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美之间发展的进程是迅速的，从“小步舞曲”开始到“疾跑冲刺”。台湾当局对美国政策十分警觉，严家淦于1970年底借出席联大会议之机，到美国拜见尼克松总统，探寻美国的政策，提出台湾的要求。蒋介石也发表谈话，一再谴责国际间对共产主义的“姑息之风”。但实际的进展仍超出台湾当局的想象，因此，当真相大白时，连最该了解情况的“驻美大使”沈剑虹也惊诧不已，他在事后回忆道，1971年7月15日下午6时40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打来电话称，20分钟内美国总统要在电视上宣布基辛格访问北京的经过，总统本人已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准备在1972年5月之前一个适当时机前往北京访问。罗杰斯解释说，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增加与中共的接触，改善双方关系，希望借此促进世界和平。他要沈剑虹向蒋介石转达，美国绝对不会背弃友邦，并将信守“共同防御条约”。沈剑虹闻讯后，有几分钟说不出话来，他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的话是真的。尔后，当台湾听到此事后打来电话询问时，其最初的反应也是觉得难以置信。【26】
当晚7时，尼克松总统准时作全国性电视广播，称“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曾多次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世界就不会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他并宣布“我欣然接受邀请，将于1972年5月前一适当日期访问北京”。【27】
尼克松谈话的发表，对台湾当局，恰似晴天霹雳。严家淦当天即发表声明，认为尼克松此举是为“共产扩张铺路”，敦请美国“认清敌友，明辨是非”。“外交部”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如与毛共达成任何涉及台湾政府及人民权益之协议，一概不予承认”。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受命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台湾“外交次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申言尼克松这一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19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大陆问题，为了减缓对民众和台湾政局的冲击，会后发表的消息故意淡化尼克松此举的意义，称他“是迁就现实力量的平衡，促成越南战争的结束，争取明年连任总统，实行制苏战略，以达到分化共产世界的目的”。对此，台湾要“斗志不斗气，坚定反共的信心与决心，不动摇、不妥协、自强自立”。【28】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美国在着手改善与中国关系时，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对台湾进行安抚。1969年，尼克松的关岛讲话明确提到美国要减少对亚洲的军援，这引起台湾极大不安。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遂于8月初访问台湾，向蒋介石解释新政策。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又于1970年1月和8月两次访台，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他试图说服台湾当局不要怀疑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并表示要信守对“中华民国”和其他东亚盟友的防卫责任。【29】就在尼克松宣布将访问中国大陆不久，7月20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宣称，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致专函蒋介石，“保证尊重中美防御条约之承诺”。【30】其后，美国于8月14日、10月9日分别派美国众议院院长艾伯特和总统私人代表、加州州长里根赴台湾，一再转告蒋介石，尼克松不会抛弃“老朋友”，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当局缔结的“条约”，【31】意在安抚台湾方面的紧张情绪。
国民党逃台后，在外交上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维持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以确保其“法统”，一是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台湾当局认为，如果不能同时确保两者，则宁愿放弃联合国的席位，也不愿让台美关系发生任何变化。【32】因为，美国对台湾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恐怕早已覆亡。如今，台湾在失去联合国中的席位后，又失去赖以生存的“台美关系”，这对台湾当局、对蒋介石的打击是致命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诚的讨论。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其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仅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这一前景，美国将以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为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随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由此，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
