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走了。玛格丽特变得愈发孤僻，也愈发狂躁，歇斯底里。吵闹，无休止地疯狂吵闹。罗贝尔终于无法包容她。不久后，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罗贝尔后来向人倾诉，他当时对玛格丽特极度的神经质感到厌倦。“她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我实在无法理解她。”
“丧子在她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觉得她要写本书。”玛格丽特的一位朋友回忆道。
写书。在第一部作品尚无确切的出版消息之时，她又开始准备属于杜拉斯的第二部小说了。
“一本打开的书就是夜晚。我不知为什么，刚刚说出来的话就使我泪流满面。”是时，她身上的痛苦与疯狂，已经成为一种强劲而孤独的力量。眼泪过后，唯有写作可释放。而那种力量，粗暴而野性，是毁灭，是吞食，也是成全。
1942年7月，产后的玛格丽特重新开始工作。她必须让自己在经济上得到独立。独立，即是自由。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顺利地出版，她决定先设法进入出版界。不久后，她果然成功进入巴黎书籍组织委员会，并成为出版评委会的秘书。新工作逐渐让她恢复了斗志，这位娇小美丽又乐于助人的女士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是年秋，因为工作上的一次联系，玛格丽特遇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一个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员，一个后来成为她儿子的父亲的男人，一个陪伴她20余年的情人。
“英俊。他很英俊。像上帝一样迷人。”第一次见到迪奥尼斯，玛格丽特就被他俊朗的外表吸引，并对他产生了征服欲。她随即建议他进入委员会工作，如此便可近水楼台。迪奥尼斯并不只是英俊。他虽然家境不太殷实，却因博览群书而谈吐不凡。他有着在出版社多年审读的经验，能够准确而迅速地鉴别一本书的优劣，目光独特而犀利。对于玛格丽特的作品，他经常能提出宝贵的意见。1943年，玛格丽特的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出版，她在扉页上致辞：“献给教我鄙视此书的迪奥尼斯。我的一个古怪的崇拜者！”
当然，对于玛格丽特，迪奥尼斯也并不仅仅是崇拜。面对玛格丽特炽热的爱情攻势，他很快就臣服了。他爱上了她，两人互通情书，频频幽会，在那个被战火侵袭的城市里，在婚姻之外，在彼此身上，不断探索新的激情，并在激情中获取最隐秘最狂妄的欢愉。
她是狂妄的。而比频繁出轨更狂妄的是，她想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新一种新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将情人与丈夫维系在一起，在她周围，三人和平共处。
在布西科广场，玛格丽特安排他们见了面。那一天，罗贝尔戴了一顶卷边帽，看上去无比儒雅。或许是他的仪表打动了迪奥尼斯，接下来便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迪奥尼斯与他侃侃而谈，两人竟越聊越投机，一次见面后，即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友谊，以及他们与玛格丽特之间的三角恋情，确实是可以平静并存的。即便后来罗贝尔与玛格丽特离婚，他们之间依然没有隔阂，且一直并肩走过了战争的风风雨雨。
写作依然在继续。玛格丽特给新小说起名为《平静的生活》，讲述的却是一个一点儿也不平静的故事。依然是被死亡阴影禁锢的家庭，依然是贫穷、仇恨、爱情、希望交织的情节线索。幽闭的内心，人性的孱弱，在她平静而无情的笔下，开出颓废的欲望之花。生活是一方沼泽，唯有不死的欲望，才可以抚慰疲惫的灵魂。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然而，不论是爱情，还是写作，给她带来的愉悦，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都因为一封电报的到来戛然而止。她的生活，转瞬被一种排山倒海的悲伤淹没。那样的悲伤，仿佛来自世界底层，来自痛苦之核，四面八方，除却悲伤本身，已无任何存在。
1942年12月底，玛格丽特收到母亲从胡志明市发来的电报。噩耗传来，她的小哥哥保尔去世了。他被上帝召唤走了。
我的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1931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胡志明市。十年之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的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
