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神秘的“白团”
提到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的“蜕变”，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军顾问团。其实，最早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造的，不是美国军事顾问团，而是来自一个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顾问团，这个被称为“白团”的神秘组织的面纱，一直到近年才被揭开。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全面溃败，证明其各级军官的无能与军事素养低劣，需要严加培训，可培养他们的师资又在哪里？困境之中的蒋介石四处无援，居然想到请日本教官对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培训。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对日本的军事教育印象极佳，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时常称赞日本官兵的军事素养。而此时蒋能与日本旧军官联络上，得益于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部分侵华军官，尤其是冈村宁次等人的“以德报怨”政策。冈村宁次是抗日战争末期日军在华的最高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出于日后对抗共产党的需要，对冈村宁次等人予以宽大处理，让他留在中国暗助其“剿共”。由于蒋介石等人包庇，在1949年的军法审判中，对中国血债累累的冈村宁次等一批侵华日军军官竟被判决“无罪”，由汤恩伯护送回日本。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甚至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将其引渡回中国，重新审判。
国民党军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在美国表明其“弃蒋”政策之时，蒋介石向冈村宁次提出希望在军事上协助的要求，而冈村宁次等一批得到过“庇护”的旧日本军官，也“知恩图报”，密商组织力量帮助蒋介石。1949年7月，冈村宁次等在日本秘密招募旧军官，经挑选后，决定由曾任日本第二十三军参谋长、华南派遣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少将为总领队，前海军少将山本亲雄（化名“帅本源”）与前炮兵大佐李乡健（化名“范健”）为副领队，率17名旧日军兵团参谋或连队长级军官组成“白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过侵华战争，少量人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富田直亮（以下称其“白鸿亮”）通谋略，曾在华南战场上指挥日军攻城略地，无恶不作，施放毒气杀害中国军民，战后被关押，但未经任何审讯，便跟冈村宁次同船被遣送回日本。他对蒋介石很感激，在住所内悬挂蒋介石的照片。为掩饰其身份，所有日本军官也均以中国化名。日本参谋团所以取名“白团”，一方面是因为领队的化名“白鸿亮”，另一方面是以帮助蒋介石以“白”来对抗“赤色”共产党。“白团”组成后，其成员在东京的一家旅馆签下“血盟书”，保证效忠于蒋。
1949年11月1日，白鸿亮飞抵台北，他曾到重庆协助国民党军，失败后再返台北。至1950年初，先后到达台湾的旧日本军官共达19人，这是“白团”的最初班底。“白团”在台的最初任务是设计台湾防卫计划，帮助蒋介石重整军队，尤其是施予精神教育。台湾军方将“白团”成员安排在台北以西的军事基地内。那里建有日本式房屋，树林茂密且戒备森严，保证外人无法接触。蒋介石聘请旧日本军官的方式，与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聘请德国顾问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其私人邀请而非“政府间”合作，顾问均是退役而非现役军官，顾问的责任都是协助其对共产党作战与训练军队。
聘请“白团”旧日本军官的事情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命令彭孟缉负责此事。日本侵华造成中国巨大的灾难，日本军人在中国烧杀抢奸，犯下的滔天罪行尚未清算，请其来当“座上宾”，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而且从军事上讲，日军是向中国军队战败投降的，是“不能言勇”的手下败将，有何能耐训练指导中国军队？！即使有与共产党作战的压力，蒋介石这种不顾民族大义、“认贼为友”的行径，也要受国民党人的指责。
对“白团”这么重要的事情，蒋介石日记中不能不记，又不敢明确地记，故相关的记载十分隐蔽，多数情况下以“日本教官”来称之，需要配合其他资料才能理出脉络。1950年1月初“白团”第一次出现蒋的日记里：“召见彭孟缉，商议日本教官参观凤山训练情形。……约岳军、雪艇、立人聚餐，谈英美外交关系及李白态度。”【1】由这段日记，我们可以推测，到此时聘请旧日本军官的事情连张群、王世杰、孙立人这些蒋十分倚重的人都尚不知晓。如何向自己的部下说明，蒋也没有把握，他把“任用日员之理由说明”列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向其高级将领说明任用旧日本军官之事，遇到了抵制，他在日记中记道：“正午，研讨用日本教官事，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多数仍以八年血战之心理难忘，此固难怪其然，故对日人之用法，应另为检讨也。”【2】以蒋介石的权威，而多数人仍敢反对，是因为理由太充分了，八年抗日血战相去不远，如何能接受敌人的“训练”？蒋介石也不得不表面上接受反对意见，要“另为检讨”。然而，在当时四处无援的情况下，蒋利用旧日本军官训练部队的主张是坚定的。他后来又对高级干部专门训话，说明“日本非中国不能生存，日本亦非中国不能独立之道”，并以是否接受日本教官作为对他个人信仰的标准，而不信仰领袖，则事业不能成功。实际上是强制大家接受。【3】他后来想到的办法，就是在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之下，分设“圆山军官训练团”，从部队中选拔年轻、有一定文化、体格健壮、“反共意识强”的上士以上官兵数千人，由“白团”教官，实行半封闭式军事训练，以期两年后全军推广。“圆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彭孟缉任教育长，具体负责。
5月21日，军官训练团开学，蒋介石亲自到冈山主持开学式，并对参训军官“点名训话”，他不但在训话中向军官们说明“聘请日本教官之重要，与中日将来必须合作团结之关系”，而且在聚餐后又“讲解‘大亚洲主义’之要义”。【4】蒋介石在此时既用现实需要为自己的行径辩解，更搬出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做挡箭牌。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强调“亚洲”与“欧美”的对立，有争取日本支持的现实背景，曾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篡改来搞“东亚共荣圈”，侵略中国。汪精卫也曾以此为其卖国行为张目，此时蒋介石也搬出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的招牌来为自己的行为遮羞。次日，蒋介石“召见日本教官训勉”。【5】这可能是蒋第一次与“白团”成员见面。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十分重视，他也担心团员的反日情绪会影响训练质量，“甚恐学员对过去敌意难忘与自大自弃，不能虚心受教获益”，故他时常去视察训话，与团员谈话，了解情况，自称是“不遗余力”。训练团第一期共5个星期，他前后去对团员训话11次，对训练成果与日本教官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6】
