插在两人之间，但又不能并坐，只能移凳稍后，兼跨两边谓之“骑”，故称为“骑马席”。
康熙间常熟知县赵濬有诗咏道：“二八佳宾两桌开，五荤三素一齐来。仔细肴从肩上过，急忙酒向耳边催。可怜臂短当隅位，最恨肥躯占半台。更有客来骑马坐，主人站立笑相陪。”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说：“近时俗尚骄奢，挟妓饮酒，殆无虚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士不能具缠头挥霍于筵前者，谓之镶边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尝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所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者，岂非镶边酒耶？”“镶边酒”是指陪客喝不化钱的酒，含有贬义，在晚清小说中时常提及，如《海上花列传》第二回说：“耐为啥要走？？镶边酒末落得扰扰俚哉啘。”《歇浦潮》第六回说：“万一有人将他请去吃了台镶边酒，打了次白茶围，明天报上准得有长篇大论的誉扬。”又省作“镶边”，《海天鸿雪记》第一回写道：“又云：‘吃俚顿把大菜，倽个大不了的事？’想见篾片专吃镶边神气。”
“骑马席”和“镶边酒”都不合礼数，然而又是宴饮现象的客观存在，故聊存一笔，以供谈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