——《情人》
保尔死于支气管肺炎。当时正逢战争，没有药物。他病了，他的母亲没有让他待在身边，而是让他住在一间工作室里。母亲与未婚妻轮流照顾他。最后，病情愈发严重，医生也回天乏力。
“在小哥哥死去的时刻，这一切本来也应该随之消失。而且是通过他。死就像是一条长链，是从他开始的，从小孩子开始的。”
小哥哥死了。尸体沉入出生的土地，那一片茫茫的泽国。带着对死者的祈祷。
如此，几个月前，孩子离世的悲痛又重新出现了。悲痛之中，又衍生了新的悲痛。她说，我的小哥哥已经把我和他聚合在一起，所以我是死了。是的，她是那样地爱着小哥哥，那样强烈的、隐藏的、有罪的爱、时时刻刻的爱，比爱自己的孩子更甚。
半个世纪后，她为一个英国的年轻飞行员写下一篇悼念的文字，里面游离的，全是对小哥哥的爱。爱的影子里，还有着她死去的孩子。
“我从未想过我能写这个。这是我的事，我，与读者无关。你是我的读者，保尔。既然我这样对你说，这样对你写，这便是真的。你是我一生的爱……在我们的整个童年，在你的整个童年中。”
她忆起童年时，与小哥哥一起在大河谷的田埂上玩到太阳落山，夕阳的影子将光辉涂抹在他的身上，像一层流淌的碎金子。他埋头在她怀里酣睡，宛如小小孩童。太阳下山后，大海无处不在。田野里的风将人吹拂得格外温柔，她守着他，一直到夜幕沉沉。她就那样守着他，不让毒蛇、黄蜂或凉湿之气侵袭他。他是她的孩子，她轻轻吻着他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爱他。
飞行员的死亡对她而言是一件具有私人意义的事件。譬如他孩童的化身，暮色一般的蓝色瞳仁。譬如他像小鸟一样的死亡，战争中的死亡，永恒的死亡。战争的色调，童年的色调。她想起胡志明市附近那个有着小哥哥尸骨的万人坑。她想起他的眼睛，曾被她轻吻过的眼睛，曾饱含过忧伤、喜悦和爱情的眼睛。还有，停留在他眼洞里的最后一丝痛苦的微笑，而她没有亲眼看到。永远也看不到。
孩子、小哥哥、飞行员，他们都是亡者。包括一部分的她自己。死亡是任何爱情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她说，“他们都一样，死亡也能施洗礼”。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得到小哥哥死讯的时候，她正在创作小说《平静的生活》。她的笔触之下，是永远走不出的童年，走不出的家庭关系，走不出的绝望之爱。她的创作与其密不可分。
“我背负了太多的悲剧，它们四处发生。”死亡是对爱的洗礼，文字是对死亡的祭奠。小说中的人物替代她度过了童年，替代她体验悲痛和死亡，替代她蓦然将爱情掩埋在童年深处。她知道，小哥哥会成为她的读者，也会在她的过去里见到她的明天。
我的生活是一片沼泽
“就在这一刻，我随着成千上万的事物朝下滚：男人、女人、牲畜、小麦、岁月……”
1943年，罗贝尔在巴黎信息总部担任宣传秘书一职。其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他认识了未来共和国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时，密特朗刚从集中营出来，他正在组织一个抵抗运动。抵抗德意志、抵抗法西斯，以及与战俘、放逐者有关的系列运动。是年底，罗贝尔就在信息部辞职了，他加入了密特朗的抵抗组织，并以无与伦比的诚心、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热忱，成为组织中的一员。
“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加入了抵抗组织，只因为我们是值得信赖的正直的人。”1944年2月，在罗贝尔的影响下，玛格丽特也辞去了出版社的职务，与丈夫一起加入了密特朗领导的抵抗组织。她专门负责社会事务，即了解被逮捕人员家庭方面的工作。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永远见不了面。从加入抵抗组织那天起，我们就断绝了往来。后来有一天，我丈夫被捕了。再后来就是分离和逃亡。”
那是她第一次深入政治。在抵抗组织工作是隐秘而危险的，每天被敌人包围，随时可能出事，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当时一旦被捕，就要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玛格丽特深知其中利害，身在险境，她不想连累迪奥尼斯。所以，自从加入抵抗组织后，她就不再与心爱的情人往来了。
可是，令玛格丽特没想到的是，不久后，迪奥尼斯也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他成了她与罗贝尔亲密的同伴，成了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在抵抗组织里，罗贝尔化名勒华，玛格丽特化名勒鲁瓦夫人，迪奥尼斯则化名为马斯，他们一起为爱国运动倾注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在不平静的生活里尝尽惧怕与凶险。