本周发现军官训练团之无限的希望，其团员多半优秀，超过其军、师长高级将领远甚。此为今后革命惟一之基业，故对于考核与组织亦不遗余力。而日本教官之教育得法与努力，卒使全体学员消弭敌我界限，以建立今后中日合作之基础，更足自慰。
6月27日，蒋介石出席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他表示“此期训练之成效，实超过所预期者”。蒋对日本教官的态度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他以前还较含蓄有保留的话，现在变成了大肆赞扬，更将白鸿亮比喻为朱舜水（蒋日记中此时也第一次出现“白鸿亮”的名字），强调要“尊师重道”，“令学员对（日本）教员须特别优礼与尊重”。【7】朱舜水（1600—1682），原名朱之瑜，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曾参与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失败后流落日本，传授儒学，在日本颇受尊重。事后，蒋对如此赞美旧日本军官，强迫中国团员对其特别优礼，也有“似或太过乎”的感觉。
训练团第一期的成功，使得蒋介石要继续利用日本教官办下去。蒋的观察是“训练课目与方法亦更进步，学员得益收获亦比以前数期更大”，更重要的是，“白鸿亮教官讲述武士道，对于学员感觉尤深”。国民党军队溃败后，军心涣散，毫无信仰，此时日本旧军人传授的“武士道”竟成了蒋介石收拾军心的救命稻草。【8】1950年下半年，美国已经表明军事、经济援助台湾的计划，但蒋制定了依靠“白团”扩大训练军官的计划，并增建了新的学舍。到1951年夏天，“白团”规模最大时，日本教官竟达到83人，全是旧日本军队中从少佐到少将级的核心精英，有人折算，他们的参战与谋划能力，相当于战前日军三个师团的参谋力量。冈村宁次本人还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以后又担任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战友会”副会长等职。
蒋介石将“白团”在台湾当成最大的机密，知之者甚少，但终归纸包不住火。1951年春天，还是有香港的报纸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行踪，报纸指出，这是非常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码的民族尊严。大陆方面也了解此事，但当时并不太在意。大陆的基本判断是，前日本军官与国民党军队的结合，并不能构成多大的战斗力而威胁到大陆的安全。对蒋介石更大的批评与压力来自美国。美国军事顾问团到达台湾后，希望用美国的军制与装备改造国民党的军队，对蒋介石任用旧日本军官的行径提出批评。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要求解除对日本军官的聘任。这使蒋颇为头痛：“近日思虑最痛迫切之事，莫过于美国顾问团蔡斯报告其建议书，而对于日本教官今后运用之计划更为费心，在静坐与默祷时几乎不能遗忘。”【9】“考虑美顾问对日籍教官之排除问题的解决办法颇久。”【10】就在蒋犹豫不决之际，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摩尔又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演讲和撰文，抨击蒋介石秘密招募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去台湾训练军队的行为，批评其做法是“轻率的、非理性的”。这使得以“民族英雄”自居的蒋在国际上非常难堪。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白团”的存在（多数台湾的民众也是近年才知道“白团”真相的）。同时，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本军官送返日本。
美国的压力，使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规模与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但却没有阻止蒋利用旧日本军官为其服务的决心。为了避美军耳目，“白团”从1952年起转移至石牌，并改以“实践学社”之名继续活动。仍留在台湾的白鸿亮等人，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官，转而着重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提供咨询。他们还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白鸿亮等人仍隐蔽不定期地去台湾的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白团”协助蒋介石培训军官的形式较多，有专门训练师团长、兵团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的“长期高级班”，也有训练兵团参谋、连队长级军官的“短期中级班”。各类训练班用不同的名称来遮人耳目，如“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战史研究班”、“高级兵学班”、“战术教育研究班”、“动员干部训练班”等。据不完全统计，经由日本军事顾问在台训练的国民党各级军官约6000名。蒋介石对经过“白团”的训练军官格外青睐，台湾军中一度有非经过“实践学社”培训不得晋升师长级以上军职的传言。蒋介石本人也是“白团”的听众，1951年曾让白鸿亮专门为他讲“战争科学与哲学”达6小时。【11】 1953年，他又请日籍教官系统地讲解古今战史，包括“甲、太平洋日军失败之战史；乙、亚历山大；丙、菲特主大王；丁、拿破仑各战史”。并将此事记入当年的“总反省”中，称听完讲解后“皆有心得，于我今后作战之助益必多”。【12】
由于美国的反对，1953年后“白团”在台湾的影响日益缩小，作为集体军事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消失。因而，美国方面也不再强烈抗议，蒋对此深有感受，在日记中写下：美国“对我在实践学社日籍教官之特别训练工作，而竟亦停止其抗议”。【13】然而，蒋介石与旧日本军官的密切关系持续了很久。冈村宁次纠集了一批前日本高级军官，在东京成立军事研究所，对外号称“富士俱乐部”，定期开会，配合在台湾“白团”的需要搜集战史、战略与战术资料，分不同专题将数据资料寄送到台湾。至1963年，寄到台湾军事图书约7000册，各类资料5000余件。1954年，“白团”曾制定了“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交给蒋介石参考。1958年，“八二三”台海危机在大陆炮击金门发生两天后，白鸿亮率少量“白团”成员巡视金马防务，对守备区指挥部的作战有所建议。1963年，“实践学社”关门结束。白鸿亮被聘为“陆军总司令总顾问”，他与江秀坪（岩坪博秀）、乔本（大桥策郎）、贺公吉（系贺公一）、楚立三（立山一男）组成“实践小组”，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内工作，由蒋纬国充当联络人。
