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复任“总统”
据蒋介石日记，他在2月5日下定“复职”的决心，开始各种布置。蒋判断，以台湾当时风雨飘摇无人担当的局面，他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其必为若辈自取灭亡矣”。【36】为了解决“复职”的法律问题，他特意避开“复职”一词，而只称是“复行视事”。在“请教”从香港赶到台北的“司法院长”王宠惠时，王的答复是：“此乃政治问题，而并未违宪也。”【37】蒋“复职”之时，王宠惠以其特殊的身份发表谈话：“总统复行视事，有宪法根据，蒋总统不能视事原因消失，李副总统行权当然解除。”这为蒋提供了“法律保障”。2月下旬，蒋介石着手准备“复职”的文告，多次与幕僚推敲修改。起初的稿子中有一段蒋想表白自己并非恋栈权位，只以“待罪之身”暂时负责主持，“一俟国势转危为安，仍再召集国大正式负咎辞职，以维护神圣宪法之尊严”。【38】但这意味着日后必须辞职，这绝非蒋的意愿，故对此句“甚费心神”。蒋在2月25日写道：“无论其今后变化如何，决于下月一日复位。”
就在蒋准备就绪之时，27日突然从美国传来杜鲁门总统将在3月2日设宴招待李宗仁的情报。这是李宗仁为阻止蒋复位的一个策略。为了能见到杜鲁门，李宗仁称将“回国”，行前求见。杜鲁门出于礼节，设便餐招待。李对此大事声张，以提高身价。蒋介石不知原由，以为又是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与他为难，大发感慨：“此乃其国务院又一倒蒋之阴谋也，以其恐其一日复位之消息实现，而又望余展期则其以拥李之手段达成毁蒋之目的。”【39】蒋此时对美国既恐惧又仇恨，只能一面紧张地观察美国动静，一面加紧准备。
2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中常会举行第266次会议，居正、于右任等52人出席，专门讨论蒋介石“复职”问题，决定“请蒋总裁尊重各级民意机关及全体军民与海外侨胞之公意，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早日复行视事，以挽危局”。【40】次日，“立法院”又在“院长”刘健群的带头下，联合签名致电蒋介石，“敦请”他复职视事：“恳我公本救国救民之职，尊重舆情，即日继续视事，行使总统职权，挽垂亡之局势，竟戡乱之全功，临电不胜切祷之至。”【41】
对于台北的各种举动，远在美国的李宗仁是十分清楚的。他在给“监察委员”居正的信中说，他虽然在美国，但是仍在履行“总统”职责，他不会屈从压力以“违反宪法”的方式放弃代“总统”职位。但李宗仁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因而他请孔祥熙致电蒋介石说，最好的和解方式是“安排交回总统”职位。所谓“安排交回”，意指李宗仁在以代“总统”身份访问过杜鲁门后，即主动宣布辞去代“总统”一职，体面地下台。【42】
台北方面对李宗仁的暗示不予理睬，恼怒的李宗仁开始公开抨击蒋介石。2月27日他让秘书甘介侯在美举行记者招待会，批评蒋介石的复职活动，是专横跋扈的行为，是“非法的”和“违宪的”。他说，蒋介石放弃“总统”职位而让位给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后，已成为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总统”？【43】
李宗仁的批评并未能阻止蒋介石“复职”的步伐。2月28日，蒋介石在台北宾馆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及军政要员40余人开会，讨论“复职”问题。会上蒋介石宣布定于3月1日上午正式“复职”，并通知“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做好准备工作。
1950年3月1日，是蒋介石政治生涯非常重要的一天。他当天的日记记事甚详：【44】
三时起床，修补致桂李电文，请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诸句再三考虑，以为无损于内容也。静默祷告至五时方毕，再睡也。
七时复起，继续朝课，与妻跪祷自今日复位起，愿誓以一切奉献于上帝，此身非为自我所有矣，惟上帝垂察之。
记事后，与少谷同到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举行仪式毕，乃回办公室摄影，在阳台上对府前群众答礼后，视察秘书长、参军长各室后乃离府，顺访稚老先生致敬。
回寓批阅公文。自今日起，公文由周秘书口述而后指示要旨代批之，如此乃可省目力，而只用耳力，较易也。
正午，约宴干部商谈就职后应办要事。
下午午课如常。约见民青两党代表后，修正明日对民意机关代表讲稿。
入浴后晚课。
日记中透露的信息是，蒋介石“复职”当天的心情十分紧张，对如何处置在美国的李宗仁没有把握，早晨3时即起床，修改致李的电稿。信仰基督的他罕见地一天四次祷告（包括早上与宋美龄的跪祷），求上帝保佑：“自今日复位起，愿誓以一切奉献于上帝，此身非为自我所有矣，惟上帝垂察之。”
3月1日，台北万人空巷，庆祝蒋介石“复职”。上午10时，蒋介石到达“总统府”参加“复职典礼”仪式，阎锡山、陈诚等文武百官参加。蒋介石在仪式上发表了“复行视事”文告。蒋在文告中说明了“复职”的背景与决心：【45】
……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素望尤切。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抗战胜利至今不及五年，而国事演变至此，中正领导无方，弥用自责，惟有鞠躬尽瘁，补过去之缺失，策未来之成效。所望我海内外爱国同胞，精诚团结，三军将士砥砺奋发，各级官吏竭诚奉公，为恢复中华民国之领土主权，拯救沦陷同胞之生命自由，维护世界之和平安全，同心一德，奋发到底。……
随后，蒋介石来到“总统府”办公室，召见“行政院长”阎锡山，询问有关事宜，批阅了邱昌渭呈递的几份文件，以示正式开始行使“总统”职权。
次日下午，蒋介石又在中山堂光复厅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青年党、民社党的负责人，对他们在“复职”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讲述其施政方针。他表示，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继图光复大陆”；在国际上，“必须先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制”【46】最后，蒋介石在“蒋总统万岁”的欢呼声中离开茶会，返回士林官邸。
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通知美国，他已经恢复“总统”职务，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希望美国政府能予以承认。对仍在美国以代“总统”身份活动的李宗仁，蒋介石于复职当天即致电加以抚慰、笼络：
李副总统德邻吾兄勋鉴：自兄以胃疾出国就医，瞬已三月，各方佇候言旋，中正迄望尤切。而兄以健康未复，归期难定。乃者史毛盟约宣布，国家危难日深，人民望救益急。中枢军政不能久未秉承，在此状危震骇之中，群情更注望于中正之身。兹为尊复民意，挽救危机，乃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总统职权。一年以来，我兄代主国政，宵口干卒劳，公意交感，无时或已。今虽养病国外，固知爱国之殷，无闲暇疑。谨期早日康复，并请代替中正访问美国朝野。
