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十全大会”
1969年3月29日至4月9日，国民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首先，是国际形势对台湾已十分不利，美、日、意、加等国积极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摇摇欲坠，其局面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蒋介石必须考虑应对之策，以应付随时可能来的外交打击。其次，蒋介石此时已83岁，年龄不饶人，必须尽快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再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前灾难以及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给国民党带来幻想，认为这是反共复国的绝好时机，反共斗争进入了“全面决战的阶段”。【1】最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20年保持着僵硬的统治体制，其成分结构、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和台岛内业已存在着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矛盾，亟待改变。所有这些决定了这次大会与以往任何一次大会都不同，更显出它非同一般的意义。
台岛内部和国民党自身的因素，就使得这次大会的召开更具迫切性。经过近20年的高压统治，民间所积蓄的不满情绪随时可能喷发。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同于老一代那样不甚关心政治，他们也开始挺胸抬头议论政治。“中央民意代表”终身制的问题、大陆籍人士独占政治资源的问题、老气横秋的官僚压制年轻人的问题、军警统治和特务横行的问题、人权问题、言论自由问题等，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溢于言表，如果再用老办法强行压制，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国民党内部则更是问题成堆。由于偏安海岛已近20年，经济上又有较快的发展，使国民党人的心态和作风较之“改造时期”大为不同。当年所形成的紧张的工作作风和小心翼翼对待工作的负责态度荡然无存，早已被种种官僚主义所取代。正如蒋介石1969年6月所批评的：“当前本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老实说，我们各级党部，今天——从组织上看，不是因人设事，肢大于股，就是松懈泄沓，了无新生的革命的气象。从人事上看，则是表现着管道壅塞，老大当退者不退，新生当进者仍不得进的现象。从工作方向上看，更是抱残守缺，被动敷衍，‘文字政治’有名无实之病，至今未除！而这种有事无人作，有人无事做的情形，也不止党的组织为然，政府各机构，莫不皆然。”【2】关于政治风气和行政效率，蒋介石指出：“现在一般政风，特别是中下级机关和人员的风气，仍不免为一般人民所诟……他们这些最接近民众的公务人员，不但不能便民，而且还要去劳民、搅民，言之实觉痛心。”【3】
正因为如此，如不及时反思、纠正，国民党在对外将沦为“国际弃儿”后，无任何邦交国家，而对内将失去民众基础，早晚成为革命的对象。蒋介石不曾忘记在大陆的情景，国民党正是因为失道寡助，最终被赶出大陆，退守台湾。如果说当年还有台湾可以偏安的话，如今却没有任何退路可言。痛定思痛，他当然不能让他一手惨淡经营的“家”天下再次毁掉，其父子二人决意要革除积弊，开创新局面，干一番“中兴”大业。
说到变革，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就曾有过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对团结内部、清除派系与腐化、增强战斗力都有较好的作用。蒋介石有意仿效以往经验，推动一次“革新运动”。他在196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要“当以党的革新为中心，从政治、外交、财经、军事、社会、文教……各自的建设工作岗位上，来开展整个的计划，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持久的革新”，公开表露了实行全面革新的心迹。
其实从1966年起蒋介石就有意从行政部门开始革新，他在国民党中央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就作了重要训词《革新的决心与行动》，要求：党中央与五院各部会的同志，不能以法律规章制度之名，行阻碍革新之实；“立法”、“监察”委员和民意代表必须体察国民党的旨意，与行政部门合作，促进务实；各级主管部门不许循情、示惠、阳奉阴违，应洗心革面、力任艰辛，对革新有功者赏、不力者罚，乃至淘汰；考核实政、实绩为主，力戒公文兜圈，空文、搪塞、保守等风气。【4】看得出，蒋介石是下决心从行政革新出发，逐步过渡到党务革新。然而，国民党内积弊已久，单从行政机构入手收效甚微，不治本，何以治表。无奈，蒋介石只好从本党做起，展开全面革新。
蒋介石对革新有较全面的考虑，有过较系统的阐述：
所谓全面革新，并不只是在工作上尽责，在任务上着力为己足，最重要的，乃是每一个人的思想、精神、学识、行动、生活、作为，与事业发展创新，都必须革新进步，而且还必须持续地扩大其革新进步的宽度与深度。
革新之道，就是要一切求实在——不尚形式，不务表现，见得是处，断然如此，见得不是处，断然不如此！一切讲事实——不亟亟于理论，不斤斤于成规，因人因事制宜，因财因物制宜，因时因地制宜，因对象而制宜！
要以精神的、意志的、观念的革新，带动人事的、组织的革新；以风气的、行动的革新，带动社会的、政治的革新。
