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年生活
1972年5月，蒋介石终于了结了他多年来的一桩心事，顺利地把台湾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了蒋家第二代——蒋经国。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大事一旦放下，他那绷紧的神经也就松弛下来，多年忙碌的他似乎可以从此充当“太上皇”，颐养晚年了。
说来也怪，历经几十年风雨，沟沟坎坎，蒋介石倒也挺了过来，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如今，似乎一切都顺顺当当，他应该安享晚年了，可并非如愿，曾经掌握无数人命运的人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除了人的身体全面衰退是自然规律、无人可以幸免外，他晚年的一场车祸也留下了隐患。
1969年7月，蒋介石夫妇与往年一样，到阳明山官邸避暑。按照惯例，蒋介石每一次出巡，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对于侍卫来说，更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通向阳明山的仰德大道，是专为蒋介石上山而修的，从路况来看，堪称是当时台北最好的一条路。那天下午，蒋介石的车队向阳明山开去，速度极快，当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迎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上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公共汽车的后面有没有来车。谁知就这么巧，只见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共汽车后面猛地超车冲过来。司机发现情况后紧急刹车，前导车是刹住了，可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刹车，猛地一下撞上了前车的尾部。好在跟随其后的车子猛拉手刹，总算没撞到总统座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撞击的一刹那，坐在车内的蒋介石手握着拐杖，丝毫没有准备，瞬间像弹出的皮球，身体直冲驾驶座后侧的玻璃隔板，嘴巴、胸部和下体受到强烈撞击。坐在蒋介石左侧的宋美龄，也未能幸免，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喊叫起来。车祸发生后，侍卫立即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即刻把情况报告给蒋经国，同时急着寻找那辆肇事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因不知蒋氏夫妇的身体到底受到多大伤害，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立即给情治当局下令，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那辆吉普车并查明真相。
蒋介石的身体原本十分硬朗，一年四季，少有不适。这次车祸令蒋介石的胸腔和心脏受创极重，也酿成日后“心脏肥大”的病根，并成为后来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事后他在接见一位部下时也承认，自从那次阳明山车祸之后，他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1】次年春天，蒋介石伤心不已地对前来探访的“副总统”严家淦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到了晚年，每逢冬天，宋美龄的双腿都会不适，这都是阳明山车祸的后遗症。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1971年春天，蒋介石在一次小便时尿血。已85岁的他对此大为紧张，立即叫医生来查明原因。
原来，这是蒋介石开前列腺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因前列腺肥大而排尿不畅。这本是十分常见的男科病，当时荣民总医院拥有最优秀的外科及泌尿科医生，他们是台湾最好的专家，完全有能力为患者解除痛苦。可蒋氏夫妇大概是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特地请了一位美国医生前来主刀。因为当时蒋的病情并不严重，美国医生采用电疗的方式，把前列腺上有问题的部位用电烧的方法处理。不过，这次手术并不成功，蒋介石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第二年春天，蒋介石在小解时竟发现血块，顿时方寸大乱，这在他心里投下了巨大的恐怖阴影。医生解释这是正常现象，但蒋介石显得十分沮丧，很长时间连散步也打不起精神，脸上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
以后，每逢春季，蒋介石都要犯这毛病，官邸的洗手间内专门摆几个空瓶子，只要蒋介石一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血丝流出，就吩咐手下接血尿。据侍从回忆，明显看见蒋的脸庞是那样的惊恐失望、黯淡无光，以前那个统治强人的形态，如今已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2】自从他开始尿血，整个身体机能比以前差多了，此后，他经常患感冒，而且间隔很频繁。侍卫都明白，蒋介石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已经相当衰弱了。
蒋介石毕竟老了，当尿血刚刚缓和，他又犯了其他病，没走几步路就气喘，舌头不断往外伸，呼吸不畅，讲话时舌头显得有些硬，变得口齿不清。侍卫官见状，立即告知医生，随即检查，结论是血管硬化，至于呼吸不畅，是肺部缺氧。此后，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不行了，四肢反应不灵活，双手抖得厉害，后来没办法，好些需要双手稳定的工作，都由侍卫代劳了。
1971年11月间，在高雄澄清湖的蒋介石因贴身副官的粗心又使他衰弱的身体雪上加霜。
这时，蒋介石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时常便秘，须借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蒋叫随侍在旁的副官用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不知是副官另有心思还是心不在焉，一连插了两个甘油球，蒋介石还是未能解出大便。他心里一急，就通知另一个副官来。副官急忙赶到洗手间，一看吓坏了，整个马桶全是血。蒋介石也不知所措，他焦急地对副官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两个甘油球塞进肛门，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副官低下身子仔细打量，发现前一位副官没有把甘油球塞进蒋的肛门，而是塞到肛门旁的肌肉里去，把肌肉都插破了，血就是从这儿而来。
