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比较重视教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推广技艺教育和注重生活教育，实施生产训练，提倡科学研究，这可以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合格的人才，满足台湾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是为了国民党在台统治地位的稳定，但从长远看，也不失为一种新的举措。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利用日本占领时期小学教育比较普及的基础，在台湾首先推行了六年制“国民义务教育”。到60年代中后期，整个台湾地区的六年制“国民学校”已达到2.2万余所，班级4.5万余个，学生人数达234.8万余人。与日本殖民时期教育最繁荣的1944年相比，学校数目增加近2倍，学生人数增加2.5倍以上。如果将“国民”学校学生人数与台湾省总人口相比较，在日本投降前夕，每7个人中只有1名小学生，但到了1965年，就增加到每5.6人中即有1名小学生。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日本殖民时期儿童就学率最高达71.3%，到1967年则上升为9 7.5 %以上，【34】这就是说，当时台湾已基本上普及了六年“国民教育”，每个孩子都能有学上。
在中学方面，一般中学都实行六年的“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据统计，到1967年，台湾的公私立中学共458所，较日本占领时期最多时的45所增加了许多，而就学生而言，初中生有49.9万余人，高中生有14万余人，两者相加比日本占领时期最多的人数翻了22倍以上。日本投降前夕，台湾每140个人中才有1名中学生，到1966年，则上升为每19个人中就有1名。【35】
尽管这样，台湾教育当局不满足于现状，仍为中学教育的发展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明确高初中归属。50年代初，台湾教育思想中较为普遍地认为：初中教育是延续“国民教育”的基本教育，而高中教育则应注重人才教育，以奠定学术研究及高级专业训练的基础。基于两者教育目标不同，培养原则各异，教育当局自以分设为宜。1955年，教育部规定：今后设置中等学校，以省办高中，县市办初中为原则。该方案实行后对台湾中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初中分设后，教育目标明确，学校的师资、设备得以集中，省办高中，注重质的提高，县市办初中，注重量的发展。这样，既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打下一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初中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显得分则有序，分则合理。
第二，有计划设置学校。台湾光复后，中学增加不少，但往往缺乏整体规划，分布极不合理，造成部分学校人满为患，而部分中学却又出现生源不足。为此，台湾教育当局于1959年制定了《台湾省中学学校预定分布图设计要点》，提出县市立初中的设置以“一乡镇设置一学区中学”为目标。省立高中的设置则以适应地区需要及均衡发展为原则，并决定根据县市未来10年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情况为增设学校与否的依据。
第三，鼓励发展私立中学。台湾当局为减轻自身的负担，增加学生入学机会，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私人办学，如停办省立中学初中部，改善了私立初中生源不足的现象；在规划学校时，如该地区已有私立学校，则新设学校的规模必须在不影响私立学校生源的基础上建制，以有利于私立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到1967年，台湾的私立学校已发展到118所，而当年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私立学校最多时仅有6所。【36】
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既为教育提供了物质保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自1963年工业生产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后，台湾的工业开始进入“起飞”时期，先后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第四期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7.8%，第五期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更快，竟达到21.3%。这种增长速度是少有的。经济的增长，无疑对发展教育大有裨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钱，教育的发展从何谈起？同时，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客观上提出了优化劳动力素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教育也要跟上去。还有一点，就是人的道德水准，应该怎样做人？蒋介石曾多次就“国民教育”发表讲话，“国民教育的目的，在教育学生成为一个爱国、合群、负责、守纪、且足以表现中华民族道德与文化及能明礼仪、知廉耻的堂堂正正之现代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无论道德、学问、能力，都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成为完全的国民。”【37】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是延长“国民教育”的倡导者。早在1963年他视察金门时，就提出金门地区“国民教育”可研究试行九年制的做法。金门县据此拟订方案：国民不分贫富、性别，义务教育机会一律平等；先行展开延长“国民教育”工作，再求改进等等，并制订《金门县试行延长国民教育实施办法》，经核准于1964年试办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嗣后设立金湖、金沙初级职业学校，金宁、列屿初级中学，1967年8月又改为“国民中学”，原订6年完成的计划提前3年完成。
“试验田”的成功，使蒋介石充满信心。1967年6月27日，他在“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上指出，要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计划。8月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又提出，九年“国民教育”之实施，务须自1968年学年度开始实施。他认为，“九年国民基本教育，应该从加强国民基本知识、生活规范、尤其卫生常识、与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技能着手。更应该以启发性教法，代替灌注式教法，作为国民基本教育的特点”。同时指出，“九年制的国民教育，亦非徒为教育时间的延长，就学机会的普及与均等，更重要的，乃为国民教育内容的充实与本质的改进”。【38】此前，蒋介石曾于6月30日召见“教育部长”阎振兴，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及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剀切指示要积极筹划延长国民教育年限为九年”。