文电最后，蒋还希望李早日“返国辅政”，企图以此来减轻李宗仁的怒火，以免其走向极端。蒋介石的上述举动遭到李宗仁的一连串回击。李宗仁在回电中引用国民党“宪法”指出，“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选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而蒋介石早在1949年1月即辞去“总统”职位了，即使补选总统也应该是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而不是蒋介石，表示：“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李宗仁还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即将返国行使职权；此后，他还宣称将在六个月内回国领导“倒蒋”运动。但蒋介石更关心的是美国人对其“复职”的态度。因此，在强行“复职”后，他即命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尽快探听李宗仁与杜鲁门会晤的有关消息，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接待的规格如何，特别想急于了解杜鲁门是如何称呼李宗仁的，是否称他为代“总统”。
当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的问题”，并声明杜鲁门与李宗仁的会晤纯属社交性质，来宾名单也只称其为“李将军”。至此，蒋介石才放下心来。蒋、李“斗法”，复任“总统”的工作告一段落。
就蒋介石而言，此次“复职”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他的“台湾时代”。就国民党政权而言，他的“辞职”、“复职”过程本身确实充满了权术与谋略，或许在“法理”上有许多可追究质询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稍事统合各派力量，稳定普遍惶恐的台湾局势者，国民党内恐怕也找不出比蒋更合适的人选了，更何况他已为此处心积虑多时。从这一点看，蒋介石的“复职”有其必然的一面。
“复职”一个月后，蒋自己总结道：“复职已经一月……余之信誉不仅无所损，而且中外观感大转，全国民心之归向至月抄益显。共匪虽凶，广西子虽诈毒，亦不能减损我毫发，而国家转危为安之机，则甚明也。……总统府、行政院各部改组已经完毕，今后军政财政皆有重要主持之人，当然政府加强显见重大改革与进步。一年余来无政府无责任之状态至此可告一结束矣。自觉上月有形工作之进步犹在其次，而精神上无形中之功效，实有不可限量之□慰也。”【47】
四 陈诚“组阁”
大陆时期，国民党各级党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腐败横行，且内部山头林立，派系纷争不断。结果，耗尽了国民党自身的力量，也彻底失去了全国民众的支持，最终成为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要原因。对此，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他对大陆失败进行反省时深切地总结道：“不是共产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我们，我们是被自己打败的。”蒋介石对此还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一，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各派系之间尔虞我诈，自相水火，不仅自损力量，因之亦予共产党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违反孙中山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干部都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想到对国家、对主义、对革命应尽的天职，反而只想伸出罪恶的黑手，去巧取豪夺，即使国民党的高层干部，“亦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置服务于不顾，视夺取为当然”。
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一般党员只重视个人无限度的自由，而党是不能有他组织的自由”，“只顾如何表现他个人的能力，却不许党发挥他组织的权力”，“一切以个人为前提”。【48】
此外，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干部选用方面，缺乏一种新陈代谢的机制，“致干部能力无法利用，不能发挥”。【49】
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干部的选用问题。因此，蒋介石在复任“总统”后，为挽救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命运，首先针对上述症状对高层军政人事进行大改组，清除异己分子和年高昏迈者，启用忠于自己、年轻干练的青年才俊。陈诚“组阁”就是在此情况下开始的。
此时，任“行政院长”者乃“山西王”阎锡山。随着国民党的逐渐溃退，从不离开大本营的阎锡山，也不得不放弃多年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山西，随“国民政府”不断南撤，并于1949年6月13日在广州接替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这是当时混乱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采用的“换马术”。此时正值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在江南各地对国民党军衔尾追歼。于是阎锡山不得不领着他七零八落的“行政院”东奔西逃。先从广州迁到重庆，再从重庆跑到成都，到1949年12月初，无路可逃的国民党“政府”只好迁至台北，其状虽惨极，但毕竟逃脱了被消灭的厄运。就此而论，阎锡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阎锡山与蒋介石在历史上貌合神离，其矛盾人所共知。阎本人也明白，时至今日，除了服从已别无他途。蒋介石对台湾“政府”早就心怀不满，“李德邻避美不回，阎伯川权威尽失，任人侮辱，无政府之状态，至今尤甚，其实已无政府可立矣，思之忧愤”。【50】阎锡山在蒋准备“复职”期间即提出辞职。起初蒋还希望对此举进行“善意之运用”，来打击李宗仁。不想，阎竟然是要向代“总统”李宗仁辞职，无端增加李的分量，这使蒋非常难堪：“阎院长向李辞职，认李在海外仍能行使职权，此为大错，应力加阻止，未知其用意究竟何在？”【51】 2月11日，他不仅当面劝诫阎，还找到阎身边的人传话：“伯川辞职不可轻率，务须得余同意□之，余开诚明告其政治应循正大途径，不可拖延误国，彼当能让之。”【52】阎锡山知道，蒋介石“复职”之日，就是他自己去职之时，与其被赶下台，不如自己主动下台来得体面。因此，在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阎锡山即率“内阁”提出总辞呈，蒋当即接受，并希望他在“新内阁”诞生之前能暂时“继续负责”。