1944年春，随着盟军的登陆，巴黎的抵抗组织也遭到了严厉的搜查，很多核心成员都被捕了。是年6月，又有一批成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罗贝尔及其大妹妹玛丽·路易丝。在迪潘街，他们落入了纳粹敌人布置的陷阱里，被捕后流放德国。在流放的过程中，玛丽·路易丝因身体虚弱失去了生命，罗贝尔也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我在呼吸。从鼻孔里呼出的气息真实、微湿、温热。我终于活下来，虽非出自本意。我的生命执拗地朝前走，此刻似乎停了下来。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感觉两个手心是我的：属于我，属于此刻正在承受我的发现的那个我。就在这一刻，我随着成千上万的事物朝下滚：男人、女人、牲畜、小麦、岁月……——《平静的生活》
生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它们有着潮湿而温热的气息，与呼吸混在一起。它们倾听着心跳的声音，倾听着岁月坠落至绝望深处的破碎的声音，倾听着死亡与孤独的猎猎回声。
那一段时间，设法营救丈夫，是玛格丽特全部的心思。罗贝尔于她，不仅有爱、有亲情，更有精神依附。在抵抗组织里，她做的是安抚被捕人员家庭的事务，却无论怎样也安抚不了自己。她消瘦得厉害，但还是坚持每天出去打听消息，在不安、恐惧、无望与焦灼中，度日如年地等待。尽管情人迪奥尼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支持她、鼓励她。
“我的小玛格丽特”，他吻着她，让她安静，满怀的怜意里有着万般柔情。而他的小玛格丽特却说：“亲爱的，我的整个容颜遭到无谓的摧残，逝去时光的摧残……时光像水磨一样把我抽干。你看，我的生活是一片沼泽，无论我怎样挣扎，也只能发出厌倦的汩汩声。”
为了早日救出丈夫，玛格丽特甚至主动去亲近德国警察署的人。罗贝尔被抓后，就曾有人看到她与一个叫戴尔瓦的男人频频约会。“她往索塞街走，看见戴尔瓦就习惯性地给他使眼色。为了能给丈夫和小姑子送包裹，她在戴尔瓦面前大显魅力，戴尔瓦也认为她非常迷人，就明显地开始向她献殷勤。而杜拉斯则不动声色，任其表演，即使是难以忍受，也没有反感的表示……”
戴尔瓦是德国警察署的人，通过他，玛格丽特打听出了丈夫被关押的地点。虽然那个声称可以营救罗贝尔的戴尔瓦并不具备帮助她的能力；虽然他告诉她的关押地点并不正确，但她依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她宁愿听到谎言与托辞，也不愿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茫然等待，一无所知，一无所获。她必须讨好他，甚至迷惑他，为了救出丈夫，她不惜一切，哪怕希望再渺茫。她将那一切付出都视作是战争。她深入其中，像一个疯狂的斗士。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国解放了，历经5年，战争的噩梦终于结束了，举国上下一片欢庆。
玛格丽特也终于收到罗贝尔来自达豪集中营的信：
“我的宝贝。上周的此时此刻，在集中营里还能听到机关枪的响声。我们被关在监狱里，枪声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改变了地球……我必须回去，我没有生病，但我精疲力竭，因为集中营的生活实在太累人了……我可能老了100岁。剩下的就是幸福了……”
落款时他说：“和你在一起，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哭了，她赶紧回了一封信，感谢生命的奇迹：
“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回来的。我在地狱中坚持了多长时间……亲爱的罗贝尔，我的宝贝……你要有耐心，不要吃太多饭，不要喝酒，最好滴酒不沾。天气很好。这就是和平。明白了吧。罗贝尔，今天的天气多好啊！你牵制着我的生活。我引为自豪的是，我和你生死会相随……回来前给我打电话……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1945年5月13日，在迪奥尼斯的帮助下，罗贝尔被成功从集中营带出，并送至巴黎家中。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到家时仅余奄奄一息。玛格丽特日夜守在床边照顾罗贝尔，那一段时间，她哪里都没有去，只是尽心尽力地陪伴在丈夫身边。
罗贝尔躺在床上，跟她细细地诉说着在集中营痛苦的经历。一年来的暗无天日，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和信仰。回忆起纳粹的残酷，罗贝尔情不自禁地浑身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