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五年了，我曾经好几次动笔，但是都写不下去，因为每次写的时候，情感都非常汹涌，老是要流泪，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个月前，我还动笔写了一次，还是写不下去。但我总是要写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普通农民，但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他的人格非常伟大，他的一生都非常了不起。我们中国人用“伟大”二字时非常吝啬，通常只有大人物才能叫“伟大”，其实我觉得，一个平凡的人，同样也可以伟大。
您的父亲一定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是的。他去世的时候，周围村寨去了很多人为他送葬。这么多年来，左邻右舍不管谁家有了干不完的活，他看到了都帮着干，就是生病的时候也不例外。那次我从北京回家后，从县里找了一辆便车把他带到淮北，准备从淮北乘火车前往南京。在淮北等车的时候，他要上厕所，我就陪了他去。那天刚下过雨，厕所里很脏，我就在外面等他。左等右等，他都不出来，我以为他又晕倒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晕倒过两次了。我连忙进去，看他是否平安。你猜他在里面干什么？捅厕所！因为那个厕所是露天的，里面到处是粪水，脏得人根本就不能下脚。他实在看不下去，就在里面找了一根很脏的棍子，往下面到处捅，想捅通那个粪池的下水道。此时他离去世也就二十来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忙得满头大汗。我说：“你已病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管这种闲事？”他听了很不高兴，就训我：“这里已经不能进人了，我把它弄弄通，有什么不对？”我只好赶紧也找了根棍子帮他捅，一直搞到粪水通畅了、地面干净了，他才肯走。他就是这么个人。
您父亲的善良品质，对您这一生的影响应该非常大。
是的，我的确继承了父亲身上很多的东西。比如他从来不撒谎，对人没坏心眼。不过我认为我更多的坚强是继承自我的母亲。我们那个家族很怪，从我的曾祖母开始，就是女性当家。我的曾祖父去世得早，曾祖母从三十多岁起就独自支撑家庭。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基本上还是女人当家。我的母亲生性非常刚强，在家里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包括我们家族经历过的很多事，她常常是其中的主心骨。所以我教育自己的孩子，从来就是四个字，第一就是“善良”，第二就是“志气”。头两个字来自我的父亲，后两个字则来自我的母亲。
您能谈谈对母亲的情感吗？
人到了四五十岁后，对父母的情感会比年轻时更深，因为年轻人没有做过父母，无法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难。人到中年后，养儿育女的事全都经历了，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父母多么不易！老母亲的身体非常好，八十多岁了，现在就住在老家县上的我弟弟家。她曾经到过南京几趟，但是住不惯。我弟弟的几个孩子在上中学，母亲至今还替他们一天做三顿饭，你不叫她做，她还生气。我现在想回去一趟也不容易，毕竟两地相距了近千里的路，但是每个星期都要打一次电话给她。她也只有听到了我的声音，心里面才会觉得踏实。
在您的创作作品中，有多部以黄河古道为题材的系列作品，这是不是跟您当时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是有关系的，我创作的题材虽不完全是黄河古道，但这是我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任何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那个地方是我的根。
您的好朋友评价您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还说您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忧思，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小时候几乎没有童年，所以性格比较内向，父亲、母亲两个家族的败落，给我留下了很多故事，我就充分淹没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做级长(那时不叫班长，因为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班干部，责任心比较强。长大后面对老老少少这么个大家庭，也应该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我是长门长孙。其实我也很想笑容满面，但是没办法，因为我几十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我也不是一坐下来就思考，有时只是坐在那儿抽支烟或者纯粹闷坐着，脑中一片空白。
1981年，您因为创作的小说《卖驴》而享誉文坛。同年您创作的另外一部小说《“狐仙”择偶记》，在文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这两篇文章却褒贬不一。据说您还因此好几次差点被抓起来，能给我们聊聊这段记忆深刻的往事吗？
《“狐仙”择偶记》发表后，《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都转载过，还引起了很多报刊的争论。首先得到肯定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理论家陈思和先生，他发表的评论文章叫《农民的爱情》，不过后来此文却陆续遭到批判，一认为我“污蔑”了大好形势，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我还把农村写得那么落后；二认为这篇小说“黄色”。其实我只是写了某农村寡妇的情，连欲都没写，跟今天的一些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就是因为它发表的时间比较早，有的人就不能接受，现在看来当然是笑话了。中国不可能因为昨天刚开过三中全会，今天农民就富裕了起来。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地方仍然很贫穷。当时对那篇作品的批判的确是很幼稚的，但是到了基层，某些人就认为不得了了。我们县当时也牵扯到“文革”中遗留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有关部门想把我抓起来，县委书记带头整我，亲自开会批判。我被关起来批斗了十天。弄得全家人寝食不安，父母亲、妻子和朋友也非常担心我，但是我心里很坦然，我觉得自己并没做错什么。我因《卖驴》一文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北京的一些著名前辈作家都当面告诉我，他们对我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至于某些整过我的人，除了少数是故意整人害人，多数也都是受左的思潮影响，其中的好多同志后来关系都是挺不错的。
您的长篇小说《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是您非常喜爱的作品，它们出自怎样的创作背景？
这两部作品是我《地母》系列长篇的前两部。在《黑蚂蚁蓝眼睛》里，我从一开始就把它放到黄河决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时中原一片洪荒，地形地貌都变了，人也死了很多，因此人和土地都回归了自然，不再属于谁的财富。这一部小说我写得非常狂放和恣肆；到了《天地月亮地》，社会就开始变了，因为文明的断裂不可能长久，在重建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土地又成为了财富，所以悲剧也在继续不断地发展。我还是在写人和土地关系的变更。
近来，关于江苏需不需要“标志性作家”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像陕西有贾平凹、天津有冯骥才……您觉得江苏需不需要、有没有可能出现相似的标志性作家呢？
作家会代表哪个地方或哪个地方出了一个成绩突出的作家，这可是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说谁想做“标志性作家”就能做得成的。
咱们江苏知名的作家有一大群，您对江苏的创作现状怎么看呢？
江苏作家的群体力量在全国是比较强的，没有几个省能像江苏这么强大。老中青几代的大作家，在不断地、一茬一茬地往外冒，这和江苏的整个文化根基有一定关系。
谢谢赵老师回答了我的这么多提问，使广大观众、广大读者对您和您的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