然而，提出辞呈的阎锡山甫为去职，便遭到猛烈的抨击。3月3日，“立法院”开会，阎作出其接任以来首次“施政报告”，“立法委员”们多方责难。刘振东说，“阎院长执政以来，崇尚空谈，言行不符，使政府威望日坠。一年来之失败，多源于坐失时机，未能事先防范，失地丧师，均以此故”；有人说，“过去之失败在于错误之未能改进，首长之不负责任所致”；也有人说，“阎院长失败在无赏罚无是非，如对军事失败如此，而对高级将领除西北二马外，从未有予处分者。一部分部门丢失大印，如何议处？！”要求阎锡山对“政府撤退时的混乱局面”作出解释。【53】这里似乎是要阎锡山为丢失大陆负全部责任，显然是要将他当做“替罪羊”。阎受命于兵荒战败之际，国民党内斗激化，大权仍握在下野的蒋介石手上，内外交困的阎很难有所作为，要他为失败负全责，有欠公允。如处分高级将领，岂是阎锡山能做得了的？自此之后，阎锡山逐渐被挤出权力核心，挂一个虚名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之职，靠著书立说消磨时光，过着归隐林泉的生活。
“阎内阁”既已提出辞职，蒋介石便借机开始对“行政院”进行大改组。3月6日下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立法委员”，征询他们对“新内阁阁揆”人选的意见，以使“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参加者有260余名“立委”。他还邀请了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张群、何应钦等人参加。会上，蒋介石提名陈诚为新的“行政院院长”，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陈诚（1878—1965），字辞修，别名石叟，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是蒋介石的老乡，浙江青田人。同时，他还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早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陈诚即任职于蒋介石的校长办公室，后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剿共”、抗战，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也因此而成为黄埔系军人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深为蒋所信任和倚重，以至于蒋介石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此外，蒋介石与陈诚还有一层“翁婿”的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乃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廷闿的三女儿，蒋介石认其为干女儿后，又让宋美龄从中撮合，介绍嫁给了陈诚。【54】也正因为上述原因，蒋在下野之前，任命陈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将这最后的根据地的经营大权交给他，并亲自指导其治台方针：
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要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要特别注意种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
可以称得上是谆谆教导了。【55】
其实，蒋介石一度对陈诚也有不满，蒋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述了陈诚在研讨政工制度时当众顶撞自己的经过：【56】
到研究院开会，研讨政工制度问题。最后辞修发言，面腔怨厌之心理暴发无遗，几视余为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认为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台湾召乱，皆由此而起。闻者皆相愕。余惟婉言切戒，以其心理全系病态也，故谅也。
蒋筹备“复职”过程中，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是其考虑的重要问题，他希望建立一个执行力强的“战时行政院”。他在与王世杰讨论时提出，“辞修之心理病态，绝不能担当此重任”，希望由王世杰担任，“而彼未允就也”。【57】环顾台湾内外，能合蒋介石意而执掌“战时行政院”的人不多，故在2月下旬还是决定由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当时，台湾政坛陈诚、吴国桢二雄相争，吴国桢闻讯，以辞职来反对陈诚任“行政院长”，这让蒋颇感为难：“吴国桢以辞修出掌行政院，其心不安，坚求辞职，此在意中事，应恳慰之。如何使之安心服务，辞修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奈何？”【58】
而陈诚亦不负蒋介石之托，上任之初即宣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宣称：“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上任之后更是采取一连串措施，如政治上筹划实施地方自治，经济上推动经济恢复、实施公地放领、减租及粮食增产计划。其中，又以以下两点用力最多：
第一，整顿军事，规定所有退台的国民党军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武器，重新登记整编，统一编制，减少指挥机关，裁汰冗员。据陈诚统计，到1949年底，即取消20多个军和10多个总司令部的番号；1950年内又裁撤了高级指挥机构9个，空军指挥机构58个，联勤机构12个，教育机构6个，总共245个单位，取得了初步效果。
第二，颁布戒严令，开展严厉的政治镇压活动，严格控制社会舆论。
上述措施，对于大败之余的国民党政权稳定情绪、在台湾站稳脚跟，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在选择接替阎锡山的人选时，蒋介石首先想到了陈诚。3月7日下午，蒋介石正式咨文“立法院”，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咨文称：【59】