对革新的具体目标，蒋介石也有明确的要求，“行政的革新，最主要的就是建立考核的责任制度，确立为国尽职、为民服务的廉能政治，并由小而大，图难于易，致力于从头做起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建设，以树立反攻复国的坚强基础”；“社会的革新，亦就是先要由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发为社会的风气与生活的革新，做到新生活运动的再掀起、再扩大，更进而为中华文化之发扬复兴”；“精神的革新，就是要每一个人都能由于心理的健全，发为真实的行动，须知每一个人的革新，亦必须见之于行动，而后方得证实其依在心理上革新了”。【5】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革新有充分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一套理论。此时，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一个为解忧，一个为酬志。虽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看到的出路却只有一条：国民党别无选择，这就是——全面革新。蒋介石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告诫全党：“今天不只是时代的要求，在迫使我们求新求变，而环境的压力，也更在迫使我们求新求变。”【6】要求国民党上下“要以革新为先着，亦以革新为急务”。【7】国际舆论曾评价蒋介石说他“是一位从未曾追上时代的领袖，他直到末了仍然是一个懂得权力比懂得基本改革更多的人”。现在看来也不竟然，他也曾有过“与时俱进”的想法与行动。
全面革新成了国民党“十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当前国民党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革新强固国民党”，提出要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改革政治、教育、文化、军事上的弊端，以达成光荣使命。指示党务工作要号召青年扩大党的基础，精诚团结，发扬党德，以实际行动贯彻革新，靠政治打开反攻局面，以武力最后夺取胜利，重建“伦理、民主、科学三民主义的中国”。【8】
“十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中国国民党政纲案》、《现阶段党的建设案》、《策进全面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实施耕者有其田纲领案》、《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现阶段社会建设纲领案》、《政治革新要项案》等重大决议。在这些议案中，国民党重谈“反攻复国”的老调，重申了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的战略，主张发挥“不是敌人，便是同志”的所谓联合阵线策略，想利用大陆“文化大革命”之机，图谋“光复”的目标。在外交方面，力图摆脱困境，争取主动，以谋求巩固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维持其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在经济方面，指出不仅要“继续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要策进平均地权，增进土地利用”，发展城乡建设。在文教方面，提出“今后更要充实九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尤其要致力于科学的研究发展”。【9】
为了使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能得以维持和巩固，“十全大会”提出了全面革新的口号和纲领。大会通过的《现阶段党的建设案》中提出运用革新小组，加紧推行党政工作的全面革新，要为党的全面革新而努力奋斗。【10】4月9日，蒋介石在“十全大会”闭幕式上训示全党要以科学的精神扩大全面革新；全体党员要从思想上、信仰上鼓舞民众；党员与干部必须公忠体国，全面革新，检讨缺失，随时加以改进。将全面革新作为会后的主要工作。【11】
4月8日，“十全大会”推举蒋介石连任国民党总裁，并通过蒋介石指定的李煜瀛、宋美龄、孙科等153人为中央评议委员。9日，在选举了严家淦、蒋经国、谷正纲等99人为新一届中央委员，酆景福等51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并通过《政治革新要项》和《大会宣言》后，“十全大会”旋即闭幕。
二 ”革新保台”
国民党“十全大会”之后，全面革新的工作遂在台湾上下全面展开。作为指导性文件，“十全大会”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案》，指出政治革新的目的是从风气、制度、人事、机构各方面力求全面革新，俾能开创新局面，迎接新形势。【12】其具体内容是：【13】
一、刷新政风。包括革除保守、因循、徒重形式之积习；革除偏私、牵制之恶习；革除推诿、延宕、躲闪、敷衍、不求实效之风气；从严惩治贪污，信赏必罚，澄清吏治，革除积弊陋规；注意舆论批评，采纳民众意见。二、厉行法制。为了加强对岛内民众的控制，强制民众服从维护国民党的法律，提出要普及法律知识，维护法律尊严，提高司法威信，审判公平，切实检讨现行法令并加以整理，以恢宏法治之精神。三、健全机构。依统一事权之原则，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厉行绩效比较，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分层负责制度，明定各机关内各级主管人员之职权；消除本位主义，力求各工作机关的协调，简化手续，减少报表。四、改进人事。本考用合一之原则，改进考试技术，改进公务员考绩制度和薪给制度；提高公务人员之待遇，安定其生活；规划实施主管任期制度，以促进人事交流，振兴朝气；推行一人一职制度，一般不准兼职；厉行退休制度，改善退休人员的待遇。五、加强研究发展，以现代企业管理精神，推动行政管理，实施现代化科学管理，并聘请学者专家，从事专门研究，奖励各机关对于研究确有成效之人员。
对于“全面革新”的认识方面，国民党内经历了一个从行政革新为先导、到后来以党务革新为中心，从原来的无所不包，到后来的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说明，革新具有相当难度，有很大的阻力，党内就有人对革新不满，并消极抵制。正如蒋介石在1969年6月说的：“革新如革命一样，其中对个人必然是有些痛苦的，也必然是有些损失的。”【14】在1969年6月以前，除了行政革新方面实行了一些新规定外，别的方面看不出多少新气象，关键问题，还在于国民党内高层并未能把全面革新当做本党存亡的大事来抓。蒋介石对此深感恼火，他十分沉痛地告诫说：“今天我们真正是到了非胜则败、非生则死、非存则亡的关头！大家如果不以血的战斗精神来工作，我们就无法救党，无法救国，亦无法自救！”【15】他一再催促要抓紧革新的步骤。
