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联合国席位保卫战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一个最大的泛国际组织，实行一国一席一票制度。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后海峡两岸出现对峙，且双方都声称代表“全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为争夺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台湾当局“外交”政策中与维持美台关系并驾齐驱的两大目标。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维持联合国席位有其“特殊利益”：对内，可借席位证明当局“仍为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仍然保持着中国大陆的主权”，【1】便于统治；对外，则巩固国际活动空间，阻止国际间对大陆政府的承认。“行政院长”俞鸿钧曾说过，台湾“在联合国席位一日存在，直接可以阻止‘共匪’插足一切国际机构，间接可以保持我与大多数尚未承认‘共匪’国家之关系。我深知阻止‘共匪’进入联合国，未必能阻止各国承认‘匪共’，然一旦‘共匪’进入联合国，势将加速各国对于‘共匪’之承认，予我以至大之不利”。【2】
台湾在美国的帮助下占据了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内的中国席位后，又屡次向联合国提出了“控告苏联侵略中国案”，目的既在于要充当“国际反共”的先锋而向西方阵营邀功，又把“苏联侵略”夸大成其大陆失败的原因，将其在岛内推行的“反共抗俄”推向国际。蒋介石在1950年4月会见合众社记者时说，“联合国本身之前途及甚至世界未来之和平，系视乎联合国对于中国所提出之控苏案能否采取一项清晰而勇敢之决定来断”，“余深信联合国之存亡，系以如何处理中国控苏案为关键也”。【3】企图操纵联合国成为其稳固岛内统治的工具，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实为自不量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朝中方面的决议，台湾更是上蹿下跳，充当着西方阵营的马前卒。1955年11月联合国建立10周年之际，蒋介石专门发表“纪念文告”，因为台湾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在联合国获利甚多，故他对联合国充满着赞扬：【4】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的十年当中，联合国所赖以建立的理想之具有实际价值，已由许多事实方面获得证明。吾人已见到联合国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获致显著的进步，这对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增进，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都有很大的贡献。至于政治方面，联合国对苏俄违反中苏条约的谴责，与联合国在韩国所采取的阻遏共产侵略的集体行动以及战俘的志愿遣返，均为此一世界组织最重大的成就。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对联合国的和平大业均曾积极参加，深感荣幸。
蒋介石所列举的“联合国成就”，多是对台湾有利的那些决议。他同时又抱怨说“联合国并未完全满足人类的期望”，当然是指台湾多方面的要求尚未满足。为能保住席位，台湾在自身经济尚靠美国援助支撑的情况下，紧缩财政支付巨额会费，其所缴会费占国民总生产毛额（GNP）的比例，始终名列各会员国之首，而同期台湾所获联合国的经济援助却微不足道。【5】
随着新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外交政策的成功，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都有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支持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台湾感到极大的压力，每年都要为保卫席位而战。有位台湾高级官员形象地说，台湾的驻外机构“就像不买票进戏院一样，始终忐忑不安，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撵出来”。1956年，国际间流传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中讨论允许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可能性。蒋介石十分惊恐，大肆宣传如让大陆加入联合国，“对于自由将为莫大之损害”。他对美国报界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在中国席位问题上要“立场不移”，“不致违反正义，自毁立场而引狼入室”。【6】当有人问到如果大陆加入联合国，台湾是否会接受“两个中国”的观念，继续留在联合国内时，蒋介石断然予以否定：“联合国若违反国际正义，一至于此，自不复为吾人所尊重之国际组织，联合国若准许‘共匪’加入，我国定将撤销对联合国之支持。”【7】
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提案时，支持台湾当局与支持中国政府的国家已很接近，蒋介石非常紧张，命令有关部门研究原因寻找对策。结果采取了两项措施：由美国等国提出议案，确定“中国代表权”为“重要问题”，需由2/3以上成员支持才能变更，为台湾的席位加了一道保险；为争取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支持，广开票源，制定了“对非农业技术援助长期计划——先锋计划”，通过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派出农耕队，提供援助，来影响这些国家在联大的投票行为。这样双管齐下，一时渡过了危机。