行政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己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浙江青田，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正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授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省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严厉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55条第一款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
根据规定，“行政院长”的提名须经“立法院”同意方有效。有些“立法委员”觉得这是个讨价还价的良机，遂提出对“行政院长”要先举行假投票。蒋介石闻讯“不禁怒从中来，痛愤莫名”，“半日郁结不能自解，甚以立法委员至今还未有觉悟，仍如往年在南京无法无天，以致有今日亡国之悲剧，是诚死不回头矣”。他将有关人员招来“严斥之”，【60】使其不敢妄动。“立法院”接到咨文后立即于次日下午在中山堂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同意权投票。出席会议者388人，投票同意者306人。这样，陈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出任新的“行政院长”。
接到蒋提名并获“立法院”通过的消息后，陈诚当天下午即发表书面谈话：
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危难之际，不胜履渊之极。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做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并依据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团结一切反共力量，以消灭卖国殃民之共匪，抵抗对我侵略之苏俄。尤其国际间反共民主国家之联系与合作，当本自助人助之精神，而力求加强。
谈到新“内阁”人选，陈诚表示，“本人将遵总统训示，为施政最高之原则，本此原则选贤与能”。【61】随后，陈诚赴草山蒋介石住所，请示“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人选问题。
3月10日，蒋介石下达“总统令”，解散“阎锡山内阁”，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同一天及次日下午，蒋介石连续主持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讨论陈诚所提“内阁”人选问题。陈诚“组阁”也是困难重重，吴国桢开始坚持不合作态度，蒋介石再三规劝，有意让其担任“副院长”兼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但吴“坚执不允”。【62】蒋又邀吴国桢夫妇聚餐，宋美龄也利用与吴的关系来调解，“劝告其强勉忍耐，与陈合作”。陈立夫、王世杰等人都希望在“内阁”中有自己的位置。这使蒋在用人方面非常头痛，花很多时间“煞费苦心”，而且用人与不用人“不能明示理由，只有受人不谅之苦心而已”。
3月11日，他与陈诚最后确定了“自觉较合理想”的名单。吴国桢这时却突然提出要求，“以财政部长人选不能与其省府合作，要求其自兼部长相胁”。蒋对此颇感意外，意识到吴背后有美国人撑腰，“余以名单已定，而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告之，而彼仍要求不置，美使馆亦间接表示支持国桢，心滋不怿，最后仍照原定名单提案通过，不管美国之态度如何也”。【63】当此失败之际，如何重新集结力量，渡过难关，同时要安抚老政客，不致引起太大的混乱，确实是棘手的难题。3月12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其退台后的第一届“行政院”内阁成员名单：
行政院院长陈诚
副院长张厉生
内政部长余井塘
国防部长俞大维
外交部长叶公超
财政部长严家淦
经济部长郑道儒
交通部长贺衷寒
教育部长程天放
司法行政部长林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兼）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公超（兼）
政务委员吴国桢蔡培火董文琦王师曾杨玉滋
秘书长黄少谷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庞大的政权结构与官僚体制和狭小的统治区域产生了矛盾，政出多门，非常混乱。陈诚“组阁”前，台湾省政府比“行政院”更有实权，尤其在财政方面。蒋介石需钱，常常直接找台湾省财政厅长，而不是找“经济部长”。“陈诚内阁”的成立，标志着“行政院”权力的部分恢复。为了适应台湾的环境，陈诚对大陆时期“行政院”下辖十多个部会的庞大机构动手精减，确定了“八部二会”的新构架。“八部二会”构架后来沿用了很长时间。
就其组成人员而论，与以往几届“内阁”相比，“陈诚内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内阁”中新人居多，除黄少谷、叶公超等少数几人曾在上届“内阁”中任职外，大部分均是第一次参与“内阁”。这批人年纪轻，绝大部分在50岁左右；学历高，在15个“阁员”中有9人曾留学英、法、美、日、德、苏等国，有几人还获有博士学位，是所在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严家淦是金融专家、林彬是法学专家、董文琦是水利专家；有行政经验，他们大部分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要职，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可谓既有精力，又有学历和能力。
其次，增加了非国民党籍人士。大陆时期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还遭到其盟友美国人的强烈批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并以此作为增加军援的条件之一。国民党到台湾后，迫切需要美援，于是，蒋介石在新内阁名单中增加了三个非国民党籍人士以示点缀，这三个人是王师曾、杨玉滋和俞大维。王师曾是青年党宣传部长，曾任“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杨玉滋是民社党中央常委会副秘书长，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而“国防部长”俞大维则是位无党无派的文人，曾留学美、德，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他虽未加入国民党，却始终位居要职，与蒋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蒋经国的大女儿蒋孝璋与俞大维的儿子成婚，两家又结成儿女亲家。