当然，此时革新运动的推展还有其他颇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存在，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分析，提出“全面革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成蒋经国的出台。因为既然要革新，总需要有一批新人来推动，相对老人而言，他们思想较为开明，没有过多的牵扯和羁绊，精力也充沛。而蒋经国也想作出一番事业，“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从“革新”开始。惟有“革新”，才能排除老一辈人物所施加的有形和无形的阻力，才能真正脱离父亲的影子，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至于蒋介石在垂暮之年提出“全面革新”，很明显是确保曾经统治多年台湾的国民党能继续生存和长期“执政”，并确保儿子能够顺利接班。
总之，国民党提出的政治革新措施，是在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国民党的统治、党外势力兴起的条件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当然，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客观上是顺应了形势，在生存中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尽管这一举措进展极为缓慢，直到70年代前期蒋经国掌握台湾政局后才得以全面有效的实行，但它毕竟在不断变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正因为有了60年代末蒋介石的一再强调要推动革新，及时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才有了后来的实效，同时也为后来全面推展的“革新保台”运动作了铺垫。
“十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政治革新、平均地权、党的建设和革新、社会建设及“光复大陆”五个督导组，作为推动全面革新的机构。1971年秋，台湾的局势发展使国民党的“党务革新”作为“政治革新”的重要内容，首先被提上日程。1972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全党要努力促进“党的现代化的民主”和“党的战斗化的革命”的口号，并指明会后党务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工作的彻底革新；基层党务的全面革新；各项任务、任期、研究发展责任制度的制订。【16】接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又在会议上提出“开展党务工作六大努力方面”。“党务革新”全面开始。
国民党的“党务革新”包括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中央党部的改建。依据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修订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中央党部作了大幅度的改建。把原来属于中常会的部分权力，改变为作业程序，下放到中央党部。新的中央党部不再按照任务而是按照业务分类编组，分设秘书处；组织、大陆、海外、文化、社会、青年、妇女七个工作会；财务、党史、政策、考核党纪四个委员会。新成立的工作会有更多的独立决定权，单位主管的范围也相应扩大，使各级工作会的政策设计能力和专业化程度都有明显改进。其次，是对各级党部进行人事调整，并革新党的工作方法，主要采取的措施有根据业务分类对国民党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实行“新人新政”，提拔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权力机构中，实现更新换代、推行“党政分工”，提出党的努力方向应着重政策的研制和对从政党员执行政策的监督考核，要避免承担应由政府或可由政府负责的工作，推行“本土化”政策，吸收更多的台籍人士进入党务系统，担任较高职务，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精神建设”、“心理建设”，灌输“反共思想”，熏陶党员忠于国民党的“革命气质”和“革命情操”等。
国民党的“党务革新”，是其在内外政治交困的情况下，进行的自身体制的一次大幅度调整。这次“党务革新”，对国民党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党内暮气沉沉的局面被打破，机构有所更新，效率有所提高，一批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了党务系统的各级机构，成为推动国民党“革新”的中坚。
在推行“党务革新”的同时，全面政治革新亦逐渐铺开。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政权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而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政权组织成分的保守僵化又与岛内经济、政治的发展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对比。另一方面，蒋介石借用岛内兴起的革新保台的政治思潮，以国民党“十全大会”《政治革新要项案》为依据，借机向消极抵制蒋经国接班的保守的元老势力施加压力。由于当时国民党已到了不变革无以生存的严重关头，所以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导的这场革新被称为“革新保台”。
这场全面革新所涉层面之广，程度之深，是国民党到台后所仅见，不少方面已动摇了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根本，主要内容有：
