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涵碧楼的新年
台湾，日月潭，潭水涟漪，环山幽翠，景色迷人。1949年12月24日，坐落在潭边的涵碧楼迎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居住者，他们就是前“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其家人、随从。他们专程从台北赶到这儿，辞旧岁，迎新年。那些日子里，人们常发现蒋介石或“散步林中，观赏朝日”，或泛舟湖中，静坐独钓，或“至化番社，参观山胞歌舞”，【1】一时间，他似乎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是十分不平静的。自1946年夏他发动“剿共”内战以来，数百万全副美式武装的“国军”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反而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尽管仍有一些残余力量在大陆上从事抵抗活动，但其被消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国民党所能控制的领土，事实只剩下3万余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及其附近的几个小岛。而他本人也从抗战时的民族救星，沦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战犯名单上的一员，从全国的统治者沦为一个小小台湾岛的主人，而且由于桂系的施压，他还不得不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所谓往事不堪回首，此其时也。
但蒋介石并不善罢甘休，梦想着东山再起。因此，他自决定引退之日起，便为卷土重来而悄悄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作为第一步，蒋介石于1948年底派曾长期担任其“内迁供奉”机构励志社总干事的国民党军联勤副司令黄仁霖赶赴台湾成立“美援物资接收处”，并命令“所有军援物资都必须转运到台湾去”，并由此而控制了美国全部援华军用物资。【2】据黄仁霖回忆，在其控制下，自1949年后的3年内，“总计接收了不下300余条船的美援军用物资”。这成为蒋介石东山再起的一项重要资本。就在正式宣布引退的前一天，他指示“行政院长”孙科任命得力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18日，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不久，他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3月，“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所有迁台的行政机构。在陈诚控制台湾后，蒋介石又密令曾任上海市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俞鸿钧将国库所存全部黄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此项被转移资产共值美钞33500万元，“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这也成为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东山再起的资本。
在蒋介石支持下，陈诚在全台实行戒严，采取严厉措施整编军队，清洗异己，镇压地下共产党，打击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分子，推行“三七五”农地改革。通过陈诚，蒋介石初步控制了台湾这块最后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继续从幕后遥控指挥其嫡系将领在前线作战，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走上前台。7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并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该会主席，以代“总统”李宗仁为副主席，以张群、陈诚分任其西南分会主席和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还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及海南岛等地区；并规定：“凡政府重大决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3】由此，蒋介石彻底架空了代“总统”李宗仁，重新夺回了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控制权。8月1日，又在台北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8个组及1个设计委员会，分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通过这两个机构的设立，蒋介石既架空了李宗仁，也为自己走上前台寻到了借口。“广州保卫战”、“重庆保卫战”及“成都保卫战”，蒋介石都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亲临指挥、督战，处理军政事务。