副官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生，赶快来做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发现蒋介石肛门的肌肉已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迹象，翌日急电台北荣民总医院，直肠科主任迅即上门诊治，总算止住流血。接下来的治疗工作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蒋介石军人出身，外表硬朗，不意却遭遇到尴尬不已的“英雄暮年”。说不出口的下半身病痛折磨着他，这对蒋介石的精神打击，是何等沉重呀！
1972年春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日月潭度假，住在涵碧楼。可就在那里，又发生了另一个意外插曲。
按蒋的身体情况，规定只要他起身活动，一定要有一个贴身副官紧随左右，以防有脚步不稳的情况发生。那一日，蒋穿过夫人的书房正要往屋外走，副官远远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要过去随侍，因为宋美龄的卧室就在一旁，副官怕惊扰她，只好绕过一个回廊，再走近蒋的身边。可还没等他走到，蒋介石突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这一声惊动了宋美龄，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叫着：“是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让总统摔倒呢？副官在干什么？”【3】蒋介石嘴里直喊没事，可是宋美龄不那么想，她余气未消地说：“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先生！”【4】医生听说蒋介石摔了一跤，也紧张地跑了过来做检查，所幸，没有任何外伤和骨折，算是虚惊一场。
同年5月20日，是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蒋介石的体力已极度衰弱，可是，“国家”的大典不能没有“总统”本人参加。怎么办？为了能让蒋介石既出席就职典礼，又不至于暴露身体欠安的事实，官邸在就职典礼前，想出一个掩饰的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蒋介石和宋美龄站立的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这样，当贵宾道贺时，可让蒋氏挨着沙发椅站着。一方面是担心他身体突然不支，这样，后面的沙发椅就能起到作用，使蒋不至于跌倒。另一方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给蒋一个依靠，使其站着不会感到太吃力。为了防止蒋突然身体不适，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安放了氧气瓶，以备急用。这一办法还不错，总算把这一大事遮掩了过去。
到了6月，医疗小组给蒋介石做了一次全身体检，发现心脏有较大问题。医生当即建议，让他半年内停止一切对外活动，旨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静养。当然，医生完全是从身体需要考虑的，但宋美龄不这么想。一旦“总统”不在其位，那么“总统”的职权岂不旁落？如果蒋的身体垮了的消息一旦外泄，岂不是会引起政治不安、人心动荡吗？这无论对蒋家或者对“国家”都不是一件好事。她不假思索地对蒋介石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事后，她把提建议的医生陈耀翰找来，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一通。面对宋美龄那掺杂着政治的考虑方式，医生也只能默然听命。从此，只要有关蒋的病情报告，都要经过宋美龄的允准，才可对蒋介石讲，以免影响他的情绪。事实上，蒋介石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但因需经与宋美龄会商后才能向蒋介石面报病情，故透露给他的消息，不外乎是“没关系”、“多休息”之类或和病情没有太直接关系的隐瞒实情的话。
可就是这样，医生还是不断给宋美龄提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报告，迫使她不得不作出一些因应之道。她下令增加两位台湾当时最顶尖的心脏科主任医生参加对蒋的监护工作。之后，又请了在美的国际心脏科治疗方面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余南庚来台湾为蒋治病。
应该说，由于各方面条件相当好，对医治蒋介石的病并延缓他的生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说，外国医学专家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可以像你们这样，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帝王般的医疗照顾。【5】
蒋介石的晚年，是在病魔的缠绕下度过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而从1972年下半年卧床治疗后，更是苦不堪言。因年龄太大，长期静卧，导致肌肉明显萎缩。此外，排泄机能失调，小便失禁，大便则解不下来，每天依靠医护人员从直肠内将粪便挖出来。其间有几次陷入昏迷，一度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肺叶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出现积水，故从一开始他就套着氧气管呼吸，一刻不能中断。对于他的病况，官邸都感到凶多吉少。
1973年元月间，蒋介石居然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不过，身体明显衰弱，尤其是因为手脚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诸多不便，日常生活中更加依赖侍卫和医护人员。因为蒋介石最怕热，可又忌讳吹电风扇和冷气，故连续两个夏天，全靠侍卫人员用蒲扇给他扇风，这就苦了他们。据侍卫回忆：因为要轮番照顾蒋的病体，侍卫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这时的8个小时一班，与蒋介石健康时的一班完全不同，不仅要帮医生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6】蒋介石的家人对他更是体贴入微，给病中的他不少安慰。宋美龄终日随侍在侧，儿孙们也常来探视，忙于政务的蒋经国只要在台北，“每日探病至少三次”。【7】
到了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身体略有好转，他已能每天到花园散步和同家人及政要讨论政治问题等。蒋介石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一些关于他病情的传说。为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宋美龄运用其外交手腕，利用家族的重要活动让他亮相，以证明蒋介石尚健在。1974年10月31日蒋的生日时，台湾当局印发大量“蒋总统万岁”的徽章，并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漂投1000万张蒋的照片。蒋介石在晚年的病中，对外一共有四次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策划的。