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在1968年撤出台湾，次年2月在东京正式解散，其时尚有23名成员。由于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原因，白鸿亮本人则一直留在台湾，到1979年去世前才回日本。神秘的“白团”前后持续了18年，对台湾的军事影响较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蒋介石为什么对有着官方协议来全面帮助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处处防范，而要甘冒各种批评对偷偷摸摸到来的日本旧军官有那么大的兴趣？除去他早年受日本军事教育，印象深刻外，从蒋介石个人的经验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历史上蒋介石打过交道的官方军事顾问团包括苏联与美国，这些顾问都依靠本国政府的政治军事资源，在支持蒋的同时，也维护其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对蒋并不“尊重”，最后多以不愉快而结束。而日本旧军官完全受聘于蒋本人，听命与效忠于蒋，甘心成为蒋的工具而不会干涉蒋的决策，这与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相似。而这是处于逆境而心理倔强的蒋介石喜欢的模式。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压迫蒋介石解聘“白团”时，蒋极端愤怒，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人在援助的同时，时刻不忘对他进行“侮辱与卖弄”，使他对美援有“受之有愧，而却之不恭之叹”，一度发狠说：“我宁不接受其援助，而不愿再受其长此侮辱污蔑，以丧失我国格与士气也。”【14】
二 政工改制，整饬军纪
1950年初，蒋介石控制的台湾岛的局势，用危如累卵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后，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溃败已成定局，至蒋介石“复职”之时，国民党军在大陆的力量所剩无几。国民党最倚重的盟友美国也态度暧昧，其总统杜鲁门在1月5日明确表示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15】所幸仗着其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利用大海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军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暂时保住了台湾、海南、舟山等沿海岛屿，以图与共产党继续对抗。但人民解放军利用高昂的战斗士气，驾木舟帆船，开始探索海岛作战的经验，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也解放了不少沿海重要岛屿，积累了许多海岛登陆作战经验。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加强海空军建设，海空力量迅速壮大，与国民党海空军的差距不断缩小。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峡沿岸集中了数十万大军，加紧赶制战船，进行登陆演习。在蒋介石复职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北京表示：“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一定要解放台湾”是其时新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
国民党新败之余，惊魂甫定，对对岸的隔海摇旗呐喊，心惊肉跳。台湾岛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局势动荡。蒋介石复职前后，采取各种措施，整饬军纪，改革政工制度，整肃“匪谍”，调整军事部署，动员民众，以保卫这最后弹丸之地。
蒋介石控制军队、整饬军纪的重要手段，是在军队中恢复以统一官兵思想、监督官兵言行的政治工作制度（简称“政工制度”）。他在1950年的工作计划中，把恢复政工制度放在重要位置，安排手下干部提出方案，研究实施。1月中旬，蒋介石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中与他人“研讨政工制度问题”。【16】他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的士兵或斗士的”，所以，必须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作战制度，以激励军队中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牺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才能达到，藉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7】但大陆时期，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工作令他非常失望。1950年1月5日，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的演讲，检讨国民党军队失败的根源。他说：“就制度而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度取消，政治部改为部队长的幕僚长以后，军队的监督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蒋介石早年访问苏联，对红军的党代表制度曾大为赞赏。国民党在1924年进行改组时，曾仿照苏联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国民党反共以后，其军队的性质蜕变，各级党代表也被废除，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主要靠对派系与私人的忠心来维持。结果，部队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纪荡然无存。蒋介石也意识到“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因此，蒋介石指出，重建军队的监察制度，从改革政工制度开始，在军队中“从长官公署至连排，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最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以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他还特别说明，他将亲自领导重建政工工作，“我一定大公无私，慎重选派优秀积极人员来负责执行，务期能建立崭新的革命阵营，扫除一切腐败贪污的积弊，来雪去我们过去的奇耻大辱”。【18】
基于上述认识，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50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恢复在军队中的党务，以建立国民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加强军队战斗力。根据这个决议，蒋介石派其长子蒋经国与“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筹划政工改制工作，准备全面接管。
蒋介石“复职”后，加快了政工改制的步伐，将“国防部”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命蒋经国为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选择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除了血缘上的关系便于操控外，也与其经历有关。蒋经国曾于1925年10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过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入列宁格勒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做过工厂的学徒、厂长。1937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赣南行政督察专员、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工作作风硬朗，甚至可以说是有“左”倾色彩。因此可以说蒋经国是熟悉该工作，有军事、党务和政治经验，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为蒋经国全面介入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机会，也为其将来全面接管台湾奠定了基础。