此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并谋求国际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还在吴国桢等人陪同下，于7月10日自台湾飞往菲律宾碧瑶，与菲总统季里诺举行会谈，“推动建立亚洲反共联盟”。季里诺热情接待了蒋介石一行，并与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加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它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增加通盘的磋商。鉴于它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共产党对它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它们有立刻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助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的遭遇到的威胁。【4】8月6日至8日，蒋介石又在吴国桢等人陪同下飞往韩国镇海，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举行会谈，讨论远东各国筹组反共联盟问题，并发表声明，表示要联合起来，消灭“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声明说：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予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5】尽管这些声明大多“徒托空言”，但蒋介石却“非常满意”。【6】
但所有这些都已无济于事，国民党先失广州，再失重庆，继失成都。蒋介石不仅回天乏术，而且几次险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2月10日，蒋介石无望地告别大陆，乘飞机自成都飞往台湾，把经营重点寄托到台湾这一孤岛上，也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来年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7】他下定了决心要对国民党彻底来一次改造。
此次，他离开台北的闹市区躲到日月潭来，就是为了反思失败教训，筹划未来举措。在涵碧楼，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总结失败教训，决定改造国民党。关于这个问题，他自下野回到溪口老家之时即开始考虑了。概括起来，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上说，他认为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且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注重做官，从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从思想上说，他认为领导方向的失败是关键，“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也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责任”。【8】
在外交上，他把失败归罪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坐视不管，“北大西洋同盟公布，东西集团壁垒分明，中国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对华政策仍坚持过去作风，坐视共匪长大扩张，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予以援手，实不智之极”。【9】
针对上述问题以及日益危机的局面，蒋介石于12月30日、31日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改造、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总统”复职等一系列问题。参加会议的是他亲自指定的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洪兰友、王世杰、张其昀及蒋经国等人。
同时，他还考虑着如何利用国际反共势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12月27日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便呼吁“民主国家”要加强反共联系，援助反共前线国家，尤其是他的“中华民国”：【10】
问：1950年中，足以增进世界谅解者何事，而成为世界谅解之损失者又为何事？
答：世界更进一步的谅解，惟有在为民主与和平而奋斗的路程上始能获得，故民主国家各自为谋，特别是放弃一个在为民主和平而对共产国际侵略者孤独苦战国家如中国者，徒使人类迷惑于民主与极权，争取和平与制造战争之歧途，对于世界谅解，将为无可补偿之损失。
问：阁下认为何者对1950年世界和平与安全有最大之贡献？
答：对世界和平安全之贡献，应以人类自由、民族平等、不受歧视、不受侵略为一切和平与安全之基础。为此，太平洋区域亦须缔结与大西洋公约相同之公约，否则……决不会阻止苏俄共产国际侵略世界洪流之横决。在为世界和平安全之奋斗中，决无牺牲一方面能保住另一方之安全者……如民主阵线一部分遭受失败，必将影响整个阵线之失败。民主国家倘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听任中国独任反侵略战之前哨，因而蒙受重大之损失，再为苟且姑息之计，放弃此一阵线，必将引起破坏和平之后果，乃可断言。