1961年10月第16届联大前夕，蒋介石专门发表谈话，阻止新中国入会。他针对支持新中国国家增多的趋势说：【8】
本人相信，目前主张联合国容纳“共匪”者，除少数明显的“共党”工具外，大多数系对“共匪”及整个共产集团的本质缺乏认识，而误以为姑息政策可以导致和平。本人同时也深信，多数自由国家对此已有认识，绝不会容纳“共匪”入联合国的。我们要知道，“共匪”混入联合国，受害者决不限于中华民国，即联合国本身亦失去存在意义；“共匪”及整个共产集团之声势必因此大张，其侵略阴谋必因此更为积极；其最终的结果，无疑是加速世界大战的爆发。
为了确保席位，台湾当局甚至不惜放弃某些“原则”。从50年代中期起，蒙古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台湾以该国是“苏联支持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无资格加入联合国”为由坚决反对，多次使用否决权。到60年代初，苏联提出如果台湾再否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入会要求，它将否决同时申请入会的一批非洲国家，意在让非洲国家迁怒于台湾。蒋介石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只得下令作出让步。台湾当局代表在1961年联大又一次投票表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要求时，不敢再反对而离席弃权，其后只能再发声明表示自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
台湾当局的策略颇为奏效，加上不久中国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对外关系出现波折，台湾在每年的席位“保卫战”中都全力以赴争取支持，担惊受怕中在联合国多赖了10年。1970年第25届联大上，台湾虽派“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亲临纽约督战，“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仍获得51∶49票的多数通过，只是由于未达到“重要问题”所需的2/3多数，才使台湾涉险过关。但这一结果意味着台湾的代表权“保卫战”已到了最后关头。
二 被逐出联合国
蒋介石面对台湾在联合国岌岌可危的形势，已感到被逐出联合国的日子不会太远，必须有所准备，他在1970年12月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时特别提示与会人员，“立国之道，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我们本着坚忍不屈的革命精神，经过21年来的艰苦努力，今天已使台澎、金、马基地成为坚强的反共堡垒……大家要认清我们自身所具备的革命条件以及我们在全球性反共斗争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坚持原则，精诚团结，勇毅奋斗，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努力不懈，于进步中更求进步，于革新中更求革新，必可加速反共建国大业的胜利与成功”。【9】显然是要部属们预做准备。
1971年6月1日，尼克松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所持的态度，他不想在7月中旬以前作出决定。实际上，美国已经感到，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此之前即5月初，尼克松曾派资深外交官墨菲前往台湾，探询国民党当局对允许大陆进入联大，同时维持台湾在联大席位这一构想的意见，亦即“双重会籍案”。墨菲向蒋介石暗示，在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又有很多国家已经或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实无可能。只要台湾与美国合作，美国就可以保全其在安理会的席位。他说，甚至有一种可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入会，那样的话，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蒋介石听后思虑再三，表示假如美国不支持北京入会的提案，又假如美国再次领导联合国所有看法相同的国家支持所谓“重要问题案”，他愿意遵照美国的计划行事。不过，蒋介石慎重提醒墨菲，“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保证必要时将使用否决权，维护台湾在联大的席位”。言下之意，希望尼克松在关键时刻能使用这一杀手锏。交谈中蒋介石还提及，美国最好不要作为“双重代表权”提案的签署国，但台湾方面不反对美国推动“友邦国家”提出此提案。他不希望美国开这个口子，因为一旦美国提出后，恐怕将会引起一些国家的误解，帮倒忙。
从蒋介石对墨菲的答复看，实际上已放弃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或者说台湾当局已不反对“两个中国”，但又寄希望于北京反对“两个中国”，而由台湾当局坐享其成。但在公开场合，台湾方面仍表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此前，蒋介石在接见合众国际社总裁时，就重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并提出警告：“联合国如果准许‘共匪’加入，实际无异给它本身签署死亡判决书。如果予匪共以可乘之机会，它将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这一世界组织。如果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具备对‘共匪’加以谴责的正义与公正精神，这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入联合国。”【10】随着联大开会时间的接近，台湾上下一片忙碌，紧锣密鼓地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妄图以此来反对大陆进入联合国。但是，处在守势的台湾“外交”，已释放不出多少能量。蒋介石的情绪也十分低落，他在6月“国家安全会议”上分析当前形势时说：“在今年一年之中，将不知有多少的困难、危险和痛苦，横在面前……”【11】悲观之情溢于言表。