正因为前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所以到60年代台湾教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1968年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义务教育”取得成功后，台湾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其一，台湾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使得人们对就学和升学的期望日益提高。其二，由于台湾当时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小学毕业后如考不上初中，如此之低的文化水准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故很难谋得职业。一旦失学，这些少年则无所事事，往往整日游荡街头，滋生是非，造成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加剧。其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凡学龄儿童就学率达到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均应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960年该组织召开亚洲会议，提出的《卡拉奇计划》要求亚洲各国在80年代以前将义务教育延长到7年或7年以上，当时不少国家都照此去做，这些对台湾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和影响。其四，当时大陆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全面冲击，台湾当局为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名声”，企图借延长“国民教育”年限来获取政治资本。
在蒋介石指示下，1967年台湾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要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计划。当年3月25日，“教育部长”阎振兴在“立法院”提出，“为配合学生志愿升学，台湾将发展九年一贯制学校，要把延长国民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来抓”。【39】7月，“行政院”宣布，将把义务教育由6年改为9年，现正在拟定具体办法。8月，“行政院”通过了专案小组提出的《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和《延长国民教育有关经费事项会商结论报告》，此计划实施共需资金31亿元，同时决定“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自1968年度正式实施。为了表示对教育的重视，蒋介石特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正式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儿童由7岁入学，至16岁完成国民教育。【40】随后，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法令条规，作为实施之依据，其内容为：
一、“国民教育”年限延长至九年，并分两个阶段执行，前六年为“国民小学”阶段，后三年为“国民中学”阶段，其课程标准根据九年一贯制的精神制订。取消原来的中小学教材的重复部分。二、“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划分学区，分区设置，学区内小学当年毕业生免试分发至学区内中学入学。三、私立初级中学应依照“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四、“国民中学”学生免纳学费。清寒学生免收其他费用，并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五、“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应以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为中心，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的需要，增加职业科目和技能训练，以配合学生就业的需要。六、加强扩充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将原县教育科改为教育局。七、办理九年“国民教育”所需的经费，除地方当局在地方税收部分内拨给外，其余则采取加征田赋和各种教育捐税的办法以满足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包括筹集经费，兴建校舍，配备师资力量，编印教材等，台湾“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于1968学年正式实施。为此，蒋介石特颁训词，指出教育的方式与目标是“以启发式代替注入式，以诱导代替强制，以伟大的爱与力来启迪学生的思考、判断、创造能力，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公德与责任”。【41】蒋介石还训示，“小学教育侧重生活与伦理，中学教育侧重公民与道德，将‘四维八德’，贯穿于生活之中”。并要求“国民小学毕业一律分配到国民中学就读，未完成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不得就业”。【42】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后，“国民小学”的入学率从1968年的97.67%增至1980年的99.72%。1967年，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为62.29%，而实行的当年（1968）即达74.66%，至1975年继续上升到90%以上，达到了普及“九年国民教育”的目标。【43】在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的当年，台湾的公私立高级中学共177所，3209个班级，在校学生15万余人。为适应“国民中学”升学人数增加的需要，高中校数和班级数也随之增加，到1972年，高中校数发展到203所，班级数发展到4264个，学生人数达到19万余人。
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有所成效，在此基础上，1979年5月23日又颁布了《国民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来巩固其成果。
综上所述，台湾的“国民教育”工作，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同经济的发展一样，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逐步走上了一条有序的道路，成绩显著。而在这其中，蒋介石一直都表现出相当的关心和重视，或指示重点，或题词训示，把教育的重点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提倡“师道尊严”，注意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将教师与军人和公务员在待遇上并列，薪金由政府经费拨给，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也给予保证，并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的优惠，确保教师始终是社会上较为富裕的阶层。1959年“八七水灾”时，蒋介石下令要首先抢修灾区的各级学校，并规定必须保证新修的校舍质量。第一批“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生毕业时，蒋介石发布训词，要求学生为社会贡献力量。1972年的“国大”上，蒋介石专门谈到“国民教育”，他说：“以教育而言，我们贯彻了九年国民教育的进程，发展了长期科学教育，也推动了中华文化之复兴，这就是恢复民族智能，恢复民族道路的理念之实践。”【44】