从“陈诚内阁”的安排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决心与苦心，青年党、民社党的领导人脱离了民主党派的阵营，将自己绑在了国民党的战车上，随国民党退出大陆（少数领导人滞留香港，未去台湾）。国民党虽称之为“友党”，却处处加以防范，只将它们当作“政治花瓶”。王师曾、杨玉滋虽“入阁”，担任的却是有职无权的“政务委员”，点缀的意味十分明显。对此，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曾发表短评《值得欣慰的内阁阵容》，评论说：“这一内阁的阵容，除国民党各方面的人物外，还包括了青民两党的人物，也包括了无党无派的人物，表现为举国一致的内阁，这又是值得欣慰的一事”，而俞大维以文人之身出任“国防部长”，更开民国以来之先河。【64】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俞大维任职不到一年便辞去职务。1951年2月20日蒋介石下令：“一、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长俞大维呈请辞职，准予辞职；二、特任郭寄峤为国防部长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65】于是，这一“先河”也到此断流。
“陈诚内阁”走马上任后，于3月28日公布“施政方针”。该方针的主要精神是：“团结海内外同胞，集中一切力量，确保台湾，反攻大陆，从事反共抗俄战争，以达成胜利之早日实现。”根据这一精神，“陈诚内阁”制定的新政策是：【66】
第一，军事方面，确保台湾现有基地，作为反攻大陆之标准，厉行精兵。
第二，财政方面，整顿税收，开源节流，紧缩发行，稳定金融。
第三，外交方面，联合爱好民主和平国家，加强反侵略、反极权阵营，阻遏东亚赤祸蔓延。
第四，内政方面，严明赏罚，重振纪纲，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争取反共抗俄战争之胜利。
第五，经济方面，发展国营事业，增加生产，增进对反共抗俄各国之贸易关系。
第六，教育方面，奖励科学发明，对忠贞教授学生及专门人才妥为安顿，并予救济。
第七，交通方面，展修公路铁路，储备器材，训练员工，作反攻大陆之复员准备。
第八，侨务方面，维护海外侨胞权益，加强海外侨胞反共抗俄的信心。
第九，司法方面，厉行法制，养成守法及民主政治之精神。
第十，对台湾方面，逐步实现地方自治，动员人力物力，培养并加强自卫力量。
综观这些政策，其核心就是整修武备，抵抗大陆随时可能的攻击，确保台湾的安全。朝鲜战争爆发后，“陈诚内阁”又适时地提出了“建设台湾”的口号，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而现实的政策。
随后，蒋介石又对“总统府”进行了大换血。3月13日、20日蒋介石先后发布命令，免去“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的职务，特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俞济时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梅嶙高为“总统府秘书兼人事室主任”，徐本生为“总统府秘书兼主任室主任”。李宗仁时代的“总统府”班子被彻底更换。
这样，蒋介石“复职”后的政治改组暂告一段落，军事改组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五 军队大改组
继“陈诚组阁”之后，蒋介石又着手军事改组问题，而且心情更加迫切。导致国民党大陆溃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惨败，退到台湾后，仍面临着誓言“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解放军随时进攻的威胁，而惊魂未定的国民党军队很难再承受最后一击。经过三年大战之后，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民党军仅剩下60余万，且多系有名无实之师，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曾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溃败的江南，在其所著《蒋经国传》中这样描述当时国民党军的状况：“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即使蒋介石颇引以为骄傲的海空军也面临着巨大困难。据其权威部门估计，当时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8.5万余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3.5万人，舰艇50艘，但实际发挥战斗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且零部件缺乏。蒋介石观察到，士兵的生活极其艰辛，“士兵苦痛，至今军毯尚有四人拼一张也”【67】这样的军队与士气，如何能打仗。1950年初，蒋对台湾的危局有如下判断：【68】
军事失败，大陆沉沦有形之损失，尚在其次。而各部会长卷款逃港，以及留港物资故意滞角以待交共之资金足供二年以上之军政费用，半数冷结半数供匪，李德邻不仅不知管制，而且接受刘航琛等之购款充其赴美之私用。此种纪纲扫地之精神损失，实为二十年余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目睹今日之空军，装甲兵、陆军与海军主管皆拥兵自私，视同私物，国既不国，军亦非军，而革命军人之人格荡然矣。呜呼，如余复出，果能救国抑误国而已乎？若照去年一月间大陆沉沦之速，则余如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其必为若辈自取灭亡矣。悲乎？奈何。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得不加紧军事改组的步伐。元旦期间在日月潭谋划时，整理军事就是蒋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审阅关于未来军队组织与训练的方针，“计划今后军队党务与政工关系及组织方案，与提倡模范官兵与部队计划，皆为目前整军基本要务也”。【69】
3月9日，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离开台北举行“复行视事”后的第一次出巡，至高雄左营海军基地检阅海军部队。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进行了精心安排，巡视的蒋介石被“总统万岁”和“誓灭共匪”的口号包围着。下午3时，蒋介石又到海军全代会致词。首先由代表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向蒋宣誓效忠：
余等谨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竭尽赤诚，誓死效忠总统蒋公，并在桂总司令领导下，集中意志，团结力量，达成反共抗俄，救国救民之使命。如违誓言，人人得而诛之。
通篇誓词，特别是后几句，不禁使人想起昔日的封建会道门，可此类表现对蒋个人“效忠”的誓词，却常常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军队里。蒋听完这誓词后非常感动地对士兵们说：“我接受你们的宣誓，我接受你们的决议，我要领导你们走到成功的路上去。”【70】