4月1日，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国军政治工作纲领》公布实施。纲要规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一、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器；二、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三、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四、激发官兵战斗情绪；五、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19】按照上述纲要的精神，蒋经国在各部队中自上而下安插骨干亲信，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政工体系。各部队政工人员根据蒋经国的命令，向士兵灌输反共思想，及效忠于蒋介石的教育，鼓励士兵和士兵之间、军官和军官之间、官兵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为了促进政工工作的开展，蒋经国举办各种活动，要求政工干部们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交流，以共同提高政工业务水平。6月19日，“国防部”政治部政工业务会议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召开。会议在蒋经国的主持下，围绕台湾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及如何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提高国民党军战斗力等问题做了详细的研讨规划。会议结束时，蒋介石亲自到会，集合政工会议的全体会员点名并训话，阐述“中共必败”的道理，要求政工人员努力研究政工方法，提高部队战斗力。他说：“革命固然要有道理，维护传统精神和文化是我们革命的基础。但革命的方法也很重要，现在革命的道理完全在我们手里，如果方法不好，也难免不遭受挫折。”【20】
为了提高政工干部的素质，适应政工业务发展的需要，蒋介石父子还加紧了政工干部的培训工作。3月1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台北开学，学员达3821人。从学历来看，学员中有原陆大毕业者21人，中央军校1045人，中央干训团417人，战干团160人，各部队训练班1138人，专科以上学校146人；就军衔而言，上校学员277人，中校353人，少校694人，上尉约占1/3，中下尉约占1/3，很多曾任参谋长、团长、政工处长。班主任由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兼任，各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均有少将军衔。“政干班”毕业生被分发到各部队任职，从事政治工作，积极进行反共活动，而“政干班”也被台舆论界称为“政治、经济、军事性的反共堡垒”。【21】
1950年9月，蒋经国又让亲信、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王草拟“政工干校”的建校计划，以把政工干部的培养、训练由短期、临时变为系统、正规，形成制度化。次年2月，成立了建校委员会，选台北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把竞马场改名为“复兴冈”。1952年11月正式招生。干校的教育宗旨为“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使命”。【22】干校为国民党军队培养了大批政工干部。1952年，国民党在军队建立了特别党部，蒋介石甚为高兴，认为是奋斗的结果，“实已奠定建军之基础大业矣”。【23】
政工改制大大强化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军队的控制。目睹其整个历程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改组后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军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司令官。这样到1951年底，蒋介石就能确信所有的军官，我（吴国桢——引者注）是说旅长以上的军官，都是他和经国的人了。”【24】
那么，政工制度的改革，对于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作用？江南在其《蒋经国传》中的评述颇有见地，他说，“政工监军制度……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制胜”；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又比较受重视，“两者往往难以兼顾”。【25】政工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在军队内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控制力量，而政工人员干预军事指挥、军官晋级不以军事才能而以政治标准等种种错误，则引起了官兵的强烈不满。还在蒋介石提出要在军队中恢复政工制度之时，陈诚就在会上当面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蒋恢复政工制度的想法是“迂谈”，必然导致蒋任意干涉事务，“使诸事拖延，台湾召乱，皆由此而起”，当时，闻者皆相愕，蒋竟也一时不敢强求。【26】数年之后，“孙立人事件”的发生就源于其对政工制度的抨击和对蒋经国干涉军事的批评。当然，更多的人对军中政工人员的飞扬跋扈是敢怒不敢言。
蒋介石在军队中推行政工制度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1951年美国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后，对台湾军队以美式装备进行整编训练，美国的理念与蒋介石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想法有极大的冲突。蒋、美双方在政工制度上的矛盾一下就显现出来，且几乎激化到不能收拾的地步，蒋介石甚至怀疑美国的对台湾军队设政治部的批评，是美方要直接控制军队架空自己，“此乃其国务院国防部毁蒋（介石）之一贯手段也”。【27】他在1951年底的日记中专门记载了这场争端：【28】
美国军援代表团四月派来以后，以六月杪韩战停火会议开始以来，对于军援并无一枪一弹之到来，而且对我经济与政治之控置，要求无已，尤其要求取消政工制度，必欲动摇我中央军事经济之控置权移于总司令部，以便其军援团之控置也。幸政策坚定，不为其外物所动，直至年杪，方运进若干子弹而已。
1952年，美国驻台陆军武官包瑞德与美军顾问团又对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部发起批评，蒋介石认为这受“‘共匪’之操纵”、“肆意破坏”，让他找不到“妥善之对策”而大伤脑筋。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的决心，以阻止其批评，蒋下了最大决心，“要求美使撤换包瑞德，以全邦交也”。【29】然而，这一问题并未解决，作为妥协，蒋介石只能同意美国顾问团在其政治部内专门派驻顾问，巡视政治部的工作。双方在政工制度上的矛盾冲突，一有机会就泛上台面。1953年，蒋介石决定完全接受美式军制，“国军教育方针、决定采用美制之实施”。美国军事顾问团再次提出“反对政工制度，要求改正”，蒋介石则认为是“无理干涉”，而“暂置不理”。【30】