顺便提一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进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九年国民教育”的正式实施，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兴起后的1968年，有着某种呈递关系；更因为在台湾教育体制的这一重大变革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属的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如其推进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所说：“十年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努力推行的最大功效，是策划完成实施国民九年义务教育。”【45】
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对科技事业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先是确定1954年为“发展科学年”，次年“中央研究院”得到拨款重建，1959年“行政院”制订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负责主持台湾的科研工作。但因财政困窘，早期投入支持科研的经费极为有限。6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投入也有所增加。1968年1月，蒋介石主持“国家安全会议”，通过了台湾科学研究长期（10年）、中期（5年）和近期（2年）的规划。1969年又专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作为常设的主管科技发展的行政机构，台湾的科研工作从此走上正轨。由于人才、资金、设备的缺乏，台湾的科技发展只能在具有应用价值的领域集中力量，新竹工业园区的建立，明确地说明了当局将科技与产业结合的意图。
台湾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保证，同时对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也有相当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蒋介石所企求和“额外”的收获。
三 ”反共建国联盟”
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心目中，“大陆政策”始终是他们确定所有内外政策的核心。所谓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指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最初是以“反攻复国”为核心的军事对峙。
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提出“革命第三阶段”，他把北伐称为第一阶段任务，抗战称为第二阶段任务，“反共抗俄”称为第三阶段任务。基于此点，1952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运动员运动纲领》，其中心就是建设“反共复国基地”。
同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正式确立“反攻复国”大陆政策的具体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在“军事反攻”的同时，开展“心理作战”、“政治作战和敌后作战”。
然而，国民党的这一大陆政策，受到来自美国和大陆中国两方面的制约。有鉴于此，国民党虽然继续坚持“反攻复国”立场，但基调有所降低。1957年10月，在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确定“反攻复国战略，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主义为先锋，武力为后盾”。
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两岸之间发生激烈炮战，一时酿成“台海危机”。迫于舆论压力和自身利益考虑，美国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军事守势和政治攻势。无奈之下，蒋介石声言，实现统一中国使命的主要途径“非凭借武力”。并开始修正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提出“光复大陆”，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的主张。
由于无力实现“反共复国”、“反攻大陆”的梦想，他们只能不断推出新的口号，开展新的运动，来维持民间的“反共”热度，以等待新的机会。
1963年11月的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心议题之一是确定“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在《政治报告》中声称，“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目前国民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对此，大会审视“反共战争”的实际需要，确定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辅以“三分军事”，策进对大陆的政治战，渗透大陆，发展策反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军事作战。【46】
60年代的最初几年，国民党加强窜扰大陆的活动，曾派遣多股武装特务进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同时用海军在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及港口，加强禁运封锁。但是，在多次海战、空战和炮战中，国民党军队均遭败绩。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不得不自认力不从心，深感难以用军事反攻为主要手段推进大陆计划，遂改变方略，重又提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指标，乃是以民主政治、民族精神、伦理文化、人心归向，来光复大陆，而不仅以军事力量为主”，【47】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的反共总体战”。
“九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自欺欺人地提出“现一切反攻准备，即已接近就绪”，为使“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他向大会提出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并拟定《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提案交会议议决。提案主要内容为：【48】