蒋介石的第一次露面是在1973年7月间他的孙子蒋孝勇结婚之时。蒋孝勇的婚礼是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举行的。那时，蒋还在荣民总医院调养，不能走动，故这次婚礼没有惊动他。只是蒋孝勇夫妇在完成婚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前来给他奉茶。当天上午，蒋介石穿上长袍马褂，坐在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他接受蒋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利用这个机会，宋美龄对外发布新闻，说蒋介石为其最小的孙子蒋孝勇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以示他的病情正在康复之中。
第二次是同年的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与会的主席团成员到荣民总医院晋见蒋介石。当时，蒋的右手肌肉萎缩已十分严重，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下垂。为了掩饰这一缺陷，只好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先为蒋介石穿好长袍马褂，然后把他用轮椅推到会客室，等在沙发上坐定后，便用透明胶布在其右手手腕上缠上一圈后直接粘在沙发右边把手上，这样从外表上就看不出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待把有关事宜处理完毕，才通知人员进来。虽然蒋的身体有些消瘦，但精神尚可，头脑也还算清楚，在很短时间内是不会露出什么破绽的。只是医生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要求尽量缩短时间。而医护人员神情特别紧张，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
蒋介石的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他。在宋美龄的关照下，那次的家族活动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合影，再一次证实蒋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外界有关他已不在人世的传言。那张照片上，蒋介石手里抱着曾孙友松，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在拍照时，才象征性地被放在蒋的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也是一次别无选择的政治性亮相。1975年初，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任回国，其实早在一二年前，他就向台湾当局“外交部”提出晋见蒋介石的请求。但是，由于那一段时间正是蒋身体最差的时候，不是处在昏迷中，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根据种种迹象，猜测蒋介石已经罹染重病，因为他好长一段时间未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蒋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也不见他的踪影。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还是安排接见。宋美龄认为只有见，才可以打消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况且，台湾处在内外交困之际，如果这时再对美国有失礼之处，对台美“邦交”会有负面效应。
为了保证蒋介石会见马康卫过程的顺利而蒋又不显出过分的病态，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在马康卫晋见前夕，官邸内务科和“外交部”的人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是，宋美龄自有安排，因为她的英语非常好，又长于交际和应变，所以，她没有要求“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蒋介石接见马康卫，就足以应付大局了。只是她不放心蒋的身体，不知能否支撑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是十几分钟敷衍一下的事。此前他所见的人不是亲属就是部下，时间长短无所谓，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般敷衍，恐怕比不见还更为失礼。
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强调蒋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监测太久的，否则没人能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况且，蒋已出现过几次心跳骤停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进一步恶化，谁能有把握他不会因一时兴奋或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是决定接见马康卫，声称“为了国家前途，必须冒一次险”。【8】
蒋介石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客厅里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严阵以待。据侍卫回忆：接见过程中蒋的表情有点僵化，口齿也不太清楚，而且谈话时气喘吁吁，说明他的病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好在有宋美龄一旁协助，没出什么问题，既让马康卫“了解”蒋的意思，又适时地掩饰了蒋介石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9】
除了这四次对外曝光，有关蒋的病情从未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透露，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证。当时，台湾上层有不少人认为蒋的病情是“机密”，不能轻易外泄。其实，那时蒋经国已基本上掌握了整个大局，即使蒋介石去世，也不具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了。
蒋介石是不甘心就此了却一生的。当他身体稍有恢复后，就叫侍卫为他准备纸砚笔墨，想练练毛笔字。可他的右手萎缩相当严重，试了几次也没有力气握笔，那手再也不听使唤。
蒋介石对自己的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想下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幻想着病愈，再回总统府上班，但是他的体力已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很高兴，就决定去高速公路上兜兜风。侍卫只好为他备车，并配备救护车一辆随行，以防突发事件。谁知车上路没多远，蒋就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子立刻返回。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窘境，这使其心境处在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此后，他的身体一蹶不振，时刻在与死神抗争。