接着，桂永清代表海军将写有“民族救星”的旗帜献给蒋介石。随后蒋向参加大会的代表致训词：“海军要能确保反共抗俄的基地，成为陆空军反攻大陆光复祖国的先锋，则必须本同舟共济的精神，先求本军各单位间精诚团结，协同一致。”在训词的最后，蒋介石表示：“我一定引导大家在一个主义、一个目标、一个历史、一个生命的前提之下，和我海军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坚强奋斗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71】
结束左营之行后，蒋介石正式开始了军事改组工作。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被撤销，其业务归并“国防部”及其他相关单位，台湾防卫司令部和陆军训练司令部归并于陆军总司令部，东南区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补给司令部归并于各该司令部。此前，溃不成军的陆军装甲兵司令部已经被缩减成装甲兵旅，由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任少将旅长。【72】这对于简化指挥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颇有益处的。
国民党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单位之间职责不明，政出多门，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能很好地配合协作，共同作战。特别是军令和军政两系统的权责不明，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混乱。所以，对国民党军组织系统加以调整，是蒋介石整顿军事的中心之一。3月15日，蒋介石发布命令：【73】
一、兹拟定国防机构组织系统表及国防职务互相关系对照表，着自39年7月16日起实施。
二、总统根据宪法第36条统帅陆海空军。
三、国防部长依法行使行政权，负责控制军事预算，获得人力、物力，监督有效使用，充实国防力量。
四、参谋总长在统帅系统上为总统之幕僚长。在行政系统上为国防部长之执行官。
五、在统帅系统下设陆海空各总司令部及联勤总司令部，为陆海空军及联勤业务之执行者。
六、依战斗序列成立之高级指挥机构，隶属于统帅系统。
通过上述命令，强调了“总统”对三军的统帅权，旨在加强蒋介石对各部队的直接控制，同时，也明确划分了军令与军政两系统，尤其是这两系统的首脑“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的职权，凡有关“国防”建设、军事行政部门等统由“国防部长”负责，而有关陆海空作战计划及指导等属于军事指挥部门之职权，统由“参谋总长”负责。
在经过上述军事机构调整后，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了一系列任免命令，更换各主要军事部门的领导人。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周至柔为“参谋总长”，仍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关麟征的“陆军总司令”职务。【74】3月23日、25日，台北又公布两批任免名单，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袁守谦为“国防部政务次长”，董毅肃为“参谋次长”，黄镇球为“联勤总司令”，郑介民、宋锷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同时，蒋介石对“总统府”内的有关军事人员进行调配，“参军长”刘士毅、“侍卫长”李宇清被免职，一大批中将级的“参军”如张鹤龄、刘诚之、黎铁汉、萧勃、汤家威、徐会之、杜从成、毕书文、龙绳组等也失宠去职。
大陆时期，国民党兵多将广，但派系林立，有些将领还挟兵自重，不买蒋介石的账，蒋能控制的只有黄埔系的军官。退到台湾后，地方派系首领普遍失去了军队，再加上台、澎、金、马地域十分有限，倒为蒋介石剥夺杂牌军将领们的军权、直接全面控制军队提供了客观条件。经过这次改组，老将们及杂牌军首领被清除殆尽，三军高级将领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系。例如，“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1899—1986），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临海人），前妻毛福梅的姨甥；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官，跟随蒋介石参加北伐、“剿共”战争；1933年被蒋介石派往欧美考察空军教育，回国后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主任；抗战时期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指挥官、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厅厅长，并作为顾问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6年出任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75】周至柔不但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而且是宋美龄在航空界的主要代表，是陈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十八军的老搭档。由此，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惟一的例外，是之前一向被冷落、非黄埔系的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的要职。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步兵学校。但毕业回国后一直不被重用，只好在宋子文的税警团任职，无法在国民党正规军中立足。抗战爆发后，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并出征缅甸，孙率部参加，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了非凡战绩，赢得了盟国的高度赞赏。他本人战后也成为美国军界巨头如马歇尔、麦克阿瑟等人的座上客，深为美国人赏识。抗战结束后，他再遭冷落，被派到台湾任“陆军司令部训练司令”。此次黄埔系化的改组中，与蒋介石既无师生之情又无乡土之谊的孙立人，在其他派系将领纷纷落马之时，却被留了下来，而且被委以重任。蒋介石如此青睐孙立人，原因不在于孙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美国背景。蒋要保卫台湾，没有美国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几个亲美人物作招牌，美国人是不会轻易将经济军事援助送上门的。此外，重用孙立人还有安抚非嫡系将领，免为他人攻击之用意，可谓一箭双雕。当然上述目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表面上对外宣称，孙立人之所以被重用，是“孙将军本人具备现代军事学识，专心致志于治军，而不驰心旁骛，他是今日中国稀有的典型军人”。【76】舆论界也盛赞孙立人之被任命，是国民党军事改革四大举措之一。那时，美国已改变对台政策，大规模援助台湾当局，并与之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0年3月25日上午，改组后的各高级将领就职典礼在“总统府”举行。参加宣誓就职的有新被任命的“参谋总长”周至柔、“副总长”郭寄峤、“陆军司令”孙立人、“联勤司令”黄镇球、“国防部次长”袁守谦、“参谋次长”萧毅肃、郑介民、宋锷等。蒋介石亲自主持典礼，“行政院长”陈诚等高级文官也都参加。首先由新就职者宣誓：