但蒋介石到涵碧楼过新年的真正目的，还在于试图作出摆脱过去、扎根台湾、重塑未来的样子。在他住进涵碧楼的第九天，1950年的新年到来了。同往年一样，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蒋介石的《元旦告全国同胞书》，书中称：“剿匪军事节节败退，中华民国国号被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变局”，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坚持“剿共”政策，深信这一年将是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枢纽，且“转败为胜，易如反掌”。
文中，蒋介石表示：“我所以引退在野，不复执政者，虽已届一年，而耿耿此心，无时不以国家存亡与人民祸福引以我惟一的责任，今后仍愿以在野之身，不计辱荣，不避毁誉，与我全国同胞共患难，同休戚，尽忠竭智，协助政府争取反共抗俄的胜利，以报答全国同胞对我迫切的期望。”【11】台北的各机关也循例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上午9时举行新年团拜会。除了局势比上年略显紧张和庆祝地点有所变动外，似乎没有特殊之处。但细心人会发现，参加团拜会的人员大多数是国民党的元老如居正、邹鲁、于右任等以及一些赋闲在家的达官显宦，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却没有参加。过去，蒋氏总是身穿文官大礼服参加庆祝会，接受百官祝贺。这个新年，他却带领其“青年才俊”如蒋经国等跑到山上躲起来了。蒋介石立意要与这些老大腐朽的代表者决裂，也就难怪团拜会弥漫着冷清与颓丧气氛了。元老们及各派系的首脑们晚景凄凉已见端倪。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教训时，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的干部只注重形式，不以实际行动贯彻民生主义、关心民众疾苦。他说：“今日我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同志人人都认定四年来反共战争的失败是政府没有实行民生主义，人人都知道今后反共战争要用民生主义战胜共匪。但是，我要问：过去四年间，大陆哪一个乡村党部做过土地调查？哪一个市党部做过劳工统计？哪一个省市党部对中央提出过有系统的社会调查和经济研究报告？”他指出，“我们民生主义的实施，不是单凭学理做实验，而要用事实做根据”，“我们党的工作，要一改过去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要养成科学精神，采取客观态度，实事求是，来解决实际问题”。【12】
因而，当台北忙着举行新年庆祝活动时，他带领蒋经国等人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一来以示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二来为所倡导的新工作作风树立典范。元旦上午9时，蒋介石乘车由日月潭出发，经过浦里，冒雨下山，12时到达雾社。雾社民众齐集街头，高山族姑娘载歌载舞，向蒋介石献花致敬以示欢迎。蒋也频频致意，询问当地教育、生产等状况。下午3时，他又到春阳高山族同胞居住地视察。
蒋介石1950年元旦的日记，颇为详细地记录了他当天的感想与活动，全文如下：【13】
雪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彻底改革重新来过，而以“复苏、实践”四字自矢，不失为基督信徒，以期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不负总理之厚望也。
六时后起床，朝课。与经儿共同默祷及记事。约在日月潭诸同志朝餐，九时后乘车经鱼池乌牛栏，于浦里本部溪下车休憩，及登雾社山路，十二时半到达雾社视察警察所，镇公所等毕，到职业学校午餐后，乃赴春阳社即樱社视察山胞住所生活，冒雨观跳舞，赏给酒烟慰之。此雾社即民国十九年山地同胞大杀日人，反抗虐政之重大事件之基地也。以大雨不能详考其碑记。三时回程，在浦里神社休息，浏览其地，已多被侵占，社会亦破乱不堪，国人无组织管理能力，自惭不置。回日月潭已五时半矣。
1950年1月4日下午，在涵碧楼过完新年的蒋介石偕张群、陶希圣、蒋经国、俞大维等人及随员数十人下山，悄悄返回台北。新的一年按他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重新夺回“总统”职位，成为新一年的首要工作。
二 蒋、李“斗法”
在蒋介石早年的历史上，曾有两次下野经历，但每次他都能以退为进，又东山再起。与先前同样，他在1949年1月第三次下野后，即开始准备重掌大权。他严密遥控自己的部下，处处与代“总统”李宗仁掣肘，使李宗仁不能顺利行使权力，以迫使其知难而退。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大规模溃败及李宗仁对局势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蒋介石在其亲信的怂恿下，开始筹划实施取李宗仁而代之的计划。
10月8日，“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密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致电蒋介石：“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14】 10月9日，吴忠信奉命到台湾见蒋介石。吴临行前专门去见李宗仁，问其“有无知难而退之意”。【15】根据这些迹象，蒋介石于10月18日召集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其复职问题，并得到大多数与会委员的支持。随后他又向丁惟汾、于右任、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征询意见，但遭到反对。他们认为蒋介石在1月21日宣布引退，是根据其“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此为举国的会议，若非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同时，蒋本人也认为“李宗仁之求退并非心悦诚服，亦仅知难而退，想脱却沉重包袱而已”。【16】他一时不想接过大陆这个烂摊子，更不想负起国民党失败的领导责任。于是他暂缓考虑复职问题，而继续在幕后操纵全局。