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对蒋介石依赖美国“反攻大陆”的妄想是一个沉重打击。蒋介石哀叹道，“今后，我们必须比从前更要依靠自己……”【33】2月28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就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声明，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无权代表中国，中美之间达成的任何涉及台湾问题的协议均属无效”，并叫嚣台湾“庄敬自强，对反攻复国具有充分的信心”。【34】蒋介石也强作精神，号召民众面对内忧外患要“冲破横逆，再创新局。内不为愤所移，外不为势所劫，焕发刚健自强的大义精神；意识上台湾外忧内顺，信心上无可动摇，绝不因国际局势一时晦瞑，暧昧而顿挫，必以‘反共讨毛’行动粉碎一切幻想”。宣称：“台湾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复兴基地举足轻重，全民一心从未有此坚定不移，中国命运操之在我。”【35】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国际局势对台湾愈加不利。蒋介石幻想的新局面没有出现，相反，美国虽一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友谊”却越来越淡。“断交”只是早晚之事，而一大批原先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和地区，则如大河决堤般地离台湾而去，出现了“外交大溃败”。
对台湾当局而言，可聊以自慰的是，由于党政军警特的全面控制，“外交溃败”并未危及国民党的全面统治，且由于大陆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从外部施加更大压力。
“外交溃败”毕竟动摇了国民党长期统治台湾的基础，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内外政策，更加注重在台湾的扎根与建设，在此前后出现的政治上“革新保台”，经济上的“十大建设”，均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
四 台日关系的决裂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使它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这不仅是一个席位沦丧的问题，而且将使台湾整个外交战线面临大崩溃，不久，它的“国旗”在许多国家降下，其“使馆”也一一关闭，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有20多个国家与其“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签订，使台湾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几乎在美台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妄图重新染指我国领土台湾省。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茂政府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与台湾当局在台北签订了“台日和平条约”，双方遂建立“外交关系”，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蒋介石因此放弃“对日赔偿要求”。
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依靠美国恢复和发展了经济，而政治上则不出其左右，从吉田茂、岸信介到佐藤荣作政府一直追随美国推行亲蒋反共的外交政策，惟马首是瞻。尽管大陆中国与日本民间的交往不断，但日本政府一直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看做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极力迎合其反共要求，而台湾当局则把日本当成是亚洲最重要的伙伴。经济上，由于历史及地缘关系，台日经济联系尤为密切，台湾对日输出一直占其全部输出额比重的首位，而从日本输入比重自1958年起取代美国上升到首位。日本还向台湾的大企业进行投资，尤其是在电子工业、化学工业领域的投资最多。台日间虽说在日本对大陆贸易问题上有矛盾争执，但在美国调解下，双方在“共同反共”的旗帜下，60年代中期后日台关系进一步加深，1967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对台湾进行了三天访问，这是首位日本在任首相对台的访问，佐藤在台期间与蒋介石、严家淦等举行了会谈，标志着日台关系达到高潮。同年11月，蒋经国作为台湾的“国防部长”进行了回访，除了与首相佐藤荣作举行官方会谈外，日方还安排了天皇裕仁接见的活动。天皇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忘怀蒋介石总统阁下对日本的宽大德意。务请贵‘国防相’返国时，向蒋介石总统转达朕之悃诚！”由此可见，台、日关系非同一般，正如蒋介石在答复日本记者提问时说：“一般国际关系皆随客观情势而演变，但中日关系，在根本上不致有大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亦是在好的方向，而不是在坏的方向变化。”【36】这表明，蒋介石既对自己也对日本政府充满信心，他绝不怀疑日本会作出有悖台湾之举。蒋介石对日本保持着“心理优势”，当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他提出要“以德报怨”，不对日本进行报复，保存天皇的地位等，使日本日后有重建的机会，他希望日本能“报答”他。
到了7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随之提高，日本朝野集团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冲破“台日和约”的束缚、改善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要求日益强烈。此前，日本民间乃至官方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联系的呼声已现，蒋介石极不情愿看到这一局面，他曾就日本与大陆扩大联系一事与日本报人谈话，声称“大陆政权是亚洲祸源，日本的惟一安全之道是与台湾合作、消除亚洲危机，日本应以实力反共，中立之道是屈从大陆”。为了达到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目的，蒋介石专门制作了在日播送的电视节目，叫嚣“毛匪始终要赤化日本，日本焉能与之合作”，并深望“以其所遭到的惨痛教训，能够成为日本国乃至所有自由国家，在制定对毛共政策时，是一面清清明明的镜子”。【37】