（一）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二）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三）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宗教、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四）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要案》，融会各方意见，提出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五）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六）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台湾政局的相对平稳，经济上日渐发展，蒋介石的心情又轻松许多，他又再度鼓噪，对大陆挑起新的攻势。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总要赋予新的内容，因此，拼凑所谓“反共联盟”，就是其又一杰作。他试图通过此举引起世人的注意，使得台湾在世界反共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反共建国联盟”仅仅是蒋介石“反共复国”政策的一个变体，是在军事反攻受挫后的无奈之举。如果说要有新意的话，是该联盟要以“个人为主体”，由广泛的社会阶层与团体参加，“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其实以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绝对控制力，只需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个联盟无需大造声势就能瞬间而立。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提案中将“敌后组织”列入联盟的重要组织部分，除了虚张声势外，也包含着他确实对靠自身力量“反攻”感到无望，而幻想着大陆内部的变化。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蒋的提案，并决议尽快建立“反共联盟”。1964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针对各界对联盟的种种疑问，宣称“反共联盟”不是一个一时性的政治利益的结合，而是一个“肝胆相照、反共建国、共同负责的组织”，要求迅速建立该组织。【49】“行政院长”严家淦3月20日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的质询时声称，“反共建国联盟的召开，不会超越宪政体制”，将来“联盟的任何意见，如需先制定法案者，当然必须先经过立法程序”。
4月，台湾“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院务会议通过“反共建国联盟筹备会”组织条例，决定筹委会由谷正纲、袁守谦、陶希圣等7人组成，谷正纲为召集人，下设秘书室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各项筹备事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但是，各方对“反共联盟”存有种种疑虑，反响冷落，参加者寥寥无几，实际筹备工作异常缓慢。
1965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元旦文告”中声称，“一年来的突击就是反攻的前奏，今年完成组建‘反共联盟’，各方有志人士加入，共赴国难”。【50】其后，他又对美国记者称：“自由世界三五年内，必可铲除中共政权。”
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十分清楚，组建反共联盟，只依靠台湾国民党的力量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请出来，发挥它的影响，以至带动整个世界。同年8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记者时的一番话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美国应当采取有效的步骤解救亚洲当前危机，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当注意中共的阴谋……”【51】并提出“中国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亚洲的乃至世界性的一切混乱、迷惘、怯懦，所造成的红色灾害劫难，才能因而得到最后的解决”。【52】言外之意，美国要是不唱主角，不进行干涉，中共很可能危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这将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反共联盟”不单单只是对于台湾有利，对美国来说则更为重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在美国访问时也四处游说，鼓吹筹建中的“反共联盟”的重要性。他说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的目的，“乃是在可能最广大的基础上，达到全国团结”，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前夕的必要步骤”，以期获取海外华人和美国当局的支持。【53】
美国人对蒋介石要将其拉入“反攻大陆”的企图保持着警惕，当然不会轻易许诺。蒋的期望落空，而“反共建国联盟”终因缺乏内外条件无疾而终。蒋介石着力鼓吹号召了两年，竟连个基本组织形式都未完成，只好不了了之，这在台湾是罕见的。如果说在号召组建联盟过程中有何收获的话，那就是蒋介石提出所有人在“反共”旗帜下团结起来，对瓦解海外“台独”势力起了较大作用。
四 ”讨毛阵线”
“反共建国联盟”未建立起来，但中国大陆的形势却发生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变化。
中国大陆从1966年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使得大陆政治上出现动荡，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停滞，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给外界带来不良影响。蒋介石对大陆的内乱如获至宝，大加利用，在反共策略上把原来笼统的“反共”提法浓缩，改为具体的“反毛”运动。利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大陆暂时的困难，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以期掀起一场反毛之战。他曾说：“我们对中共的态度，只是认定其罪魁祸首之毛泽东为惟一敌人的！其余毛共内部，无论是不是过去黄埔的教官和学生，都不算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都是反毛的，有许多还是反共的。毛共的口号是‘不是同志，就是敌人！’我们的口号却是‘不是敌人，就是同志。’我们只认定毛泽东为惟一的敌人，在毛泽东之外，只要是觉醒的，就没有不可以合作的……除毛泽东这个惟一的敌人外，其他我们都没有当敌人来看待的。”【54】企图通过打击一个人，达到既分离中共内部、又造成联合多数的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提出一切“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并重申三项保证、十项约章。蒋介石曾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所打败，如今，他想照搬硬套，利用攻心战术，走政治道路，来达到其目的。所谓“三大保证”、“十条约章”是蒋介石为分化大陆，号召官兵民众举行“反共起义”而论功行赏的办法。当初提出时，根本没有对大陆产生任何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大陆内部高层受到冲击，政局动荡，社会混乱，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所以旧话重提。
