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是一条艰难的路，谁准备得更充分，谁就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准备就是积累，而积累是一辈子的事。
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各种积累，生活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艺术的积累，思想的积累，人生的积累，等等，积累的是精神财富，是人的分量，是脚下的高度和视野。
积累的渠道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篇小文里，我主要想和青少年朋友说说阅读，因为阅读是接近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就是源于阅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乡下考入丰县中学。丰县中学是当时全省很有名气的重点中学，学校藏书很多，因为年龄小，都是由班里统一借书，由班主任随意发放。记得我得到的第一本书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是一本内容很沉重的书，看了心里很痛。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现代文学。作者柔石是笔名，原名叫赵平复，读音和我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这让我好奇而激动，居然由此爱上了文学并萌生了作家的梦想。此后就不断跑图书馆借书看，有时上课也看，被老师逮住是经常的事。“文革”断送了我的大学梦和作家梦，不久回乡务农。到1971年参加工作，又重拾作家的梦想。那时我在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经常为报纸、电台投稿，有时间接触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有时间磨练自己的文字。但我知道这距离作家写作有很长的路要走。
家乡丰县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地，十分偏僻，我生活在那里，不可能认识任何一位文学编辑和作家，无法向别人请教，没人能告诉我文学究竟是什么，小说该怎么写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书看，从阅读中接触文学，感悟文学。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告诉我，做一个作家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能只看文学作品。于是我就到处搜集各类书，文学、政治、历史、军事、美学、哲学，凡能找到的书，我都视为珍宝。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书籍匮乏的年代，可看的书很少，以前的很多书籍都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毁掉了，封存了，要找到并不容易。不久县委、县政府恢复建制，革委会通讯组并入县委宣传部，我仍搞新闻报道。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大量从全县收缴来的“封资修”书籍，都堆放在县委宣传部库房里，这个库房和我的办公室只一墙之隔，但中间开一个小方洞，是放电话机的。拿开电话机，可以勉强爬进一个人。这真是天助我也。此时宣传部有一位同事，是我好朋友，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也爱看书。我们两个便约好了，经常在星期天没人时，爬进库房偷书看，一个在里头挑，一个在外头接应。
看完了放进去，再偷一批书出来，真是其乐无穷。但有一次却被军代表当场活捉，他大叫一声：“啊？隔窗偷书！”一头撞了进来。我们都吓坏了。谁知道他是恶作剧，大叫一声故意吓我们的。原来这位军代表也是个爱书的人，性情豁达幽默。我们曾听他讲过为部队首长写讲话稿时如何糊弄领导的事。他不仅没有处分我们，还一同分享了我们的“赃物”，后来又命人打开库房，让我们随意挑选。那些年，我就是这么寻找书籍，并如饥似渴阅读的。阅读不仅给了我极大的享受，而且给了我更多的知识，阅读杂书丰富了我的学养，阅读文学经典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好作品。上世纪七十年代，仍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学界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学已走入死胡同。我当时并没有急于写作，因为看来看去，很多发表的所谓文学作品不是文学。后来证明，那时不认识编辑和作家反倒成了幸事，因为他们告诉你的可能都是错的。而直接从中外文学经典中接触文学反倒走了捷径。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开始，我才动笔写作，并以处女作获全国大奖。后来评论界称我为“厚积薄发”，更让我理性地认识到积累多么重要。
2006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