一、推行“本土化”政策，延揽更多的台湾籍人士担任“中央”及省级高级职务。省籍问题，是国民党统治台湾多年争执的焦点，国民党对台籍人士的参政意愿采取了压制政策，大多数台籍人士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由于台湾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国民党长期独享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了逐渐崛起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战，各种政治势力要求参与政治，分享权力。为了挽救“法统”危机，缓解省籍矛盾，调整统治关系，维持政权稳定，蒋经国主政后，打出了台湾牌，推行“以台制台”方针，逐渐任用一些台籍人士参政，政权结构中开始出现大陆省籍和台湾省籍官员共掌权力的格局。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1972年再次进行了“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以增加台籍民意代表的比重。
二、推行“专业化”政策，大批技术型官僚进入权力核心。蒋经国以国民党“十全大会”和十届一中全会关于重用专门人才的意见为凭借，对组织、思想及其他领域进行了清理和淘汰，大量吸收专业化人才，引进上层行政系统，积极培植自己的班底。他吸收了李国鼎、李登辉、孙运璇、蒋彦士、俞国华等一批技术型官僚进入领导阶层。这批人原本是大学教授、律师或工程师，其中不少人还留学国外，获得过硕士或博士头衔。短短几年内，他们就逐渐取代了纯行政系统出身的官员而成为领导核心。
三、推行“年轻化”政策，大力提拔青年精英逐步开始统治阶层的改朝换代。在国民党内，上层官员老化的现象尤为突出，这不论对蒋经国还是对国民党自身，都是一个障碍。面对于此，蒋介石力陈“我们要做一个政治家，要成功一番非常的事业，就应当先以为国家造就人才、保举人才为惟一首要之急务”。【17】并告诫“人才消长，直接关系本党革命的成败”。【18】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后，对“行政院”实行大改组，搬走国民党僵死老化的官僚层，大量吸收青年精英入阁。同时，他还要求各级机构都实施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当时选拔的台北市市长张丰绪、基隆市市长陈政雄、桃园县县长吴伯雄等都是40多岁的人，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四、在行政上，着意宣传“十大革新”，突出标榜“廉能政治”，力除陋习弊政。蒋介石强调注重对官员的考核，他说：“人事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任用与考核。任用有方，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考核有效，才能做到事奏其功。”【19】“人事的臧否，为一切事业成败之因素，所以必须新陈代谢，而后国家生命乃能绵延不绝，这才是现代化的根本意义。”【20】蒋经国掌管行政权力后，大力整饬行政工作，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重新制定一系列法令条规，并限期处理常年积压之公务案卷，提高行政管理效率。1972年6月8日蒋经国提出《对十项革新运动之指示》，他要求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歌厅、酒吧、酒家等娱乐场所，否则将受严厉处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使一般官员不敢轻易懈怠与公开贪污腐化。
台湾的全面革新从“十全大会”开始到“党务革新”，再到蒋经国推行的本土化、专业化、年轻化的政策，伴随着国民党内外处境的恶化，蒋经国在台湾政坛的崛起和权力基础的稳固，不断深化。这一系列革新与改造的措施，不仅使蒋氏父子基本上完成了权力的交接，而且确已改造了不适应岛内政治、经济发展并且日益成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阶层。国民党通过局部的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台湾政局的继续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 第五次当选“总统”
1972年2月20日，“国民大会”一届五次会议在台北举行。此次大会的召开，正值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之时，台湾的外部空间逐渐缩小。前一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国家与之断交，台湾日显孤立。而就在此次开会4天前的16日，美国政府公布了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的行程，这对台湾当局与一般民心士气是极大的打击。
蒋介石面对危局，只能强打精神，鼓足勇气，他说：“眼前的国际局势，在激烈的变化，我以为变总是好的。因为只有变——不论是敌友之间的变数，抑或是我们创造时势的变数——只要把握住了这种变数，就能推动革命的浪潮前进。”蒋介石自“献身革命”以来，以投机、冒险著称，也有几次苦撑待变终于大难不死的经历，现在他面对颓势，依然幻想出现局势对己有利的变化而“奇迹重现”。他强调，只有“冒险才能成功，因为革命原就是冒险的，只有冒险才能打开一条胜利成功的道路，因循等待所埋藏的必定是依赖、屈辱和畏缩、失败的因子”。【21】
如果说外交方面令其失望的话，那么台湾经济的发展则颇令蒋介石欣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经济处在转型时期，经济得以迅速起飞，进入了持续1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在1952年到1963年的进口替代时期，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1.55%，而1964年至1973年的出口扩张时期，工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19.67%，“国民生产总值”以10.37%的年增长率猛增。【22】这样，在第四、第五期“四年计划”完成后，台湾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结构上最终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工业经济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转向以出口工业为主，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增加，投资小见效快的纺织工业、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经济上去了，但台湾内部因经济、教育发展而日益高涨的革新要求，却使当局颇为头痛。岛内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特务控制，上层权力机构老化、僵化，政治效率低下等现象极为不满，党外势力参政意识普遍增强，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缓和矛盾，扭转局势，当局必须作出反应。