广州解放后，李宗仁及其国民党政府逃至重庆，桂系势力进一步削弱，见此情景，蒋介石的文武亲信公开“劝进”。CC系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直呼蒋介石为“总统”；台北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川康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吴忠信、张群、宋家骅等人也纷纷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的‘劝进’”。面对国民党军的一败再败，李宗仁本无意恋栈名位，但他认为“蒋欺人太甚，起初，我并不想上台，是蒋强迫我做代总统的；在我到职后，他把库存金银外汇和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台湾，并且先后破坏守江计划和保卫广东的军事措施。等到局面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好像我的进退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17】故对蒋介石亲信的劝导，李宗仁毫不客气地拒绝。他怒气冲冲地对叨叨不休的吴忠信说：“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似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选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不仅如此，李宗仁为了避免蒋介石到重庆后“运用各种手段强迫他签署‘劝进书’”，干脆以“出巡”为名，在蒋介石到达重庆以前，于11月3日离开重庆飞昆明。在李居昆明期间，白崇禧提出调节蒋介石、李宗仁关系的“妥协案”，即“蒋介石宣布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李因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但蒋介石仅同意其复职及李宗仁回任副“总统”的提议，至于李出国问题，则由于担心其出国后会“进行反蒋活动”，坚决拒绝。白崇禧的调节遂告失败。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桂林，后转飞海口、南宁。11月20日，李宗仁径自飞赴香港，准备经香港赴美就医。赴港前，李宗仁发表书面谈话说：【18】
余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视察各地军政情形，原拟行程完毕，即行遄返中枢。惟自海口返南宁后，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验，从速施用手术，否则对于身体健康，可能发生极严重之影响。目前局势严重，不敢自逸，余决以最经济之时间，致力于体力的恢复，俾今后得以全部精力与我军民共同战斗。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李宗仁不和蒋介石打招呼即自行跑了，虽对后事有所嘱托，但丝毫未涉及蒋介石，更未涉及他所关心的“总统”职位问题。这使刚刚从台北赶到重庆的蒋介石十分恼火；同时，也强化了其重新夺回“总统”职位的决心：“复行视事为不二之道，至于成败利弊，在所不计。”但是碍于自己所鼓吹的“宪政”形象，蒋介石不便直接宣布复位，而是先通过各种渠道围逼李宗仁，造成其众叛亲离而自己众望所归的局面。于是，蒋、李围绕“总统”职位之争不断升级。就在李发表声明的当晚，蒋介石连夜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商讨李宗仁的“突然出国问题”，并决定派人挽留。22日，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携蒋介石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宗仁回重庆。蒋在信中允诺“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掌握”，但被李拒绝。27日，蒋在重庆再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上一致拥蒋复职”。他也表示：“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其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心之作用。”【19】会议决定，继续设法劝李回国执政；同时，也做好蒋介石复任“总统”的准备。次日，蒋介石再派洪兰友、朱家骅携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飞赴香港，促李返驾。决议说：“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这等于蒋介石向李宗仁摊牌了，准备取而代之了，但李宗仁则以“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所约制”而加以拒绝。12月5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儿子李幼邻、李志坚，原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李汉魂等人，离开香港，飞赴美国。