受尼克松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举动的鼓舞，1970年1月19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接见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时阐述了日本企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外交会谈的计划，遭到反对。彭孟缉受命向爱知揆一郑重表示：“我政府坚决反对日与大陆之间任何固定形式的‘大使级’会谈，及由进出口银行以贷款方式与‘共匪’进行贸易。”并说：“日本政府如采取此两项行动，均足以损害中日关系。”爱知解释说：“日本政府所以要与大陆中国接触，乃因为大陆有七亿人口，这个事实不能不加以注意。至于日本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与大陆中国接触，现在既未决定，也无所知。”【38】此前，蒋介石已对日本有所警告，他在接见日本“驻台大使”板垣修时曾说：“日本以大国的资格，在亚洲国家之间必须以道义为重，方能取得亚洲国家之尊重，否则将为亚洲国家所共弃。”【39】此言颇有点威吓之意，以示台湾当局的立场。
但台湾的威胁利诱敌不过国际大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掀起了对华外交高潮，蒋介石于1971年1月12日在中山楼接见日本记者协会访问团时，告诫日本政府：“毛共政权的目的就是要赤化日本，而绝不可能与日本为友的。”并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以敌为友，以友为敌，我以为日本是具有东方文化的国家，相信其不致敌我不分”。同时表示“不论任何国家的政策如何转变，中华民国保卫自由与安全的立场将永远不改变”。【40】
在尼克松的冲击下，日本社会各界均卷入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中。面对巨大的压力，一直支持台湾的佐藤政府不得不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
5月13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称，中国政府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是“自然不过的事”。通产大臣宫泽喜一在众院商工委员会答复社会党议员质询时宣称：“日本向中华民国保证不以政府银行资金资助商人售货给‘中共’的‘吉田书简’已不再被认为有效。”同日，外务省发言人也声称“前首相吉田茂于1964年所作的书简，保证日本不会使用政府款项以支持对‘中共’赊售生财物资，乃是一封‘私函’，谨于当年有效”。【41】这表示，日本政府已有意开通与中国进行官方经济往来的渠道。台湾方面大为不满，当日，台湾“外交部”要求日本“大使馆”立刻澄清对“吉田书简”之立场。
所谓“吉田书简”系日本已故首相吉田茂于1964年在台日争执期间呈交蒋介石的一封信，其内容是向台湾保证日本绝不使用进出口银行或其他政府资金供应对大陆贸易的保证。当年“吉田书简”平息了台日纠纷。此时，日本方面认定这纯属吉田个人所为，是一封私函，对政府不具有约束力。而台湾方面认为这是外交文书，是代表政府，其性质等于日本外务省对“中华民国”的换文。蒋介石曾于1968年6月8日对日本新闻编辑访华团的谈话中指出：“‘吉田书简’乃是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与中日和约，有其相互关联的关系……此函是中日和约的一个补充文件。”他还强调“今日如欲废弃此一吉田书简，即无异是等于废弃中日和约。”最后蒋介石还煞有介事地对日本人提出寄望，美其名曰“为日本人着想”，告诫“以日本今日世界之地位，无论在外交上、经济上，皆应以其实力，站在反对亚洲祸源——中共的一方，如其必欲亲匪，则只有导致‘共匪’对日本的不断渗透，扩大其颠覆的势力，而其祸患，必不旋踵而至”。切盼“日本有识之士，皆能有如吉田先生那样，在二次大战后，独具慧眼，能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之合作与深厚友谊，共同携手，为亚洲安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合作，以消弭亚洲危机，此乃日本惟一的安全与独立自由之道”。【42】
1971年10月19日，佐藤荣作向国会作政策演说，他谈到：“鉴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日中关系的正常化，实为远较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更为重要的课题。”“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务须建立一个以日中双方互谅互敬为基础的新原则，并广泛订定各种协定，从现在起，我已下定决心，决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他们在通讯、气象、民航、渔业等方面，广为谈判，以期达成协定。我亦将尽我力之所及，促使他们注意政府与政府间正式接触的重要性。”【43】 10月29日，佐藤荣作在国会继续发表政策性演说，在论及东京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时表示，“日本政府迫切希望与北京开始政府之间的谈判，以便尽速建立彼此间正常关系”。
佐藤政府虽意识到改变对华政策的重要性，但受其长期形成的反华政策所驱使，一时积习难改，而佐藤本人与蒋介石关系颇深，所以未能抓住机会。在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上，日本继续充当针对中国的“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联合提案国，但遭到惨败。1972年2月，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采取单独访华行动，并发表了中美公报。此举使日本十分难堪，受到的刺激不小，给人感觉日本经济上虽然强大，但政治上毫无独立性可言，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
4月，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集会，成立“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把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于佐藤荣作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走入死胡同而不能自拔，无法面对现实，终于在日本朝野人士和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下台。