其实，若根据台湾“宪法”规定，在军队中设立国民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该“宪法”第138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以达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废除军队中政工制度，撤销军中党部，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成为日后反国民党人士长期的政治要求。至于其对士兵进行的反共宣传和反共思想的灌输，则是建立在对事实歪曲之上的愚兵政策。
大陆时期，军队中结党营私，任人惟亲，导致军纪废弛，部队战斗力下降，且散兵游勇骚扰民众，强抢财物，强派壮丁，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形象。对此，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因此，在进行政工改制的同时，也下令整饬军纪。3月26日，刚上任的新“参谋总长”周至柔即“奉命整饬纪纲”，对各种违纪官兵严惩，直至交军法局审办。
防止贪污腐败，是整治军纪的重要内容。大陆时期，一些国民党军官除贪生怕死外，还爱财如命，虚报兵力吃空额，倒卖军事物资赚钱。蒋介石对此深恶痛绝，为此对军官的贪腐行为严加管制。他先从制度层面着手，将所有物资与仓库全部收归“联勤总部”负责，下令“陆海空三军物资对流，所有各总司令据为私有之仓库，一律交予联勤总部办收管”。【31】部队长官不再经手物资，使其无法倒卖。而一旦发现贪污的军官，则严惩不贷。长期担任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对蒋介石颇为忠诚，是蒋的爱将，1949年指挥27艘战舰及其船只共计15万吨位撤到台湾，成为海军的基本班底。桂永清虽然一度抵制政工人员进入海军，与蒋经国产生矛盾，但蒋介石对桂仍能容忍，在1952年免去其“海军总司令”职的两年后即提拔其为“参谋总长”。然而，桂永清上任不久，即有人向蒋举报桂在任“海军总司令”期间，曾利用购置军舰、采购零配件之机“巧取豪夺，贪污了大量军费”。这使蒋介石十分震怒，下令彻底清查。桂永清自知贪污问题一旦暴露，蒋介石绝对不会轻饶，于1954年8月在家中自杀，距其担任“参谋总长”才45天。【32】
6月11日，“国防部”政治部又颁布《国军纪律须知》，目的皆在“整肃纪律、融洽军民”。《须知》由“四大纪律”和“爱民守则”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服从命令、严守秘密、缴获归公、秋毫无犯等内容，后者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道、尊重妇女、不打架不争吵、不损失庄稼、不砍伐树木、借住房屋要先商量、尊重风俗、借用东西要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乘坐车船要守规则、没有准假不外出等规定。【33】就具体内容而言，这一《须知》很接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史料证明前者参考了后者，但说这些具体的规定确实是针对国民党军队侵民扰民的劣迹而制定的，且力图改善之，大概不为过分。
为重振军纪，蒋介石还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挑出几人，严厉惩处，杀一儆百。第六兵团司令、陆军中将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陆军中将李天霞均以“身为高级将领，指挥大军于平潭战役激战之际，不能身先士卒，督师杀敌，乃竟畏缩不前，先后擅自撤退，致影响军心，战事失利”罪名，被交付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并于6月14日被军事法庭以“不尽其应尽职责，临阵退却”为名，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公权10年。【34】
国民党内“畏缩不前”、未败先逃的高级将领不在少数，李延年、李天霞不是仅有的两人。与丢失了整个大陆相比，丢失一个小小的平潭岛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遭到了严厉处分，只能说是运气不佳，撞到了枪口上。
三 ”防谍肃奸”与制台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对敌情报工作，对于猎取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分化国民党军阵营，瓦解其士气，动摇其军心，促使其溃败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人甚至将策划国民党军队大量阵前倒戈起义，称之为解放军攻势、国统区反蒋民主运动之外的“第三条战线”。蒋介石对此也有深刻反省，他说，共军制胜“完全是由于我们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给共产党的侦探提供了渗透的机会。他们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渗透入国民党的核心，或者从中获取情报，或者干脆控制、打乱其首脑机关，使指挥中枢失灵，造成军队迅速瓦解。蒋介石并把中共这种渗透工作称为“断头战术或挖心战术”。【35】吃过大苦头的他自然十分害怕共产党的势力再潜入台湾。
国民党政权虽退守台湾，但它的社会基础却非常不稳，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怀有深深的敌意。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50年的台湾民众无不扬眉吐气，欢天喜地，他们把来接收的国民党官员、军队当成“祖国来的亲人”迎接。但没料到国民党政权如此腐败，对他们政治上百般限制，经济上巧取豪夺。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事件”，提出革新政治的要求。国民党官员先是欺骗民众拖延时间，暗中却从大陆调集军队。大批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开到台湾后，立即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重大伤亡，对台湾人民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时的蒋介石绝不会想到3年之内会惨败如此以至到这个“孤岛”上寻找栖身之地。虽然是挟着大军及整个政权迁台，且亲自坐镇，但蒋介石仍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否则，真的会沦到“退此一步，即无死所”了。
作为第一步，国民党首先在台湾建立起严酷的“戒严”体制，并长期推行之。1949年5月9日，陈诚宣布在台湾实行“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零点开始，台湾全境实行戒严：（一）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警备总司令部监督下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二）基隆、高雄两港市每天上午1点至5点为宵禁时间，两市所有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也必须在下午2点之前停止营业；（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等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必需办理登记手续并接受检查；（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