余誓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命令，尽忠职守，捍卫国家，达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严厉处刑。
随后，蒋介石致训词，要求各高级将领率所部重振纪纲，确立制度，奋发图强，消灭共产党，重新夺回大陆，“假如我们不能达成此项任务，则惟有一死以报党国同胞及国父暨先烈在天之灵！”他说：【77】
参谋总长及各级官长第一要务，在上下一致重振纪纲。过去一年间，纪纲废弛，精神松弛，致使军队一败涂地，遭受节节失利，大多数人民被匪关入铁幕，吾人八年抗日战争所获得成果，国际人士对吾人之崇敬，遂因此而告丧失，受尽侮辱与歧视，稍有廉耻有人性之人，于别人欺伤讥笑之下，自不愿亦不能忍受。欲洗雪耻辱，必重振纪纲，此乃第一要务。
其次为确立制度，吾人过去所受失败教训，在于制度之未臻健全。去年一年来，余耳闻目睹各种缺点造成之严重后果，此后，吾人应确立制度，造成有系统有组织之机构，始能发挥无比力量，否则将丧失国家人民与自己之生命。盖建立新国家，必先建立新制度，如此始克完成剿匪戡乱任务，否则，即使获得了胜利，则仍将遭受失败之教训。
蒋介石明白，要保卫台湾，军事是第一要务，而要对在溃败之中的国民党军重新整理，所做的工作非常繁多，包括军纪的整饬、军队中政工制度的确立、对军官的训练、军事院校的建立、军队的整编、士兵素质与福利的改善等（关于军官培训、军纪的整饬与军队中政工制度的确立，将另节专门叙述）。
蒋提出，“军事制度之建立，先以各兵种业务人事之组训着手，再加以统一集中，□以通信情报与参谋学院之建立为急务”。【78】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全身心在整理军事上，以改善士兵素质与待遇为例，蒋曾试图通过“换血”方式，招募台湾的新兵取代从大陆溃败去的老兵，无奈此项工作所费甚巨，终因“经费不足以致停顿”。【79】蒋便只能通过加强训练旧有士兵来提高实力，他不断地巡视部队，为士兵打气。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蒋想到了古代“兵农合一”的方式：实行“退伍军人征田安置政策”，他认为，“如果能成事实，则整军与限田同时并行，一举两得矣”。【80】通过给士兵“授田”来满足其基本的要求。1952年，蒋又在经济稍得喘息后，首先给士兵加薪。“士兵增加饷项已于本月实施，而官长薪饷以预算无着未能增加，因之更加强士兵之士气，此为数年来最关心之要务，而今幸得实现。”【81】1952年后，台湾当局规定所有专科与大学毕业生，“一律皆入军官学校受训一年，取得预备军官资格以后方给毕业文凭”。这一制度的实行，改善了基层军官的素质，扩大了兵源。
在被迫退出海南岛与浙江定海等地之后，蒋介石将所有军队的战线收缩到台湾、澎湖等处，并将部队缩编整编，至1952年10月底完成，把原有的31个师压缩成21个师，并成立4个师管区。同时，对中下级军官实行来回培训，对高级军官，尤其是心怀二志的杂牌军官进行了清理。蒋签发了两项命令：对逃亡海外将官不归的一律“免官除役令”，对陈诚等已经不在军队担任职务的官员“退役令”。蒋事后总结道：“国军官籍整理之原则实施，所有高级军官未随政府来台及散居国外者，一律免官除役之发表，李宗仁、张发奎、熊式辉等均一律在内，此举实与党员全国大会淘汰腐劣中委之性质同一重要也，实为整党整军最重要之步骤也。”【82】确实，部队整编与高级军官的“官籍整理”，使得军队更“职业化”，军官更忠诚，蒋介石更易控制。
对于整理军事的成果，蒋介石在1950年底与1952年底均有认真总结，现将其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录于下，可见其在两年间的“进步”。
1950年底，蒋介石写道：【83】
关于军事之整理，收效各点：甲、政治部制之建立；乙、人事之统一；丙、缺额之清理；丁、补给到团经理之改制；戊、军官保险制实施；已、兵额之核实；庚、发饷之定期；辛、分配菜田，补充副食物；壬、军官训练团之成立，教育制度之改正；癸、四次联合演习之亲临主持，定海大撤军，总校阅之实施，军官学校之重建，此实皆为整军奏效之因事也。
1952年底，蒋介石写道：【84】
军事最大之成就：子、圆山军训团高级班第三期训练如计完成，至此，团长以上高级将领皆已训练完毕，此为建军之最大基业也；丑、四月间海空军各总司令如期撤调，严拒美国武官横加干涉；寅、自五月起，各军彻底整编，以卅一个师至十一月止整编为廿一个师，设立四个师管区，皆如期实施；卯、陆军各防守区司令与海军各舰队司令皆重新编调，而空军各区联队司令亦于年底完成；辰、陆海空三军物资对流，所有各总司令据为私有之仓库，一律交予联勤总部办收管。午、炮、工二科及陆海参谋各学校与国防大学，皆已举办开学。战术、空军与装甲、通讯、情报、政工、测量各校皆由美国协办而加强矣。
两相比较，1950年，蒋的整理军事工作要点在“人事统一”、“核定兵员”、“缺额清理”、“发饷准时”、“分配菜田”等收拾残局、安定军心的低层次上，而1952年则关注于军事院校的建设、中高级军官的训练、部队整编等提高部队战力与军队发展等较高的层次上了。
注释：
【1】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277页。
【2】黄仁霖：《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40年：黄仁霖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4页。
【3】《风雨中的宁静》，第183页。
【4】何虎生：《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5】《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38—39页。
【6】[美]裴斐、韦慕密访问整理，吴修恒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以下简称《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页。
【7】《风雨中的宁静》，第278页。
【8】《风雨中的宁静》，第137—138页。
【9】《风雨中的宁静》，第177页。
【10】《中央日报》，1950年1月5日。
【11】《中央日报》，1950年1月1日。
【12】《本党改造案》，载秦孝仪：《革命文献》第6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52页。
【13】《蒋介石日记》〔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下简称“《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1日。