7月15日，尼克松宣布接受访华邀请。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见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表示情势已有变化，除非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安理会席位，否则“双重代表权”方案绝难通过。美国同意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但很可能无法获得半数支持。事已至此，美国能做的，只剩下维持台湾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仅仅才3个月时间，美国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前后判若两人。
美国的改变，使台湾当局进退维谷。在罗杰斯发表声明后，台湾方面的反应十分暧昧：既不能公开接受“双重代表权”案，又不敢力辞美国的做法，只是强调反对大陆入会，要求会员国“主持正义”。台湾当局“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华民国政府乃中国惟一合法民选政府，在联合国之地位已由宪章明白规定”，自认为“并非联合国曾对中华民国有何重大之贡献，实因中华民国不欲坐视联合国之日趋混乱与败亡而不予以挽救”。深盼“大多数会员国能认清敌友，明辨是非”，并呼请“所有爱好自由、和平及正义之会员国协力击败‘排我纳匪案’，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精神”。【12】处在窘境之下的台湾当局，此刻是无奈又无助。
8月，台湾当局召集驻亚太地区国家“使节”在台北集会，由“外交部长”周书楷报告台湾在联合国席位的严峻形势，要求各“使节”清醒地认识到联大当前情势，加强“外交”战线的协同配合。会议结束时蒋介石会见与会代表，为其打气，“愈当艰难时刻，愈要艰苦奋斗，此即独立不挠的革命精神之激扬”。“虽然媚匪姑息气氛弥漫，但由于缄默大众对共产邪恶的了解，内心上实多亲我助我。”【13】尽管台湾当局对外的表现相当强硬，但私下已十分清楚本身此时四面楚歌的处境。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9月21日开幕，从10月18日起开始重点辩论中国席位问题。当时，围绕中国席位问题形成两大阵营：一方是美日等国“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另一方是以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2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的提案。
以“两阿”为首的提案（简称“阿案”）在7月15日就已递交，并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审议和联大审批时顺利列入议程。9月22日，美国抛出两项提案，一是把“驱台”作为“重要问题提案”，必须有2/3多数票才能通过；一是“双重代表权案”（合称“美案”），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享有安理会席位，同时让台湾继续赖在联合国内。美国为炮制此案前后用了约50天时间，日本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加入提案国行列的，真可谓“用心良苦”。
作为提案国的美、日代表，倾其全力，在会上会下，各种场合四处串联拉票，他们将重点放在尚未明确表态的20多个国家身上。美国总统尼克松还亲自给许多国家首脑写信，国务卿罗杰斯则以美可能削减联合国的经费进行要挟；日本外务省指令其驻联合国代表和各驻外机构，用“经援”进行拉拢，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9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临时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将投票赞成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获得安理会席位，但反对这一世界组织排除台湾。为缓和台湾当局的不满，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个月中，曾和联合国的九十几个会员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磋商，发现许多国家主张把安理会的席位给予毛共。”【14】有鉴于此，美国当然不能逆流而行，但又不能一放到底，提出此次修正提案，乃是顺应许多国家的主张，而这一做法，意在换取他们对美国所提“双重代表权”案的支持。
台湾当局为力保席位，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为了能继续赖在联合国内，台湾当局只得委曲求全，默认美国的“两个中国”提案。台湾派出以“外交部长”周书楷为团长的40多人的强大阵容，而蒋介石则坐镇台北，每日听取有关汇报。台湾代表团声言“为维护代表权，准备背水一战”。他们在联合国对各国代表施用了一番追、逐、盯的本领，厚着脸皮，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进攻”。
10月8日，周书楷在联大发表演说，声称“我们必须承认，近年来，联合国已经大大损失了它的声望与影响力……正当联合国的效用面临考验的关头，我们这个组织之中竟有人提出主张，让一个明目张胆要摧毁联合国，使其不能维护和平的政权，来篡夺一向维护宪章忠诚不贰的中华民国，实在是令人痛心……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仰望期待已久的和平与安全，而以此寄望于我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掬诚保证，大家共同致力于此项崇高艰巨的大业，务使宪章的理想与目标，成为具体的事实。我们更希望本届大会切不能向暴力低头，以致自取羞辱”。【15】在周书楷发言时，会场上稀稀落落，有36个代表团退场，其颓势已十分明朗。