“国民大会”开会的内容，既简单也复杂。说简单，是它每六年开一次，就是要给蒋介石连任总统盖个合法的图章。说复杂就是因为蒋介石又坚持不修改宪法，仍由20多年前大陆时期选出的“国大代表”来投票，由此引起许多麻烦。每次开会前及会议期间都要引起争议。
“国民大会”一届五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选举“总统”、“副总统”；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蒋介石更多因时制宜的权力。
国民党到台湾后，标榜实行“宪政”。但是，经过20年后，国民党那些终身“民意代表”，由于死亡而自然减员，原在大陆的3000人，到1966年经过增补也只有1488人，并且绝大多数已到垂暮之年。而台籍代表即使经过增补，人数仍很少，到1972年台籍“国大代表”才只有32人。因此，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增加台湾地区的名额，一直成为台湾上下的要求，也是国民党想回避却回避不了的问题。
从1969年开始，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代表增补的办法。3月，当局制订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为了巩固“反共戡乱体制”，力图使从大陆带去的“法统”结构固定化，防止因“法定人数”、“代表资格”及“任期”等问题动摇其统治基础。12月20日，一场轰轰烈烈的增补选工作开始了，台北市及台湾省6县共选出“国大代表”15人，“立法代表”11人，“监察委员”2人。增补选虽对国民党在“宪政”上的压力有所缓和，但增补的地区只限于台湾，选出的人数又少，台湾社会要求全面改造“中央民意代表”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次会上，通过了谷正纲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允诺扩大台湾地区的“中央民意代表”名额，由“总统”决定具体的办法，同时规定继续维持原“中央民意代表”的权力，以维持“法统”。同时规定日后这些增补代表、委员不享有“终身”资格，须定期改选。【23】此项“修正案”试图缓解当局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在维护“法统”的基础上扩大统治基础，从而推动正在进行的“政治革新”。
年事已高且身体不佳的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他难免不重谈“反攻复国”的老调，提出“要以台湾之实，击大陆之虚，以台湾之治，击大陆之乱”。讲话中他特别对“政治革新”大加推动，“以政治而言，我们确认行政革新，为全面革新的起点。管制考核与责任制度的建立，以及政治风气的彻底检肃，即在强调为民服务廉能政治之推进。最近起用新才方案的制订，则尤在引进青年才俊，参与政治，这就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原则之实践”。并期望代表们“善尽其重开国家新运的责任，于宪政体制，捐小全大，而不以偏概全；善体其广大选民的意愿，于世变纷纭之中，守经达变，而不以变移守”。最后，蒋介石对自己的经历“非常谦恭”地表白一番：“中正自许身国民革命，已六十余年；与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维护民主宪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顾终以世局多蹇，尚未能使中兴大业，提前完成，中正虽许国之心有余，而忝承之疚已久！务期大会另选贤能，继此职责，今后中正必始终以国民之一分子，追随君子与全国国民之后，光复大陆陷溺之国土，拯救大陆待援之同胞，共同争取第三期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与成功！”【24】蒋介石在其他场合也公开推说自己因年事已高，不再参加“总统”竞选；但话语之中仍透露出如果大家不嫌他老的话，他极愿再当“总统”。他说：“本人虽极愿未来仍为国尽忠，但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25】然而，由于蒋介石长期握权不放，已形成了只要他活一天，这“总统”的职位非他莫属。3月6日，国民党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该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结果，蒋介石当选“总统”候选人，他对严家淦6年来的表现非常满意，仍选择严家淦为自己的搭档。国民党的两个小“友党”青年党与民社党日渐凋零，党务已难以为继，根本无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蒋介石、严家淦参加的是无对手的选举，结果在3月21日和22日的“国民大会”选举中，蒋介石在所有1316票中获得1308票，严家淦获1059票当选“副总统”，得票率较上次增长不少。【26】
此时的蒋介石已是86岁高龄，尽管这样，他还要坚持下去，站好最后一班岗。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说：【27】
中正今天再度接受全国国民之付托，国民大会之推选，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因此中正毅然决然，不顾年事已高，忧责之重，继续竭其忠贞愚虑，与叛逆匪共决存亡，争生死，以完成我国民革命的再北伐，中华民国的再统一。
