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三爷相知相交，是高中毕业回村以后。那时，我已没有更高的理想，只想做个优秀的庄稼人，干活很卖力气。三爷很赞赏，向公社推荐让我做大队主任，给他当副手。从此我们就常在一起开会、干活、喝酒，处理各种矛盾纠纷。那时的干部，很多精力都花在处理纠纷上，因为人和人的关系太紧张。三千多人的村子，十个生产队，按下葫芦瓢起来，天天都有纠纷，有时一天数起。我和三爷几乎是马不停蹄。老实说，三爷的好多做法都不上路子，但我又不能不佩服他周旋和化解事情的能力。三爷处理问题威风八面，但他有一条原则，就是不害人、和为贵。他像一位仁慈而又威严的帝王，保护着他的子孙和臣民。
1971年初，县里调我去通讯组搞新闻报道。开始我不愿去，我已醉心于乡村事业，想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出一把力。那时的思想是非常单纯的，并没有多想今后的发展前途。一天晚上，三爷叫我去他家喝酒。桌上摆四样小菜，两双筷子，一壶酒。开始，他一直不说话，只和我喝闷酒。三壶酒喝光，三爷额上沁出汗来。他一直不看我，这时抬起头说：“你走吧。我本来想叫你接班的……还是走吧！在外头啥时都别忘了，咱是平民百姓出身。”后来，我到县里工作了。几年后三爷也退了下来。三爷是个强者，可在他任职期间，村子依然贫穷。有几年，他非常忧郁，常常自责。大伙都劝他，这不能全怪你，你已经尽了全力。是的，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三爷是一代人的缩影。后来我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祖先的坟》，发表后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其间多是三爷同时代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他们说感谢我对那一代人的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前人，我们尽可以去总结他，但没理由轻薄他。我们也会成为祖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同样等待着后人的评判。
作品中的主人翁死了，真实的三爷依然活着。他知道我把他写进了小说，并且是死了。三爷毫不介意：“我死过一回，就不会再死了。”他时常在他的杂货店里向人说起我，说本夫在省里当材料员，我早看出他会写材料。年轻人纠正他说是作家，可他坚持说我是材料员。
三爷从土改当干部几十年，已不惯于蜗居家中。他在十字路口开一爿杂货店，一人独居。往来行人经过此处，总爱歇歇脚和他说几句话。他们知道这家杂货店的店主曾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三爷到底老了。刮风下雨的天气，杂货店就显得格外冷清，偶有行人也是脚步匆匆，顾不上看一眼他的杂货店。三爷走出柜台，蹒跚着倚住破门板，望着十字路口的斜雨，那时便显得茫然而呆滞。
算起来，三爷该七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