10月初，尼克松总统派加州州长里根到台北，当面向蒋介石解释了美国立场。蒋介石不知大势已去，在10月10日发表的“国庆文告”中一反常态地对国际形势大加责骂：“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16】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10月20日基辛格再次抵达北京，而这与联大辩论恰好同时。此举不得不让原来跟着美国跑的国家产生疑问，美国究竟是打的什么牌？同时也深刻反省本国应站在何种立场上。毫无疑问，基辛格此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原先欲投票支持“重要问题”案的国家认为，支持此案已无用处，因为该案的主要倡议者美国，对台湾产生了动摇。
联大10月25日会议是在美国时间下午15时开始的，主要议程是对中国代表权进行表决。阿尔巴尼亚代表首先发言，再次谴责美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接着是台湾代表刘锴重弹老调，然后是美国代表布什大讲“保台”。大会在晚上20时20分开始进行连续表决。本应先表决“阿案”，因为美日代表提出“重要问题案”的时间在“阿案”之后，按联大程序应后表决。但美日代表害怕如果“阿案”先行表决得以通过，那“重要问题案”就胎死腹中，连提出表决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蛮横提出要求，按重新表决决定先后顺序。就这样一波三折，会议又就美日动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61票赞成获得多数而通过，使“重要问题案”取得先议权并进行表决，当唱票结束后，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结果：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美、日精心策划的“重要问题案”被否决掉。目睹这一情形，美、日代表两眼发直，台湾当局“外长”、首席代表周书楷更是沮丧万分，他见“美案”彻底失败，大势已去，只好带领手下退出会场，以免其后被驱逐出场的难堪，并表示台湾是“退出”而不是被“驱逐”出联合国。此时是夜间零时9分。
随后联大开始表决“阿案”，该案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顺利通过。
午夜前，周书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毫无理性，出言不逊进行谩骂，说会场“好像是置身马戏场内”，“使人想起几年前北京的红卫兵”等。又自我解嘲说：“这是我卸下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它是二十一年来一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大磨石。”台湾“不买票进戏院”，此时终于“被撵出去”了。
2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联合国驱逐台湾发表声明，一面表示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政策一致，同时重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受联合国此项行动的影响，以此安抚台湾当局。然而，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即失去了在国际间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将形成国际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趋势。外交堤坝的一溃千里，终将使台湾沦为“国际弃儿”，这对台湾当局来说，如同当头一棍，无所适从，其影响是巨大的。
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惊。当局召开党政军重要领导人会议，商讨“国家处境及应采取的因应措施”。“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都表示支持当局的决定。《联合报》破例同时发表了三篇社论：《联合国自毁宪章自掘坟墓》、《美国铸下大错应猛省图强》、《以操之在我的信念与勇气处此变局》，从三个方面表达在突遭打击后的心情。
蒋介石于26日就被逐出联合国发表“文告”，对其当年大加赞美的联合国转为咒骂，说它“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地向邪恶低头，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并声称，“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告”。另一方面他又故作镇静，大谈“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只要大家都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17】蒋介石这个文告，虽在励己励人，但怎能掩饰他心中的酸楚、痛哀以及无可奈何。
联合国并未因驱逐台湾当局而自掘坟墓，仍然顺利发展，倒是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后，其外交陷入全线困境，一发不可收拾。
三 失去盟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随着美军入侵越南及越战长期化，美国政府对在东亚遏制中国的政策产生了动摇。到1965年，美国彻底关上了对台军援、经援的大门，说明台美关系的“蜜月时期”已经成为过去。