“戒严令”还特别宣布了十大“掉脑袋”的行为：“凡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一）造谣惑众者；（二）聚众暴动者；（三）扰乱金融者；（四）抢掠财物者；（五）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六）鼓励学潮，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七）破坏交通通信器材者；（八）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九）放火决水发生公众危险者；（十）未受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36】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颁布了一套与“戒严令”相配套的法规、办法。如，“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规定，凡出版品有“为‘共匪’宣传者”、“诋毁国家元首者”、“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者”，均在查禁之列；凡在台湾地区印刷或出版发行品，应在印就发行时，检具样本一份，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备查。【37】
由此，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起了严酷的军事戒严体制，并长期存而不废，直到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一年，才被解除。在一个地区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全世界绝无仅有。
其次，整顿并重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蒋介石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加强对整个台湾社会的控制，惟有依赖特务组织——情治机构。大陆时期，国民党依靠特务进行统治，残酷镇压反对力量。但庞大的特务组织内派系林立，“军统”、“中统”矛盾复杂，相互之间为邀功争宠，钩心斗角，甚至不惜火并，退到台湾时已近瘫痪。蒋介石复职之后，为充分利用特务，彻底清除在台的共产党，首先对特务系统重加整顿，让其子蒋经国负责情治机构的工作。
早在1949年7月，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就开始插手特务系统。那时，蒋介石在台湾召开了由特务系统和治安系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参加该组织者都是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头脑，他们有：“内政部”调查局长叶秀峰，“军统”毛人凤、郑介民、魏大铭，“警察署长”唐纵，“宪兵司令”张镇，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等人。他们均由蒋介石指定，其主要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和治安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38】蒋经国为该委员会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1950年2月底，在蒋介石复职前，“防匪肃谍”取得重大进展，毛人凤向蒋报告，位居“参谋次长”的吴石“通匪有据”，蒋介石“殊为寒心，令即逮捕”。【39】
蒋介石“复职”后，加快了接管情治工作的步伐。先是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根据《国军政治工作纲领》中关于“考核官兵思想”，“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的规定，积极插手特工领域，军中的政工人员就是一种变相特工。随后，蒋介石建立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蒋经国又出任资料组主任。该组要求党、政、军特务部门向其汇报工作，从而使蒋经国得以“为总统搜集资料”的名义操纵、指挥各系统的特务工作。不久，蒋介石又手令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组织“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协调指挥在台各情报单位的工作，并受资料组的领导。根据这一命令，彭孟缉彻底掌握了各系统，并进一步强化了蒋经国对情治系统的控制。
3月7日，蒋介石召见彭孟缉，听取其防“匪谍工作”汇报，得到的结论是“匪谍”对台湾内部各部门之渗透非常深入。这些情报人员正在配合解放军于5月以前完成对台湾全面进攻的准备。蒋大为吃惊，他庆幸及时破获“匪谍”，“海陆空军各部门之匪谋被我一网打尽，则彼若从新建立情报网，恐非半年以后不能成矣”。【40】同时要求情报部门更加努力工作。3月底，他召集情报会议，指出情报工作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今后对共战斗之成败，全在于情报斗争”。他对“匪谍”的精明干练非常感佩，叹息在戴笠死后，自己再无能干的情报人员与之相匹配：“匪谍洪国式与李朋之精干，殊可叹惜。吾党自雨农逝世以后，再无可比者矣。”【41】
特务系统重建之后，蒋介石便借助这一庞大机器，以“防匪防谍”为名，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统治。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清除隐藏的共产党。4月27日，蒋介石下令公布实施《修正惩治叛乱条例》。5月14日，蒋经国宣布实施《台湾中共党员自首报到办法》，要求凡加入中共组织而未被捕者两周内通函自首。6月13日，蒋介石又明令公布实施《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鼓励台湾民众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并严惩隐匿不报者，如其第四条规定，“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主管机关对于告密检举人应保守其秘密”；第五条规定，“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邻长应随时严密清查”，如有隐匿不报，所在“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受处分”；第十四条规定，“没收匪谍之财产，得提30%做告密检举人之奖金，35%作承办出力人员之奖金及破案费用”。【42】此外，经蒋介石批准，“国防部”颁布了《潜伏国军内之匪谍自首办法》，并一再修改“惩奸条例”，扩大“惩戒”范围。
1950年6月6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举行官兵代表大会，蒋介石又致训词，强调“保密防谍”的重要性。他说，今后能否确保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军事，而是在政治工作是不是能够密切配合，如肃清匪谍、维持治安、组织民众等，“如能彻底执行，必可使防卫的力量更为充实”。【43】根据蒋介石的训示和有关规定，蒋经国开动宣传机器，高喊“保密防谍”口号，出动宪兵、警察、保安部队及各种特工人员，大肆搜捕所谓的“中共匪谍”。据台湾报纸刊载，由蒋经国亲自宣布破获的大案有“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其成员包括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吴石案”，其成员有“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和陆军上校聂曦等；“俄国间谍案”，其成员有汪声、李朋、廖凤娥、黄钰等；【44】被捕获者除极个别因宣布脱党外，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陈仪也以“勾结‘共匪’，阴谋叛乱”的罪名，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蒋介石一度对“防谍肃奸”工作十分重视，在对1950年工作进行反省的日记中，特别列了“情报”一项：【45】