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出任新的日本首相。他在就职后于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7日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首相表示“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终于修正了过去数十年一贯追随美国而反对中国的政策，实行以日美为基础的“多边自主外交”。周恩来总理于9日发表谈话对田中的声明表示欢迎。【44】对于田中首相的表态，台湾当局立即作出反应。7月20日，“行政院长”蒋经国与“外交部长”沈昌焕连续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和中国大陆建立任何关系”。【45】 8月8日，蒋经国又发表谈话，敦促日本政府停止损害两国邦交的行动，声称日本与大陆交往必将铸成大错。尽管蒋介石由于身体原因，在此关键时刻未能出面直言，但上述言论，都代表了他的观点。
日本领导人并不为此所动。8月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接见正在日本访问演出的中国上海舞剧团时，向孙平化团长和中国驻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转达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意愿。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田中角荣所以要急于恢复日中邦交，是因为他有着与前几任不同的内政和外交思想。他认为：中国问题对于日本，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日本百余年来的政治经常同中国发生很深的关系，日本政治最深处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中国问题。换言之，抛开中国，日本政治就无从谈起。将这等同内政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早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越快越好。同时，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市场太大了，日中合作具有广阔的现实意义和美好前景，田中惟恐赶不上国际间争相与中国改善关系这趟列车，因而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田中角荣上任后去了一趟夏威夷，与尼克松总统直接会晤，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取得了美国的支持和谅解。但同美国一样，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必须先处理台湾问题。他认为这本不难，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就像邻居家里父亲跟儿子争主导权一样”。但是，日本与台湾毕竟有相当长时间的一段友好关系，日本朝野有相当一批人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此举一定会招致他们的反对。亲台派的态度也很强硬：“台湾问题是极其重大的问题，不能轻易地就下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只是强调中国讲原则，我国就不讲原则，这岂非怪事！”【46】然而在中国两岸分裂对立的现实情况下，要在双方讨好牟利是不可能的，要与一方改善关系，必须开罪另一方。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任何折中的办法都行不通。田中在大平外相的协助下，最后下定决心，那就是与台湾“断交废约”。为了让台湾有一个心理准备，田中首相先派椎名悦三郎特使赴台通报情况。
台湾当局对日本的动向早已密切注视。蒋介石曾对日本反戈相向气得用手杖击桌子，大骂日本人是“忘恩负义”、转眼翻脸不认人的小人。7月21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发表声明，“忠告日本政府明辨是非，免为毛共政府政治阴谋所乘”。【47】 8月10日，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在谈话中咒骂田中角荣“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引狼入室，为暴力铺路”，还预言“日本要被全盘赤化”。【48】 8月16日，台湾驻日本“大使”彭孟缉在拜会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抗议日本与中国政府接触。
椎名的使命，是向台湾当局说明台特别关心、又十分恼火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此行是不受欢迎的。果然不出所料，9月18日，椎名一行在台北机场遇到学生游行队伍的抗议。在市内，市民们向汽车里扔鸡蛋。蒋介石还拒绝会见椎名，以表示“不欢迎”。但是，椎名还是见了台湾当局的要人，商谈台日“断交”后如何维持双方实质关系问题。19日，蒋经国接见日本特使椎名时，不得不面对现实，提出今后台日关系的继续维系必须以“台日和约”为基础，如果日本政府破坏这一基础，“由此发生的任何不幸后果，自应由日本政府完全负其责任”。蒋经国恳求日本政府“不要出卖朋友，别无所求”。尽管这样，蒋经国还声称他是为了“挽救日本被赤化之危机”，“不要再次走上亡国之途”。【49】甚至扬言，“日本如背信弃义，台日将再度为敌”。【50】“立法委员”谷正鼎也提出，如果日本与大陆政府建交，台将“采取严厉措施切断日本经济的生命线”。【51】台岛内更是一片指责声，民众的抗议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台湾当局长期的宣传，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日本有负于台湾的观念，现在日本竟“忘恩负义”，背其而去，其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椎名到达台北之时，恰逢台为“九一八”日本侵华41周年纪念日，抗议活动更因此掀起高潮。据台北报纸刊载的消息，“自8月31日至本日为止的19天期间，抗议活动共计129起，而本日一天之内，即多达26起”。【52】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乘专机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田中角荣进行了第一轮首脑会谈。接下来，两国领导人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多次谈判。