美国对台湾由最初抛弃到再续旧缘，由“蜜月”期转为关系渐冷，始终在变。因此，到了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可以说是美国政策的大调整，其对华政策出现了探索中美缓和的意向。尼克松是坚定的反共分子，曾坚决主张对中国政府实行遏制政策，他在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访问过台湾，支持蒋介石。但到60年代末，他不得不正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地位，顺时应变。
1969年1月，尼克松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向中国发出和解的暗示。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但是，尼克松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惯例式地对中国进行了攻击。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长期采取对华的敌视政策，尼克松也不敢贸然违之。而另一方面，他确实难以理智地正确对待中国，毕竟他曾是一位以反共著称的人士。同时应该看到，发展中美关系是手段而并不是尼克松政府追求的目的本身，战略上借助中国，是为了抵御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而是用新的遏制形式，把中国这个“独立的巨人”引进美国谋求的均势之中。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台湾曾经在美国战略地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今这个作用已大大削弱，美国政府需要抛弃支持台湾打击大陆中国的旧的对华政策，但新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换句话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则成了美国政府一个棘手的问题。台美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时难以割舍。
同年2月，尼克松在一份致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示他“探索同中国和解的可能性”，但是，尼克松存有戒心甚至胆怯，“犹抱琵琶半遮面”，生怕别人知道，“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8】对此，基辛格十分尖锐地指出：“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19】
不久，中苏两国在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对此，美国意识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可能会促使中国缓和对美国的敌视，这不仅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中国把苏联的百万大军牵制住，亦可减轻美国在欧洲的压力。因此，同中国迅速和解，具有一箭双雕之功。基于这种认识，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报告，美国应当适时抓住这一战略良机，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达到“对我们有利的程度”。尼克松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这正是我们的目标。”【20】
自这以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松动中美关系的政策与措施：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美国人去大陆中国旅行的限制；12月19日，宣布放宽与中国的贸易，部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继而在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番话被尼克松称为“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21】这表明，在公开场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从“围堵而不孤立”变成“以谈判代替对抗”。
中国政府针对美方频频发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信号也作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反应，其中尤以1971年4月6日邀请在日本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一事最为引人注目。小球震动了大球，并以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5月17日，尼克松总统给周恩来总理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关系改善的步伐明显加快。
美国在改变对中国政府政策的同时，与台湾当局关系逐渐降温的征兆也日益显露。1969年12月，白宫宣布，反对为台湾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还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航由定期改为不定期。1970年4月，美国邀请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蒋介石对美国在此敏感时刻发出的邀请十分重视，希望能探明美方的“底牌”。台湾当局经过审慎研究，决定由蒋经国带去几个问题与美国交涉：（一）美国与大陆中国会谈中计划向中共让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积极寻求缔结“和平共处”的协定；（二）要求美国重申保证继续支持台湾代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三）如果中共再次攻打金门、马祖，美国政府提供多少援助；（四）希望美国援助保卫台湾安全所需要更新的军事装备以及共同对抗共产党的集体防卫体系等问题。