【14】《风雨中的宁静》，第246页。
【15】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16】《风雨中的宁静》，第256页。
【17】《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2页。
【18】《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6—137页。
【19】《风雨中的宁静》，第264页。
【2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14日。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7页。
【22】《中央日报》，1950年2月2日。
【23】《中央日报》，1950年2月5日。
【24】《中央日报》，1950年2月21日。
【25】《中央日报》，1950年2月14日。
【26】《顾维钧回忆录》（七），第587页。
【2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5日。
【2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9日。
【2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0日。
【3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3日。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4日。
【3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31日。
【3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日。
【3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4月25日。
【35】程思远：《白崇禧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
【3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5日。
【3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7日。
【3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9日。
【3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8日。
【40】《中央日报》，1950年2月24日。
【41】《中央日报》，1950年2月25日。
【42】《顾维钧回忆录》（七），第600页。
【43】《顾维钧回忆录》（七），第598页。
【4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1日。
【45】《中央日报》，1950年3月2日。
【46】《中央日报》，1950年3月3日。
【4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31日“上月反省录”。
【48】《如何纪念国父诞辰》，载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2册，中华大典编印会及国防研究院1968年版，第1808页。
【49】《中央日报》，1950年3月7日。
【5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28日。
【5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
【5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0日。
【53】《中央日报》，1950年3月4日。
【54】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55】转引自孙宅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5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12日。
【5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7日。
【5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2日。
【59】《中央日报》，1950年3月8日。
【6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4日。
【61】《中央日报》，1950年3月9日。
【6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4日。
【6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11日。
【64】《中央日报》，1950年3月12日。
【65】《中央日报》，1951年2月21日。
【66】《中央日报》，1950年3月28日。
【6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3日。
【6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15日。
【6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2日。
【70】《中央日报》，1950年3月10日。
【71】《中央日报》，1950年3月10日。
【72】《中央日报》，1950年3月4日。
【73】《中央日报》，1950年3月16日。
【74】《中央日报》，1950年3月18日。
【75】《台湾历史辞典》，第324页。
【76】《中央日报》，1950年3月18日。
【77】《中央日报》，1950年3月25日。
【7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15日。
【7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三十九（1950）年工作反省录”。
【8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月26日“上星期反省录”。
【8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8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2月31日“上月反省录”。
【8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三十九（1950）年工作反省录”。
【8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四十一（1952）年总反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