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土》杂志记者
赵老师您好！您是我省的著名作家，您和您的作品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听说您出生在农村，当过回乡知青，做过营业员，还差点儿接了老支书的班；还听说您出生的那个村落非常有意思。在您的小说《祖先的坟》里，不难看到您从前生活的影子，能跟我们谈谈这些故事吗？
我老家的寨子在江苏西北角的丰县，那里是四省交界处。这个村落大概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就像个古城堡一样，全寨的四千多个人，基本上都姓赵。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十三岁时，我考上了县城中学，一直读到1966年，属于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属于回乡知青，回了老家，先在公社供销社的布柜上当了三个月卖布的营业员，后来，公社负责人嫌我们大队“革命委员会”的老书记年龄比较大，身体也不好，想叫他退休，让我接老支书的班。不过我在家只干了一年农活，1971年就调到县里搞通讯报道去了。
听说您所在的那个村子非常大，从村前走到村后有一公里。
应该有。它是一个方形的古寨，基本上是四方的，寨子的四面以前都有寨墙，寨墙很高，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还残存了几堵，我们曾经常爬上去放风筝、射箭、做游戏。
每次回去探亲时，到了村口就不敢再坐在车上了，这是为什么哪？
因为我们赵家是个大家族，全村人都有血缘关系。当然这个家族里也有不同的分支，我所属的那个分支是本村的旺“族”，这一“族”人繁衍得比较快，所以我在我们村里只能算是个晚辈。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村同班又同龄的同学，但是竟长了我六辈，可见我的辈分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一进了村，遇到的基本上全是长辈。我要是坐车进村，肯定就不合适了。无论是谁，无论在外面做了什么事，只要一回到老家，该当孙子还得当孙子。而且在我们的寨子里，家族观念特别重，特别讲究辈分。
从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很喜爱历史。据说您的历史启蒙“老师”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地主老太太，是这样的吗？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就是她。是她给我讲了许多历史故事。她是那种小家碧玉式的人物，很有修养，谈吐文雅，人也非常善良。因为我们都是同村同姓，虽说她已被划为了地主，但是整个家族都没有把她当成“阶级敌人”，也没有把她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从小就爱上她家去听她讲故事。她讲故事的地方就在她家的灶窝里，也就是厨房。在北方农村，灶窝就是一个大锅灶，炉灶后面有很多柴火，冬天时呆在那里很暖和。她说故事时爱吸一只长长的大烟袋，我们就不停地给她点烟。她讲的故事确实非常有趣，现在回忆起来，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开始她讲的是什么《红楼梦》啊、《苏武牧羊》啊，我们并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些故事情节简单了点。后来她就讲一些情节复杂的，比如《海瑞断官司》《薛仁贵征东》，这些故事非常富有传奇色彩，而且每一个故事，可以连讲好几个月，非常让人入迷。
那时候您有多大？您离开老家以后，还跟那位老太太有联系吗？
我大概是从五六岁起开始听她讲故事的。老太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去世了。她去世的时候我家还没搬来南京，还在县城里住着。当时我虽然已经调到省城来了，但是还在地方上挂职，住在县里体验生活。不过我一回老家就去看望她。她对我一直也非常关注，因为她是一直看着我长大的。她听说我在创作上取得了某些成绩，也非常高兴。
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据说您听到这个噩耗后，曾经一度有过放弃上大学的念头。那时候，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在心态上、思想上和年龄上都已经相当成熟，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那样的冲动呢？能和我们聊聊您的父亲吗？
虽然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人的一生中，父母应该是永远的老师、永远的精神寄托和精神依靠。父母的一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尽管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很多人都曾经对我的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我的前途和命运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首先还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1986年去世的。他生前对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心里并不太乐意。他曾经对我的妻子说，本夫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上什么学啊？不过这句话他从来没跟我讲过。因为他觉得，我要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去上学了，心里一定会很难过。所以后来他干脆什么也不说。当妻子告诉我他不乐意我上北大的事后，我就立即下乡去看他。第二天我走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了县里。晚上，爷俩坐在我家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抽烟、聊天。说是聊天，实际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
那天晚上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就好像是父子俩在生死诀别。那种氛围，使我的心里非常压抑。一个晚上，爷俩也没说几句话。其实这时我的父亲已经患了重病，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一直都在干着农活，身体非常好。但是那天晚上我的预感非常不好，也许他也有着某种预感，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预感，来自对儿子的依恋和留恋。第二天我从徐州坐火车去北京的时候，一路上就回忆着他的一生，一路回忆一路流泪。因为父亲从十三岁起就挑着担子做起了小生意，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地方，一跑就是十几个县，有时候十几天、二十几天都回不来，受了很多的罪，苦苦地把这个家庭支撑着，还供养我上学，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到了北京以后，也是心惊肉跳，有时候楼道里谁接电话时跑得急了一点，我就会突然坐起来，生怕家里传来了什么坏消息。
果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只两个字：“速归”。我立刻意识到父亲出事了，赶紧买了火车票连夜赶回家。回到家后，得知父亲真的被确诊为癌症后期，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连忙带他到南京的鼓楼医院和肿瘤医院来看病。肿瘤医院说我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我更加伤心，拿着钱居然没有地方好花！当时陪父亲来看病的还有我的夫人和我的姐夫，我在饭店里花了五六百块钱，叫了一桌最好的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六百块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块钱。当时我的姐夫并不懂我的意思，他说：“父亲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你还叫那么多菜干什么？”我说：“我只是想给他看看。”因为作为儿子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表达这种即将生离死别的心情了！第二天我不甘心，又带他去了上海。可是上海的医院还是不肯给治。后来，我只好从那里背了两蛇皮袋的中草药回来。回来以后，大概也就十六七天，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就觉得头上的一层天忽然坍了。
在您的笔下，为什么从来没有写过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