但是，蒋经国在与尼克松、罗杰斯会谈中，美国方面对台湾所关注的一些实质性问题，“未作任何承诺”，也未发表公报。连美国新闻界对台湾这次访问的报道也较为冷淡，而蒋经国在纽约遭两名“台独”分子袭击，险些丧命，更使他的美国之行显得凄凄惨惨。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台湾正在失宠。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发表第二次“世局咨文”，在“有关中国问题”一节中，谈到了台湾关心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他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已改变过去对中共的看法，认为“在本十年内，最重要的课题，将莫过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世界社会，尤其是跟亚洲的其他地区建立建设性关系”；但又强调“我们跟北京进行会谈的演进，不能以牺牲国际秩序或我们自己的承诺为代价”，此意为将继续保持对台湾的“中华民国”安全的承诺，换言之，“跟北京的一项正当的关系不能建筑在牺牲这些承诺上”。【22】尼克松既决定结束美中对抗，可又并不打算放弃台湾。他一方面维护台湾当局“代表”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说只要中共不坚持它的条件，美国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既要保持与台湾当局的传统友谊，又要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这是尼克松的如意算盘。可在两岸尖锐对立，且都声称“代表全中国”的客观现实下，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反对美国的这种做法，而台湾当局也尖锐地抨击尼克松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构想，因为这等于已经将台湾给出卖了，与美国曾经持有的对台态度大相径庭。3月2日，“行政院长”严家淦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美国总统咨文措词失当，政府已训令“驻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重申我既定国策，反对任何两个中国论调”。4日，“国民大会代表全国联谊会”发表严正声明：“对尼克松‘世局咨文’意图改变对台政策，曲意示惠毛共之不当言论，表示愤慨。”同日，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奉令至美国国务院，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致国会世局咨文中论及中国大陆时的措词不当，表示强烈反对。10日，蒋介石发表谈话，重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并严正警告“联合国如容毛共进入，实无异自敲丧钟”，台湾当局“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入联合国”。【23】
4月11日，台湾当局以“国际研究所”召开学术座谈会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尼克松总统世局咨文之检讨”这一主题。与会者全面抨击尼克松的咨文，在联合国内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是“既不切合实际，又危害到盟国的一种幻想”，声称咨文已损害了台湾的利益，同时“又鼓励和姑息、削弱了反共的力量”，奉劝“美国在准备走下一步行动时，应特别谨慎，特别三思”。【24】
同年4月，各地报纸突出报道了美国乒乓球队将访问大陆的消息，这对蒋介石震动很大，从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可以看出。当记者问及“自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赴中国大陆后，总统是否认为此乃象征美中关系之改变？此种改变是否对中华民国有直接影响”时，他答道：“此乃其国际统战阴谋之一项作法，也是其对外渗透颠覆及赤化世界之另一战术获得初步之效果。大家如能有此认识，本人认为‘美匪’关系之实质，应不致因‘共匪’之各种欺骗行动而有所改变。”至于影响，他深有感触，所以只能说“中华民国之基本外交原则为立国之道应操诸在我，任何外在因素之变化，均不能影响中华民国之地位或其基本国策”。当记者又问“总统是否认为美国最终会承认中共政权？”他只能含糊地回答，依“本人从政四十余年来与美国政府及人民合作交往之经验，深信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对其本身安全及长期利益，必能作明智的判断与抉择”。看得出，当时他还比较自信。记者顺势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既然“总统在过去几十年来与美国有如此密切之个人关系，现在阁下是否有‘美国在暗中伤害中华民国之感’？”蒋介石自然对美国“暗中伤害”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开抱怨，以免得罪美国，将其彻底推到大陆一边。他只得无助地答道，“中国的传统哲学，对于交友之道，讲究‘忠、信’，我们对于友邦国家的交往是一直本着‘忠’与‘信’的原则，当然我们也期待友邦同样以忠、信待我”，【25】幻想以“道德”来拉拢美国。
台湾当局的谴责和奉劝未能阻止美国与中国关系改善的进程。1971年7月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为期3天的商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公布基辛格访华情况，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