机构与工作改正，指挥统一以后，社会秩序安定，防奸成效亦较前进步，但并未十分满意。不过，重大匪谋案其在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者皆已一一破获：甲、李朋案；乙、黄钰案；丙、洪国式案；丁、苏艺林案；戊、山地与伪省党部案。此与三月以前匪谍到处横行无忌，悃赫威胁之情势完全不同矣。此乃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以后，经国与孟缉二人最为得力也。陈仪与李玉堂之处死，对整肃纪律自具重大影响也。
对一些“防谍”意识松懈的官员，蒋介石也严加惩处。如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内有两人被检举为“通匪之共谍”，蒋介石“证实以后即令枪决”，并处分省党部主委倪文亚，“予以撤调”。【46】
国民党借“防谍肃奸”，大肆镇压政治异己分子，稍有“嫌疑”即遭秘密逮捕。有不计其数的人被以“匪谍”名义，或送往台北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就被丢到海里喂鱼。逮捕与处决“匪谍”的各种消息占据了报纸的重要位置。据吴国桢估计，其时台湾的“政治犯”有1万—1.2万人，而胡适则估计，加上因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军事人员，总数要超过10万人。【47】
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过程中，许多士兵与部队溃散，还有流亡学生逃到台湾，这些流散士兵要吃饭，就近投靠部队，而有些军官为扩充实力，也予以收留，甚至诱惑其他部队士兵投靠自己。蒋介石认为，这种混乱局面，最易为“匪谍”利用，混入军队，故下令“各军不得收容无保及身分（份）不明之兵员，并严禁勾结友军士兵补充，其主管应加严处”。【48】对“来历不明”的士兵与学生要进行“甄别”与审查。在甄别过程中，有些找不到“保人”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士兵与学生，也惨遭不幸。
经过全岛范围内大规模的整肃，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统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更没有必需的、合理的司法程序，因而挟嫌者乃视此为公报私仇之良机，执行者以此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于是曲意捏造、捕风捉影之事泛滥。如一位叫童轩荪者，家中收藏一本翻译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因该书封面印有“马克·吐温”的字样，情治人员便认为这马克·吐温和马克思就是一家人，该书“就是思想有问题”，最终这位收藏者不仅因此而被捕，受其株连者也达数十人之多。【49】
“防谍肃奸”的最大受害者是无辜平民百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众的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民众不可以随便“出境”与持有外币，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看，书刊要检查，言语中稍有不慎，即被扣上“通匪”的帽子。这段时间被后来的台湾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不仅给台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与不便，搞得人人自危，也遭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开明人士的强烈反对。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即曾对蒋介石说：“总统要培植经国兄，就不该派他主管特务，因为这种工作，越权干政，并且妨害人民生活与言论自由，易成为人们仇恨的焦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也。”蒋、吴矛盾也因此而激化，吴国桢后来干脆辞去省主席职务，以示其对蒋氏父子肆意践踏人权行为的不满。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公开抨击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滥捕滥杀无辜，并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冤假错案，以平民愤。这引起政坛一场轩然大波，最终以吴国桢被罢官免职，开除党籍而结束。
当然，也有因此而飞黄腾达者，彭孟缉即为一例。彭孟缉（1907—1997），湖北人，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又至日本野战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参与组织领导“复兴社”，抗战时期任陆军炮兵团长、旅长，陆军总司令部中将炮兵指挥官。抗战胜利后随陈仪接收台湾，并任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官，后因在“二二八”事变中表现强硬，事件平息后升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部”司令。1949年8月参加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1950年3月又奉蒋介石之派出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各谍报部门，主持全台最高情报机构。在此任内，彭孟缉坚决执行蒋氏父子的命令，为其清除台湾的中共地下组织、镇压异己政治力量立下了大功。彭孟缉也因此而不断得到提升，先后担任过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台北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国民党第八、九届中常委，“驻日大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一级上将委员”。其地位远非孙立人等职业军人所可比拟。吴国桢和彭孟缉的不同境遇，恰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特务专制政治的一个写照。
四 弃守海南、舟山岛
蒋介石要保卫台湾，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军事问题。随着国民党军被从大陆赶到沿海诸岛上，其防线也被大大拉长。而防线的拉长则使国民党军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局面：一是其微弱的海空军难以对如此漫长的防线提供后勤补给，二是分散在各岛的守军将在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攻势下逐渐被全歼。1949年10月11日的蒋经国日记反映了对这种局势的担心，他写道：“华北、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区，相继失陷，海南与舟山两地，已成孤立无援地带，今后对此两地之运输与补给困难尚在其次，而以寡敌众的形势，恐终将为‘共匪’所蚕食也。”【50】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有选择地放弃一些岛屿，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重点保卫台湾，并从海南岛开始实施这一计划。
