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和同志：
你好！
收到你的信，格外高兴。九月杭州会议上，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事实上早就成了朋友。在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四年前，在上海《文汇报》上，你率先对拙作《“狐仙”择偶记》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此后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并因此使我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但我仍要感谢你。因为正是那场争论，使我的作品扩大了读者面，也使我自己增长了见识，世间的事原来这般有趣。
我以《卖驴》起步，至今在文坛上已走了四年多，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都作了尝试，共发表了六七十万字。按速度不算太慢，然而惭愧，作品多属平庸，自然也就没有在文坛上“走红”。好在我还沉得住气。我一直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惯了。
说实话，发表作品之前，我并非不想投师。但不可能。我那地方四省交界，太偏僻，环境迫使我只能靠自己。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斑斓的尘世，用自己的脑袋领悟人生的道理。除了读书，我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纳闷，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人做什么会受到限制，而想什么却是自由的。想想好笑，便独自笑了；觉得可恶，便发一通脾气；感到可悲，便红了眼圈，一个人在那里汹涌着感情。我曾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出神经病来。据说，文坛是个热闹的去处，而我却独自在荒野里踯躅，会有个什么结果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钟山》的一位老编辑蒋寿山老师，他沉思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文坛的事，知道也好，不知道更好。”这位老编辑当年和赵树理是至交，他本人历经磨难。我知道他的经历，也就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就这一句话，我把他看做恩师。可惜他已不幸去世了。
当然，我并没有打算与世隔绝。事实上，我每年都出去二三趟，看看听听，心中有数。我仍要走自己的路。
我脚下是一块沉重的土地，我无法写轻的作品。我喜欢凝重的东西，比如铁块、石头和黑色的土壤。但我又怕读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作品中又常有些幽默，尽管有些是流泪的幽默。回顾自己的作品，大致不外写人生、人性、人情、人道、人格。我还会继续写这些东西。但一年多来，我有些不满足了。总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左右我的情绪。八四年春天考入鲁迅文学院以后，这种莫名的感觉愈发强烈。置身于繁华的京城，到处都有现代文明的诱惑。但我却陷入深深的孤独。不知为什么，反而那么强烈地思念旷野。我相信，这决不是一个乡下人不能享受现代文明，而实在说，我可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他们什么都不缺，独少了大自然的恩惠。那么喧嚣，那么拥挤，天空那么混浊，月亮昏昏的，连太阳都不够光艳，人在这里，怎么受得了呢？但人们生活得极其愉快。他们看乡下人的目光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我愈发觉得悲哀，也就愈发向往大自然。
八五年夏天，趁学院放假期间，我带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在乡下跑了两千里路。从家乡的苏北出发，经皖北，入豫东，转道鲁西南，对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考察。我一直在写黄河故道，我不能不看它，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而又屡屡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河，究竟是一副什么形态。沿河走去，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摇撼得厉害。黄河确是一条伟大的河。故道虽已破败，但那空阔、辽远的气势仍叫人惊心动魄。我分明感到这里埋着一部辉煌的史诗。那史诗沉睡在地下，透过厚厚的黄土，发出一种放射波，我感觉到了！历史上，黄河曾决口一千九百多次，每一次决口，都使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泽国。而每一次决口之后，紧随而来的又必定是乱兵、土匪、杀戮和饥饿。当然，人并没有因此而灭绝，而是一次次地站起来重建家园。我真是感叹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但随着思维的延伸，我同时又在想，黄河老是决口，是不是因为人过于贪婪，把森林砍伐得太厉害了？人和大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包括今天“为人类造福”之类的口号是否有极大的狭隘性？科学和技术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如此等等。竟是越想越觉得不妙。也忽然明白，一年多来那种莫名的悲凉感是什么了。
显然，人不能退回蒙昧去，必然会走向更高的文明层次。但如果不清醒，“现代文明”给人类的威胁将远比黄河决口大得多。我宁愿以偏激的观点表现这种担心。《那原始的音符》就是一次探索。今后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写一点这类作品，并恳望听到你的意见。顺颂
撰安
赵本夫
1985年10月30日
（陈思和，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理论家，评论家）
附：陈思和《换一种眼光看人世》——土地·人·动物