离行前，他再次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强调：“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其意显然是在警告阎锡山，要他阻止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扛着“总统”的乌纱帽跑了，蒋介石更抓到批李的把柄。1950年元旦，蒋介石考虑到台湾“危急纷乱无政府之状态，以及美援绝望之际”，应该“统一事权，集中力量以挽救危局于万一”。之前，蒋也曾考虑避开与李宗仁在“总统”问题上的纠缠，而以某种“军政府”的方式取得实权，抛弃李宗仁，如以“公推方式”由他来“主持军委会与出任反共救国军统帅，下置各部会替代政府，彻底改革军需与军政制度”，“惟有亲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而不复总统之位），以军法治理台湾为反共基地，澄清现局”。但蒋介石担心，如果真的做了，“此必为美国反蒋派藉口”，而且如何能再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产生手续与方式，应加研究”。【20】权衡利弊后，确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逼李宗仁交出职位。1月20日，“监察院”致电在纽约的李宗仁，以委婉的口气指责他擅离职守，玩忽代“总统”的职责，并促请其立刻回台北“视事”。【21】
蒋介石清楚，李宗仁绝不可能返台。因为台北党、政、军、财各种大权，“已完全严密控制在蒋的掌握之中”，而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已在大陆被人民解放军全歼，逃到台湾的只有白崇禧，已难成气候。李宗仁“是无法和委员长争夺台湾控制权的”，如果他真的敢于回台湾，那无疑是自投罗网。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2月2日李宗仁自纽约致电“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转“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人，拒绝赴台。李在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后说：【22】
仁每念中央诸同志及各地将士之辛勤劳瘁，弥增忧愧，所幸在美留医期间，除施行手术之数日外，对府院各方所来函电，均亲自批阅，府院命令照常办公，并未因仁之病而受丝毫影响。至于执行部分，系由行政院负责处理，故不特府务无废弛之虞，政务亦无中断之虞。目前国内形势，美援至为重要，仁留美期间，曾与美朝野直接间接密切联系，以冀有所补救，披沥奉告，诸希查照是幸。
李宗仁以争取美援为由拒绝赴台，又不放弃代“总统”一职，台北方面便继续向其施加压力，接连致电，促请返国。2月3日，台北举行“国大联谊会”，会议根据胡钟吾、刘宜达等人的提议，致电李宗仁，要求其明白表示，要么放弃代“总统”职位，要么立即回来：【23】
李代总统勋鉴：当戡乱军事进入紧急之际，先生忽称病出国，时届两月，迟迟未归，对宪法第49条之规定，未能重视，致中枢无主，举国惶惶，莫知所措。代表等迭电促返，迄未见复。复以先生竞选时之主张及就职时之誓词，殊多不合，违宪误国，咎将谁负。代表等受全国人民付托之重，目睹时艰，痛恨无似。特再电请明白示复，以明责任。
14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又联名致电李氏，表示如果李再不回来，他们将请蒋介石复职：【24】
李副主席德公赐鉴……立法院第二会期已定本月24日开始，现任行政院院长暨副院长已先后向中央常委会递呈请辞，意志坚决，中枢现势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虑。总裁为非常委员会主席，对于我公苦心孤诣，促归则有涉求全责备之嫌，任之则陷国家于无元首状态，亦非所安。故每于谈次，辄避免论及。然今事处万难，人民苦于倒悬，国命决于俄顷，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蕲。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望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惟大局。迫切陈辞，候明教。
同一天，“监察院”也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函电，电文短劲严厉，怒斥其复电：【25】
李代总统勋鉴：奉读艳电，深为慨惋！本院为团结救国，乃有前电，同心之苦，人所共谅。不期先生在复电中反饰词自辩，稽诸宪法，总统职权决不能寄居国外，遥为处理，故尊电自总统府发表后，民情愤激，舆论哗然，事实俱在，当荷明察。先生如仍不体念当前局势之砧危，及前电之忠告，而不迅为明确之表示，则拖延贻误，无异自绝于国人。同仁实不能不肩负人民之付托，以恪尽职责，惟不忍与此时再与先生作文电之往还也，谨此电达。
按照国民党的“宪法”规定，“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任，如再缺位，则由“行政院长”继任。根据这一点，李宗仁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合法元首，只要他不停止执行职务，不将“总统”权力移交“行政院长”，就没有人能把他撤职。【26】李宗仁对已变得有名无实的“总统”职位坚决不肯拱手相让。所以，对于台北的威胁，仍置之不理。2月18日他复电台北：“弟出院后即准备回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国事至此，拯救危亡，维护宪法，至为重要。先生等老成忧国，谅有同感。”李宗仁不但拒绝赴台，还暗示他们，如果蒋介石擅自“复职”，将是违犯“宪法”的行为。
蒋、李文电往来，互相斗法。李宗仁虽欲竭力保住“总统”职位，然形势的发展使得此企图成为泡影。