中正既深感国忧民痛，继续承担国家民族深重无比的责任，而且今日自由基地，正是所谓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所以更要迫切的要求军民同胞，不徒以期望，不徒以信靠为己足，而当竭其智慧、潜力、志节、行动，来和中正此一国民革命的老兵，民主宪政的公仆，持志养气，鞠躬效命，誓死对毛贼奸匪这个“与天下为仇”、“与天民为敌”的独夫祸首，决斗到底！
四 传子交权
蒋介石任“总统”达五届，近30年，此时年高体弱，仍不肯罢手，结果是“死而后已”。此次“国大”会议期间，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会见毛泽东并与周恩来签订《上海公报》，美国允诺将以撤走全部驻台美军及设施为最终目标。这对台湾当局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国大”会议专门就尼克松访问大陆发表声明，称台绝不会因此改变“国策”，不承认美中间的任何协定。但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并未彻底抛弃台湾，国务卿罗杰斯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时，不会抛弃老朋友，尼克松返国后，约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保证履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3月25日，尼克松专门打电报祝贺蒋介石当选。【28】
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仅仅只是引路的话，那么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过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通过高压态势逼走“老臣”，采取铁腕清理门户、编织罪名剪除名将、严加防范抑制内亲等手段，帮助蒋经国清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保证了蒋氏父子权力的平稳交接。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其权力的转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他首先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在忠贞不贰的陈诚因身体原因辞职后，蒋提议由严家淦担任“行政院长”。严氏性情温和，行事低调，不争功利，有人言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1963年12月，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专心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他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次年1月部长俞大维请辞，并郑重保荐蒋经国出任此职，经国太子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台军兵权。
1966年，蒋介石又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仍兼“行政院院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自严家淦担当起蒋氏父子交接班的“滑轮”角色后，他发挥自己在财经方面的专长，首先帮助蒋经国熟悉财经业务。蒋经国在领导修建横贯公路期间，已经学到了一些经济建设知识；他主持“国防部”工作后，又从军需的渠道同财经界建立了联系。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后，又负责协调和领导经济规划与建设的全盘事宜。不久，严家淦辞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之职，让蒋经国接任。“经合会”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援会”变化而来，经严家淦之手，它已变成台湾经济的决策中枢，这样一来，蒋经国俨然成了台湾财经的大总管。他接掌之后，把“经合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到监督执行方面，使“经合会”成为超部会的“财经小内阁”，职权范围明显增大。这意味着他已填补上最后一块权力空白，其势力已从党、军、团、特进一步扩张到经济领域。至此，蒋介石交班只剩下“名分”和时间问题，实际上，此前“蒋经国时代”已悄然来临。
蒋经国在任“行政院”副院长之时，即以国民党“十全大会”确立的“全面革新”路线为契机，开始了充分表现和展露自己才能的“全面革新”。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革新取得一些成效。在对待在野反对派的态度方面，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把“为民服务”作为党务革新和行政革新的重要内容来抓。特别是蒋经国事必躬亲，基层常常出现他的身影。而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有很大改善；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提拔青年人才”和“政治本土化”方针，朝气增加而矛盾锐减；实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反对派人士的参政要求；在经济上，进行了以交通、能源、重化工业、大型机械制造等为内容的“十大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具体为：一、中山高速公路；二、西线铁路电气化；三、兴建北回铁路；四、台中国际港；五、扩建苏澳港；六、桃园国际机场；七、一贯作业炼钢厂；八、高雄造船厂；九、石化工业建设；十、核能电厂。