他，就像他所来自的那块土地：质朴、厚重，既保持了慷慨悲歌的豪爽古风，又略带一点北方农民的狡黠。他一再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那块连接四省的兵家必争的土地：每一块砖石都仿佛是一部厚厚的历史，每一寸土地里都包藏着凝固了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杂居着来自各地的中国人的缘故，这块土地“聚集了所有的国粹”。正如他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在这块古老的中原土地上，充溢着金戈铁马，志在四海的雄杰之气，也游荡着鸡鸣狗盗之徒的顽贼魂灵；有世世沿袭的纯朴敦厚的民风，也有代代不绝的阴险卑微的心理；有反抗、追求、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也有麻木、安贫、知足常乐的惰性……”总之：古老而不变的土地，古老而丰富的人性。
诚然，他迷恋的是土地，而描写的则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他描写的是人类，而着墨的又往往是与人类共处一个世界的动物。这些动物——驴、羊、鸟、狗等等，可以说是赵本夫笔下最生动也是最成熟的艺术形象。当然，这决非说赵本夫的小说里只有动物的位置而没有人的位置，他写过不少精彩的短篇作品如《“狐仙”择偶记》《羊脂玉》《绝药》等，甚至他的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都没有描写动物；也决非说赵本夫只擅长于写动物而不擅长于写人物，他出色地创造过许多角色，如那个既有精神创伤、又按捺不住发家欲望的农民孙三，那个把农民的爱情观念与农民的生活道德融合为一体的小寡妇黑嫂，那个装疯卖傻、故弄玄虚的卖药老头崔老道等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大活人。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赵本夫最优秀的几个作品——《卖驴》《绝唱》《那原始的音符》——里，都活跃着生动的非人类的艺术主人公。这些动物在赵本夫的小说里不仅仅是一个道具，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类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也是主人公，而且不可缺少。
本夫写动物，没有离开人。换句话说，他着墨于动物的世界，着眼却始终在人的世界。最近在杭州举行的“长江三角洲”作家评论家讨论会上，本夫的发言耐人咀嚼。他说，我们习惯了用人的眼光看人世，一切都顺理成章，但为什么不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人世，譬如用狗的眼睛，用蚂蚁的眼睛呢？如果动物也有思维的话，它们眼中的人世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提得别致而且有趣，虽然我们无法了解真正的动物思维方式，也无从表现真正的动物世界，即使本夫笔底的“狗杰”白驹，也不过是人格化了的狗。描写动物世界，归根结蒂仍然是反映人的世界。
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当作家面对着异常丰富复杂的世界时，他除了靠通常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握它以外，是否还能以其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它？世界万物之间，人事沧海之幻，除了通常我们所感知的逻辑的因果关系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方式的联系关系？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感知世界的象征，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构成的形象来表现自己，那么，这种表现形态在艺术家理解与把握世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作用？赵本夫是个农民气质颇重的作家，他似乎想到了这些问题，却不愿意作过于玄奥的繁琐探讨，他只是牢牢地把握着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上所能见到摸到感觉到的两个世界：人的世界与非人的世界。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穿透了两个世界，以非人的世界为媒介，来观照人们的世界。驴、羊、鸟、狗，都是农村所常见的动物，借助这些动物，他不断地变化着自己把握观察人类世界的方式，开拓着他的探索领域。
驴——展现了的人世间
尽管《卖驴》在文坛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甚至被译作外文在北欧一些国家出版。但我觉得要理解赵本夫的艺术世界还须从它说起。因为这篇小说不但为赵本夫走上文学道路打响了第一炮，更重要的是它制约了本夫的创作风格的基本倾向。赵本夫是个幸运的作家。在他的《卖驴》《“狐仙”择偶记》等最初的一批小说中就稳定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来：以农民的幽默感来表现土地般深沉与质朴的感情，以民间传说中的机智与神奇色彩来寄寓作者对生活中某些形而上领域的思索。前者表现出作者气质上的多样性的内在统一，后者则反映了作者所具备的寓抽象于具体的才能，他沟通了两个互为对立的领域，使古老的民间传闻富有了现代的色彩。正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体现在气质上和内容上的两种互为对立因素的转化合一过程之中，动物的形象就恰到好处地成为这种转化的媒介。
《卖驴》中的驴，无疑是极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媒介作用。小说的人物世界无非是通过孙三老汉在卖驴事件上所表现的反复不定的态度，来反映部分农民对党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针由怀疑到信任的思想变化与心理变化。这样的主题在当时文学创作中也许可以说表现得比较早一些，但决不是唯一的。而且对农民这种心理状态的艺术概括，往往包含着许多历史的沉痛教训，幽默感如果失去分寸，会影响甚至损害这一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然而赵本夫却成功了，从大青驴误走火葬场到王老尚一记“神鬼鞭”治好了驴伤，通篇小说写得风趣、神奇、生机勃勃，幽默感与思想性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而这些风趣的场面不是来自于人物世界的描写，而是对动物世界的深刻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