“文化大革命”同时导致中国大陆在外交方面受挫。相对而言，台湾不利的外部环境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生存空间压力减少，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发动“讨毛阵线”的步伐。在1967年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大谈“讨毛救国”，称：“对毛匪戡乱战争相持十七年之间，已形成了今日内外反毛之大时代，而且在此十七年来，敌我实力的对比与攻守形势的转变，正在继续不断地消长之中……”为了扩大“讨毛阵线”，他提出了四点纲领：
（一）精神主于物质，政治先于军事。（二）重用专才，实行新政。（三）汇合海内外才智，仰赖全民族奋斗。（四）消弭全球核战，达到世界和平，不论党派，不论阶级，不计恩怨，一切反毛力量携手光复神州。
这些内容与“反共建国联盟”大同小异，说明“讨毛阵线”只是蒋介石根据局势演变提出的新策略，是旧瓶装新酒。
即使面对大陆局面一片混乱，蒋介石也不敢再向民众开出那种“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之类的空头支票，而只是说：“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已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胜利，奸匪毛贼何时授首的问题……今日光复大陆的问题，乃在如何收拾毛贼所遗留的毒素与残局，而何时反攻大陆与埋葬毛匪乃成为次要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军事反攻战备从此就可以松懈片刻，坐待其毛匪自取灭亡之意，乃是指政治性质在目前讨毛战争中更为重要。”【55】
为了贯彻蒋介石提出的“讨毛阵线”，台湾当局把它列入施政方针之中，“副总统”严家淦向“立法院”提出，“扩大反毛阵线，支持大陆抗暴，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增强三军战斗力”。
蒋介石在3月29日青年节文告中，对“讨毛阵线”的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56】
（一）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联合所有反毛的个人的、集体的势力和组织，不论工农兵学商，不论宗族、党派成分，亦不论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能实践“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信约，翻然改图，抗暴反毛，就是讨毛救国阵线的盟友斗士！（二）汇合讨毛救国联军。联合所有觉醒的共军士兵、起义武装与抗暴组织，以及敌后游击部队和我们国民革命军，一齐讨毛救国。（三）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青年子弟必须以反共内应来救国，以动员战斗来报国！（四）大陆任何起义，政府必定驰援，金马台澎自由基地电台，希望反毛力量取得联系。
为扩大宣传效果，国民党金门前线驻军，立即将其讲话，分用气球及广播喊话扩大向大陆飘播。传单和广播喊话特别强调蒋介石训词所提示之各项：凡是抗暴反毛的就是“讨毛救国阵线”的盟友斗士，亦是“国民革命军”的分遣军。并告知“大陆同胞”随时与台湾前线保持联络，国民党军亦可随时空运补给，派军驰援任何地区的“反共起义”。
当年台岛举行第十五届“华侨节”，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部分侨胞赴台湾观光游览。蒋介石抓住机会，向侨胞兜售他的“讨毛阵线”。他煞有介事地说，“我政府无时不刻以吊民伐罪、讨毛救国为惟一职责。我们必须团结海内外一切反共力量，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共同完成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神圣的使命”。他要求各地侨胞“努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彻底粉碎匪共邪恶思想；加强对匪经济作战，随时抵制匪共劣货倾销；扩大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并希望“侨社各阶层、各行业形成坚强的组织，一致奋起，竭智抒忠，输财政力，并争取侨居地朝野人士的合作支持，于祖国复兴大业，作更大的贡献”。【57】蒋介石见缝插针，大造舆论，对争取部分对大陆“文化大革命”疑虑不满的侨胞起了一定作用。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对“讨毛”的经常性宣传，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组织，专门负责“讨毛”的各项日常工作。11月21日，国民党在召开的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十项主张》，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初步计划要点》。
1968年1月，台湾在“自由日”14周年纪念日同时举行扩大推行讨毛“救国运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宣称：“政府已确定了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的行动方针，期使一切反毛反共力量，不论海内海外，敌前敌后，都集中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趋一的。我复兴基地军民，自应本此认识，成为发动此一运动的核心力量，积极推进，以竟全功……”【58】蒋介石自以为只要“讨毛阵线”一旦发动，响应必众。他曾口出狂言，“反毛就是救国”，大陆任何沿海地区发生抗暴，国民党军队可以在6小时内驰援。【59】
那几年只要一有机会，蒋介石必谈“讨毛阵线”。他还放言，要把“反毛”扩大到世界范围，声称要“联合全世界反共力量，加强讨毛救国运动”，号召“我中华国民无分党派，无分职业，只要是集中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旗帜下，致力于反共反毛的都是同志，大家本着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各阶层的各个岗位上，贡献其智慧，竭尽其能力，以讨毛救国、复国建国为己任，全民动员，一致奋起，加强海内海外反攻复国人心的汇合，加速敌前敌后讨毛反共军民的会师”。【60】他还题词：“海内海外一条心，一齐来参加讨毛救国的联合阵线，铲除匪伪政权，建设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61】蒋介石试图利用大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来反证衬托台湾的“稳定与发展”，孤立大陆，在国际上形成一个“讨毛”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发表过《告中共党人书》，共分10个部分，企图挑动大陆内部的党员，投入“反毛”运动之中，居然提出“要在大陆推动反毛运动”，【62】但在大陆丝毫没起作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没有一处发生过蒋介石所期望的“讨毛起义”。那时在大陆，蒋介石臭名昭著，没人愿与他联在一起。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讨毛阵线”这一行动，不仅在台湾是光打雷不下雨，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就连美国这个最亲密的盟友也无任何说法，这使蒋介石很难堪，他不得不哀叹今后要“靠自力更生消灭毛共”了。