2月4日，蒋介石约集蒋经国等人商讨“广西子无耻丑行及其动态之检讨，不禁为之发指皆裂”，“广西子”是蒋咒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之词。当即决定“作复位之准备，以非此不能救国也”。【27】此时，“行政院长”阎锡山有意辞职，蒋介石本以为可借此为“解决总统复位问题之途径”，不料阎锡山却表示，他要向代“总统”李宗仁辞职，而不愿宣言自动去职。蒋认为，如此一来，则反而给李宗仁待命职权的机会，“使问题更为拖延复杂而不能解决”。【28】 1950年2月9日。他在日记中骂阎“其旧性仍未改变也。往日所谓共患难之言何在”？他多次当面劝阎锡山不得向李辞职，并让人转告阎“辞职不可轻率”，须蒋亲自批准方可。【29】 1950年2月10日。最后，阎锡山是向国民党中常会辞职，再由中常会转而借此事向李宗仁施压，要李限期回台。此后，蒋便终日考虑“复职”及之后政策，他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30】
此次复出主政，对于军政、经济、政策、人事、组织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确定。恐难□*过去功亏一篑之覆辙，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于此十日之内必须积极准备，对于下列各项必须切实研究，有所决定也：一、政府组织方式，总体战军政府之精神出之；二、干部会议纲领与人选；三、总体战实施程序与经济政策之决定；四、研究设计、监察制度与组织之实施，五、党的改造方针之决定；六、台湾党政方针与人选之决定。
颇有意思的是，在蒋、李斗法的过程中，桂系二号人物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逐渐站在蒋介石一边，向李宗仁施压。李、白二人，“自统一两广而至拒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桂系力量的削弱，蒋、李矛盾的升级，白崇禧成为蒋介石重点争取的对象。先是许之以“国防部长”，进而许之以“组阁”之权。经不住诱惑的白崇禧渐渐转向，一方面向蒋介石“劝进”，另一方面向李宗仁“劝退”。1949年9月，白氏应蒋介石之邀而与其闭门密谈后声称：“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10月，重庆迎蒋复职的呼声日盛，白崇禧乘机劝李宗仁去昆明休息一个月，并提出“蒋介石宣布‘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的妥协方案，以力图调节蒋、李矛盾，后被蒋介石所拒绝。李宗仁飞赴香港前，白崇禧又劝其出国之前应“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暗示其将“总统”职位交还蒋介石，但也被李拒绝。1949年12月30日，经不住诱惑的白崇禧跑到了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然而其时桂系已经彻底瓦解，在台湾更是全无根基。苟于自存的白崇禧遂不得不在蒋、李斗法中充当蒋介石的“电钮”，在其需要时即应声而起。1950年1月，蒋介石急于“复职”，白崇禧遂率桂系老将李品仙、刘士毅、邱昌渭等人致电李宗仁，建议其若继续在美休养，应致电国民党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白崇禧又立即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但蒋介石对白崇禧是恨之入骨的，不仅不谅解白当初“逼宫”让他下野的旧仇，且认为白在台湾与在海外的李宗仁是唱双簧。1950年初，白崇禧向蒋介石要求十六万兵额之粮饷，经费困窘之蒋介石认为实际已无“一兵一卒”的白是狮子大开口，私下痛骂其“可谓无耻极矣”。【31】 1月底的日记里，蒋更以“奸”来称谓白，表示必欲除之：“白崇禧又在台北作无耻无赖之宣传煽惑，希图作最后之毁蒋运动，对此应有以制之。此奸不去，姜笋混淆，无以复兴，二十四年来之辛勤牺牲所得之党国，皆为此奸彻底毁灭矣。”【32】蒋“复职”的当天，曾专门邀宴白崇禧等桂系将领，以示安抚。但他对于桂系与白崇禧的仇恨非常深，对于他们的“输诚”，再也不表信任：“约白崇禧等聚餐，广西子之伪言伪行。不能再信以误国，彼虽表示必诚实，实不能令我有所动也，其害国害民之大，无法取信也。”【33】在蒋的眼中，白崇禧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他在责骂薛岳时，曾说：“其忘恩负义，为掩饰其平身罪恶而不惜污辱国家与领袖，此人之背谬乃为白崇禧之第二也。”【34】当蒋介石的地位渐渐稳固后，白崇禧等人失权失势，只能拱手称臣，完全沦为蒋介石对李宗仁斗争时的棋子。对于李宗仁在美国的反蒋活动，白崇禧也总是应蒋之要求，不断批驳。1964年2月，李在美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学习法国，调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白崇禧遂致电李宗仁：“总统蒋公率全国人民，尝胆卧薪，先聚教训，正在待机执弋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交，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中共建交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肖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35】
有趣的是，当其“电钮”的作用失效后，白崇禧的大限也到了。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种种障碍回到大陆，白崇禧也失去了“制衡”李宗仁的作用，遂于次年12月无疾而终。白崇禧之死也成为蒋氏台湾时代之一大历史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