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国和日本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当日，大平外相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从即日起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日中建交，是台湾自联合国被逐、尼克松访华后，遭受的又一重大外交失败。当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声称一切后果由日本负责。30日，台湾当局“国民大会”发表声明，攻击日中建交。“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上针对日本政策的变化提出报告，声称要坚持不变的原则，“在发展中求巩固，自强以图存”。蒋介石更是气愤至极，当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以德报怨”的讲话，其后又宣布放弃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赔偿，在对日外交中也百般退让，妥协不少。如今，日本却改弦易辙，终将台湾当局抛弃，他怎能咽得下这口气。蒋介石谴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短视近利”。他在10月10日发表的“国庆文告”中对日本大加责骂：“今日日本田中政府公然不顾道义法理，不顾国际与其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对，和‘共匪’这个战争贩子搞‘不正常’的外交关系，……这种开门揖盗的外交，这样饮鸩止渴的贸易，自然只有愈来愈不正常，也只有愈来愈带给日本政府与人民以更大更深的危险”，他还对深受挫折的官员民众打气：“今日虽然看似处于革命者‘孤立于艰难之中，孤立于道义之上’的时代，其实却正是革命者赢得自由真理、赢得人心正气的时代！”表示，“国际逆流连年挑战，台湾绝不为势劫利诱，光复大陆是台湾的奋斗目标，戡乱、靖乱无不成之理，面对一切打击忧患，台湾绝不气馁心动，一定完成反共复国目标”。【53】但这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注释：
【1】刘志攻：《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参与：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及参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页。
【2】俞鸿钧：《中国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施政报告》（1957年11月），第46页。
【3】《联合国成败之关键》，《蒋总统集》第2册，第2441页。
【4】《联合国十周年纪念文告》，《蒋总统集》第2册，第2315页。
【5】陈红民：《台湾“外交”制衡因素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第90页。
【6】《俄帝解散国际情报局之用意》，《蒋总统集》第2册，第2471页。
【7】《恢复亚洲和平必先根除大陆共匪》，《蒋总统集》第2册，第2481页。
【8】《阻止共匪混入联合国》，《蒋总统集》第2册，第2525页。
【9】《联合报》，1970年12月17日。
【10】《中央日报》，1971年3月12日。
【11】《联合报》，1971年6月16日。
【12】《外交部公报》，36卷3号。
【13】《中央日报》，1971年8月7日。
【14】《联合报》，1971年9月16日。
【15】《联合报》，1971年10月9日。
【16】《联合报》，1971年10月10日。
【17】《联合报》，1971年10月26日。
【18】《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29页。
【19】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
【20】《白宫岁月》，第233页。
【21】《尼克松回忆录》，第229页。
【2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1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374页。
【23】《使美八年纪要》，第11页。
【24】《联合报》，1971年4月12日。
【25】《外交部周报》，第1045期。
【26】《使美八年纪要》，第61—62页。
【27】《中央日报》，1971年7月17日。
【28】《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67页。
【29】《联合报》，1970年1月3日。
【30】《中央日报》，1971年7月21日。
【31】李松林：《中国国民党在台湾40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32】《使美八年纪要》，第56页。
【33】《使美八年纪要》，第93页。
【34】《联合报》，1972年2月29日。
【35】《台湾问题大事记》，第419页。
【36】《联合报》，1967年9月14日。
【37】《联合报》，1969年3月17日。
【38】《联合报》，1970年1月20日。
【39】《联合报》，1971年1月14日。
【40】《联合报》，1971年1月14日。
【41】《联合报》，1971年5月20日。
【42】《联合报》，1968年6月11日。
【4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1年），第169页。
【44】《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45】《联合报》，1972年7月21日。
【46】《大平正芳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4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2年），第259页。
【48】《联合报》，1972年8月11日。
【4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2年），第753页。
【50】《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98页。
【5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2年），第662页。
【52】《中国时报》，1972年9月19日。
【53】《联合报》，197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