时间的日历牌翻到了1973年，大陆虽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已度过了最混乱的时刻，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有重大突破。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继而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达成联合公报；同年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到北京访问，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签字，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断交。蒋介石“讨毛”不成，毛泽东反而愈加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成功的象征。蒋介石和台湾则成了国际间争相离去的“弃儿”，这大概是历史对他的一次大嘲弄，足以说明在情绪化的“反共讨毛”支配之下，蒋介石是不识时务，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1973年以后，热噪几年的“讨毛救国阵线”，在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下，终于自行消亡。
注释：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861页。
【2】《联合报》，1966年11月13日。
【3】谷凤翔：《古籍今注今译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4】《联合报》，1966年11月14日。
【5】《台湾问题大事记》，第282页。
【6】陈立夫：《从历史文化观点谈中国反共前途》，载《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6集，第14页。
【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第1097页。
【8】《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8页。
【9】邰定林：《台湾社会面面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10】《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5—596页。
【11】《台湾社会面面观》，第264页。
【12】汪祖荣、李敖：《蒋介石评传》，第820页。
【13】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4】《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600页。
【15】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6】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3页。
【17】《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14页。
【18】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9】梁厚甫：《中国文化的素质——同化异族的功能》，台湾《新闻天地》第1992期，第4—6页。
【20】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50页。
【21】《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5页。
【22】《联合报》，1971年2月12日。
【23】《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607页。
【24】《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4页。
【25】《联合报》，1971年2月23日。
【26】《联合报》，1972年7月28日。
【27】《中央日报》，1973年12月7日。
【28】详见宋淑玉：《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卷第2期；李厚刚、洪明：《浅析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29】《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209、481页。
【30】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之教育》，载《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6页。
【31】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之教育》，载《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98页。
【32】转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版，第66、67页。
【33】《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年鉴》，第861页。
【34】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8页。
【35】《台湾教育史料新编》，第369—371页。
【36】《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年鉴》，第861页。
【37】《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91页。
【38】《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96—497页。
【39】《台湾问题大事记》，第291页。
【40】郭为藩：《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版，第402页。
【41】《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12页。
【42】《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06、308页。
【43】《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第403—405页。
【44】《中央日报》，1972年2月21日。
【45】谷凤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时代使命》，《中华文化复兴论丛》，台湾“中华文明复兴运动委员会”（台北）编印，第10集，第115页。
【46】黄修荣：《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6页。
【47】《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795页。
【4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7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216—217页。
【49】《联合报》，1964年1月1日。
【50】《联合报》，1965年1月1日。
【51】《联合报》，1965年8月4日。
【52】《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832页。
【53】李松林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54】《联合报》，1969年3月17日。
【55】《联合报》，1967年1月1日。
【56】《联合报》，1967年3月29日。
【57】《联合报》，1967年10月21日。
【58】《联合报》，1968年1月23日。
【59】《联合报》，1968年1月23日。
【60】《联合报》，1968年10月10日。
【61】《联合报》，1969年1月23日。
【62】《联合报》，1969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