如果说政治革新是顺应时政需要，那么着力发展经济，大规模地投资重化工业，则是国民党治台方针的根本转变，即从过去把台湾当成“反攻基地”这一虚幻缥缈的精神依托，回到如今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发展台湾的现实之中。蒋介石曾说过：“台湾建设之所以有辉煌的成就，乃由于政府决策的正确。”【29】所谓政府决策，就是指这一质的转变。数十年来，蒋介石虽偏安一隅，却时刻叫嚣“反攻大陆”，总是把自己绑在决斗的战车上，而其他一切行动也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然而，时代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结局也恰恰相反。当台湾当局在外交上遭到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后，使国民党深深地认识到，台湾已完全失去了与大陆抗衡的能力和资格，惟有发展生产，搞好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才有可能使其统治得以生存。因此，蒋介石要求“政府的施政，要处处为民众着想，事事为民众打算”。【30】可见，他的思想也在变。
国民党最初发展台湾，纯粹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通过经济发展增强实力，为“反攻复国”打下必要的物质基础。此举与这时发展台湾经济相较，目的、结果两相异。前者只是增加了台岛的经济实力，百姓并无受惠。而后者则将台岛纳入经济轨道，政治因素已大为降低，百姓充分享受到经济起飞与发展带来的生活变革的成果。
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这些成效为蒋经国“新政”增色不少，故有人将其称为“蒋经国时代”，“全面革新”也因此被视为“蒋经国时代”的旗帜。其实，“全面革新”的任务本是蒋介石提出并开始实施，即使在蒋经国全力推动“革新”取得成效的几年中，也离不开乃父的支持和帮助。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权威为蒋经国扫除保守的障碍，“保驾护航”。从这个角度讲，“全面革新”即是蒋介石留给儿子的政治遗产，又是让其树立权威、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尽管蒋经国已掌握了实权，但毕竟在名位上离权力的顶峰还隔着点距离，因此必须尽快解决，让他走到前台来，完成传子计划的最后一棒。当蒋介石蝉联“第五届总统”、而严家淦也再次当选为“副总统”之后，86岁高龄的蒋介石便着手“安排后事”。聪明的严家淦当然不会挡道，他主动让贤，于5月11日提出辞呈，坚辞“行政院长”兼职，并主动推荐蒋经国，称他“坚忍刚毅、有守有为”，是“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选”。
17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高层人事的安排。蒋介石早已有心让蒋经国更上一层楼，但这种重用儿子、构筑“家天下”的举动不仅海内外早有反对，而且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蒋介石因而希望大造舆论，以形成他是“顺应民意”，并非“出于私心”而提携蒋经国的公众印象。谷正纲、倪文亚、郭澄等常务委员，以及张群、孙科、田炯锦等中央评议委员纷纷发言，称赞蒋经国是“行政院长”最佳人选。最后，中常委通过决议，一致吁请蒋介石“不以内举之微嫌，废国家兴复之至计，允即征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长’”。
此前，已有张知本、王云五等1183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蒋介石，称蒋经国“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浑、襟怀谦冲……实乃当前主持行政院之惟一最佳人选”。为蒋介石之谋，为蒋经国之道，摇旗呐喊。
有了这些铺垫，蒋介石也就“内举不避亲”了，在就职后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长”。5月26日，“立法院”投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会中发票408张，同意票381张，不同意票13张，白票13张，未收回票1张。蒋经国以前所未有的93.8%的得票率，获“立法院”通过，这在国民党“行宪”以来，“立法院”对前九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的历史上，是得票率最高的一次，显示出蒋经国此时在国民党内的坚实基础。
6月1日，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从而在事实上掌握了台湾政局，“蒋经国时代”即由此从“悄然”状态转入“公然”状态，他终于正式走上政治前台。至此，蒋介石总算放下一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传子大事，使国民党政权和多年经营的台岛继续掌握在蒋氏家族的手中。
就实际权力运作而言，蒋经国算是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来说尚未最后完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在“国大”上蒋经国被选为“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后话。
同年3月，蒋介石作了前列腺手术，4月因患重感冒住进荣民总医院疗养，不久转成肺炎，7月在阳明山又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连串打击使其健康大受影响，从此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医院里一住就是一年零四个月。其实，蒋介石已不再过问具体政事，依其身体状况，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时间。至1973年7月，报纸上又公开刊载了蒋介石在其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与他的合照，算是病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向公众表明他的健康状况及并未暗中引退。