蒋介石放弃海南岛是迫不得已的。海南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据有海南，一可策应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为将来重返大陆之跳板；二可控制南海，从海上封锁大陆；三可在海上与台、澎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因此，早在退据台湾之前，蒋介石即加紧经营海南，成立了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部，下辖3个军共6万人，积极在琼州海峡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储运战备物资，并大规模“清剿”岛上的中共游击队，海南防务暂时得到强化。对此，蒋介石于1950年1月21日致电薛岳，予以嘉勉：
薛总司令：海南防务，赖兄指导适宜，已日益坚强，备念辛劳，至深佩慰。今后尤望奋励肃清内匪，巩固反共基地是盼。
此前，蒋介石还曾计划将自青岛南撤广东的刘安祺部运驻海南，加强防守力量。只是尚未行动，即被人民解放军围歼于广东阳江一带。2月底，蒋介石判断战局继续不利，已经有收缩战线的设想，开始考虑“海南撤防之实施程序”。但他当时左右为难：“琼州放弃主张，粤人必加反对，桂系更将从事挑拨，然为根本之图，无论财力兵力若非舍琼州，则不能保台，两者不能兼全，只可断臂以求生耳。”【51】果然，他的设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尤其是国民党内广东籍的军官因地缘关系，坚决不肯撤退。蒋介石因刚刚“复职”，顾忌“如果粤将领不愿撤守时，必为桂系所乘挑拨”，一度产生了犹豫。【52】 3月底，国民党军队被赶出西昌，其在大陆的据点尽失。蒋介石下定了“集中一切兵力，保卫台湾基地”的决心，要从海南撤退，在解放军进攻时，不再死打硬拼。
自2月中旬始，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处境越来越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部第15兵团，在积极进行渡海作战练习的同时，先以小股部队分批偷渡海峡，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与岛上游击队会合，积蓄力量，准备日后与强攻部队里应外合，聚歼国民党军。至4月15日已先后有10余支部队近万人偷渡成功。4月1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登陆部队万船竞发，强渡海峡，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海防工事，向纵深发展，至4月22日已进至距海口10余公里地区。薛岳不得不将其指挥部从海口撤至榆林。
在海南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次显露出来。守卫海南的主将薛岳自恃“能战”，不肯轻易撤兵，并不断向台湾方面发布“捷报”，甚至在4月22日已经被解放军赶出海口前，仍谎报战绩，等蒋介石知道实情，为时已晚：“本日海南战况突变，据报薛岳已离海口而迁榆林，可知昨晚中央社战报完全诳妄虚伪，实令今后宣传无法取信，可耻之至。”【53】而薛岳则认为海南战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私心。他公开对美联社发表谈话，称蒋介石妒忌他，害怕粤籍将领“坐大”，“而不惜牺牲琼岛”。这令蒋介石十分愤怒，大骂薛岳“忘恩负义，为掩饰其平身罪恶而不惜污辱国家与领袖，此人之背谬乃为白崇禧之第二也”。【54】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为避免残余部队被全歼的命运，蒋介石作出撤退的决定。但在正式公布撤退令之前，先由《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再论海南问题》的社论，为台湾民众打一剂预防针，以安抚人心。社论说：“我们的军事不能够长此支撑，长此消耗，因此，我们在战斗上的努力，不能挽回海南的危机。我们以为政府应该为反共的持久战争作长期的打算。海南纵然是东南亚洲一个战略的基地，我们以为也应从整个军事政策上着眼，切实考虑这一局部问题”，“我们今天要求读者不必失望，这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战斗上的问题，我们的读者要了解这一军事政策的现实性，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55】这是国民党军要撤离海南岛“转进”的信号。
4月25日，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余汉谋离开海南，飞抵台北，海南撤退悄悄开始。28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从海南岛撤退的命令。随后，在海南南部港口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动。同一天，“政府发言人”沈昌焕举行新闻界人士茶会，蒋经国出席并专门就国民党军撤离海南一事发表谈话，他解释对海口的放弃，是基于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反攻大陆这一“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56】
经过5天的紧急抢运，至5月2日，残余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海南。次日，《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海南撤退的长篇报道，声称“国军”海南作战的战略意图为“在海峡地带，利用陆海空军之联合威力，予匪以打击，使匪付出相当代价后，我即全部撤离”。自当年2月13日至4月15日，在海峡地带“共毙伤‘共匪’7191人，俘1169人，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乃按原计划撤退”。报道还以历史事例证明其撤退的正确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军即迅速缩短防线，撤退菲律宾、新加坡、关岛等地军队，集中力量。以后不仅恢复了上述各岛屿，且以雷霆万钧之势，如秋风之扫落叶，反攻欧陆，纵横海上，击败日军。故今日海南我军之撤退，吾人正应当奋发蹈励，加紧准备，迎击再度来犯之匪军，待机反攻大陆，固不因此以馁吾人志气也”。【57】把被迫的逃离说成主动的战略转移，以此来粉饰失败、推卸责任，是国民党军的一贯作风，此次又是故技重演。
但海南撤退，毕竟是国民党政权遭到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使得台岛形势更加危机。花言巧语的解释很难祛除台湾军民种种疑虑。为挽回日渐低落的士气，蒋介石不得不召集在台文武官员2000余人在中山堂开会，亲自就海南撤退一事详加说明：
我们中国本身对日本抗战八年后，而又连接着对俄共单独作战至四年之久，实已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因为这样，所以力量益见单薄，经济资源亦将枯竭，事实已无固守海南之可能了。所以在去年12月海南军政长官曾来台请示：我们的力量既不足以久保海南，则不如早日集中兵力，以增强台湾防卫的力量，否则备多力分，不仅不能保卫海南，而台湾亦恐难确保，与其台湾海南两个主岛同时并失，乃不如集中全力确保台湾，而为得计。但我明告他们，海南岛的地位不仅关系着我们本国，而且关系于东南亚各国的安危，更为重要。目前，他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认识，但我们一定要先想办法来忠告他们，可使他们了解，而且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防卫海南，尽到我们的责任，非到万不得已，不宜轻言撤退。不幸在过去三个月中，东南亚有关各国对于我们的这个非正式的忠告，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应，都是袖手旁观。乃到了上个月，“共匪”果然对海南大举进犯，我们政府认为已竭尽我们的力量，且已尽到我们对各邻邦掩护的职责，于是不得已乃只好宣告撤退，所幸海南全部军队都已按计划安全撤抵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