蒋经国开始以头面人物主政之时，也正是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严峻时刻，因此人称他是“受命于艰危之际，组阁于多难之秋”。对此，他上任伊始提出救亡图存的“十大革新”政纲，迈出了改革的大步。应该看到的是，蒋介石的身体虽然很差，不足以在前台亲自上阵，但他在后台，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的许多有关“革新”的言论及所产生的效力都是蒋经国所不及的，他不断阐述“革新”，无论是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着手，由精神、到组织、到社会、再到行政，都颇有深意。如他说“革新的手段，虽不像革命那样激烈，其过程仍不免使大家在一时之间心理上感到彷徨，生活上感到烦恼，然而只要一转念之间，以国家前途与个人荣辱作一个比较，得出其最后的结论，那所得的代价，就自然是民族生机盎然不绝，与革命历史的永垂不朽”。“大家必须扩大‘全面革新’的行动，不再是枝枝节节，做一点算一点的片断的革新；也不是一个局部的革新，和时断时续，或作或息，不能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的革新；更不是空喊口号，虚浮夸大，自欺欺人的革新”等。【31】
有了其父作强有力的后盾，蒋经国当然得心应手，他一反过去老官员轮流坐庄的办法，对“行政院”进行了大改组，起用了不少新人。蒋经国这一招，不仅使新“内阁”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61.8岁。【32】“第二代政治精英”，既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又形成了同国民党内“元老派”进行斗争的集团力量。
在“本土化”方面，省籍问题，是多年来台湾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占台湾人口大多数的台籍人士，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即便是在地方有一定身份的台籍人士，参政的机会亦不多。《自由中国》半月刊曾尖锐地指出：“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33】甚至“台湾省主席”一职，也全是由大陆出生的人担任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不少台籍人士不满足于经济地位，问鼎台湾政治的要求十分强烈。这样，“蒋经国的政权是否能维持下去，占台湾人口85%的台籍人士的人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34】蒋经国看到了省籍冲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深知，要想保证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作祟多年的省籍矛盾，于是他果敢地提出“台人制台”的口号，在起用台籍人士参政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蒋经国延揽了连震东、李登辉、高玉树等六位台籍人士进入“内阁”，较以前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都首次由台湾人士担任。
在专门化方面，“蒋经国内阁”中的徐庆钟（副院长）、俞国华、李登辉、李国鼎、蒋彦士、孙运璇等都是专业技术人士，或财经专家，或大学教授。蒋经国为因应台湾经济发展之需，选材方面不像以往那样注重“革命资历”，像李登辉从前并无从政经历，却以“农经专家”获选，一步登天。
注释：
【1】《国民党十大宣言》，《革命文献》第69辑，第520页。
【2】《蒋总统言论选集》（政治与经济），第213—214页。
【3】《蒋总统言论选集》（反共复国的理论与实践），第251页。
【4】《台湾问题大事记》，第298页。
【5】《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769、770、771页。
【6】《蒋总统言论选集》（政治与经济），第216页。
【7】《蒋总统言论选集》（反共复国的理论与实践），第261页。
【8】《联合报》，1969年3月30日。
【9】《革命文献》第77辑，第298—301页。
【10】《革命文献》第77辑，第298—301页。
【11】《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22页。
【12】《革命文献》第77辑，第298—301页。
【13】《革命文献》第77辑，第298—301页。
【14】《蒋总统言论选集》（政治与经济），第221页。
【15】《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805页。
【16】转引自范希周：《试析国民党的“党务革新”》，载朱天顺：《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7】《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11页。
【18】《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35页。
【19】《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33页。
【20】《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32页。
【2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2年），第763页。
【22】[美]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23】向诚：《近代史大观》（上），台湾艺文志文化公司印行，第432页。
【24】《中央日报》，1971年2月21日。
【25】《自由中国周报》，1972年2月27日。
【26】《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88页。
【27】《联合报》，1972年5月21日。
【28】《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88页。
【29】《联合报》，1973年10月26日。
【30】《联合报》，1973年10月26日。
【31】《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770—771页。
【32】《蒋经国传》，第325页。
【33】《蒋经国传》，第293页。
【34】林立：《台湾史话》，香港70年代杂志社1976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