二 病逝与治丧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病发性心脏病，于深夜11时50分在台北市郊士林官邸去世。
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身体倒也不错，少有不适。其多年生活修养颇为节制，烟酒不沾，始终保持康健之体。1962年，他患前列腺肥大症，虽经割除，但效果不佳，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时有发作，无法根除，健康从此大受影响。1972年，蒋介石连任第五任“总统”，这时他已84岁了，毕竟年事已高，心力不济，加之台湾内外交困，对其精神打击太大，使旧病复发。7月中旬，又因感冒引发肺炎。8月6日，入荣民总医院疗养。经长时间治疗，至1973年2月，身体日渐复原，惟留下因高龄而发生的血管硬化，主动脉瓣开闭不全，以致影响心脏功能，导致心脏肥大等病症。此时，蒋经国已能在台湾独当一面，蒋介石逐渐淡出政治第一线。经医生决定，蒋需要长期静养，遂于12月22日回士林官邸由特别医疗小组负责继续疗养。其后一年间，每日除药物外，还接受理疗，经过一段时间，身体逐渐有所好转，他已能自行梳洗沐浴。到了1974年12月1日，蒋介石因患流感而致肺炎复发，治疗期间，祸不单行，至27日晨，慢性前列腺炎又发，同时发生膀胱内出血，虽行急救，出血是止住了，炎症也减轻了，但蒋介石身体遭此连续性并发症影响后，体力明显不支，常有连续不断的心室性期外收缩，赖以药物注射始能控制。到了1975年1月9日，蒋介石一度发生心肌缺氧现象，经急救之后，除仍间有心室期外收缩情况外，心脏功能尚无其他变化，但肺部炎症终无法根治，时伴有低热症状。
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祭扫先人的“清明节”，早晨8时，蒋介石起床梳洗，因昨夜睡眠较好，故精神颇佳，中午也未休息。午后，蒋介石感到腹部不适，因此情绪极度不安，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介石心脏功能欠佳，造成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立即施以少量利尿药物，致使排出500cc小便。这之后，他情绪安定了许多，并小睡片刻。晚间8时15分，蒋介石即行入睡，当时并无什么异常情况。稍后，监护医生发现蒋介石的脉搏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同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与呼吸恢复正常。但时间不长，过了四五分钟后，蒋的心脏又停止跳动，医生便再施行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时跳时停，但呼吸终未恢复。此后且三度发生心室性心室颤动，须赖以电击以中止此种不正常心律。此时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晚间11时30分许，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但心脏仍偶有轻微之跳动，故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然而亦未见效，只好采取电击，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期望能起死回生，但仍未见效。于是群医束手，回天乏术，就这样，蒋介石于晚间11时50分离开人世。【10】
蒋经国对当天的情况记述如下：“今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11】
据主治医师王师揆、熊丸、陈耀翰签署的医疗报告称：【12】
总统蒋公春间肺炎复发，经加诊治，原已有进展；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不幸于今日下午十时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崩殂。
蒋介石弥留之际，夫人宋美龄及长子蒋经国等家属均随侍在侧。蒋介石死时虽是深夜，“副总统”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及有关高层人士，闻讯立即赶达官邸，瞻仰了蒋介石遗容，随后即移遗体至荣民总医院。
蒋介石死前，已在3月29日口授遗嘱，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他死后，这份经宋美龄、“副总统”暨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发布，交各传播机构播告。内容为：【13】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介石在遗嘱中将“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总结为自己“毕生之事”，实际上是他到台湾后所做的努力，如果单就他自己的归纳，结合历史事实，可以说是一无可取。他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长期在戒严体制下剥夺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离三民主义相距甚远；他坚持“光复大陆”，到头来只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政治口号，从1949年后，未曾一次踏上大陆国土；至于“坚守民主阵营”，实际上他早已为英美等“民主国家”所抛弃，自己做着“反共抗俄”的哀鸿之鸣。凡此种种，蒋介石至死不悟，可悲可叹。蒋介石的可取之处，也许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同国际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及“台独”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据报道，4月5日白天，台湾的天气十分晴朗，到深夜却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蒋介石的去世在台湾引起的震撼也十分强烈。虽然他已渐渐淡出政坛，但他死时身兼“总统”与国民党总裁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在台湾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
6日清晨7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蒋介石死后的政局及人事安排，决议“敬谨接受总裁遗嘱”，依照宪法推举“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并对“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为守孝请辞一节予以慰留。“行政院长”蒋经国于蒋介石逝世后，5日深夜曾以“中国国民党从政主管同志”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声称：“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的一切职务。”【14】以守父丧。不过，蒋经国此举纯属走形式，不可当真。故在上午举行的中常委临时会议上，特别讨论了蒋经国呈请辞职案。中常委谷正纲在发言中表示，就中国固有道德而言，蒋经国请辞，他个人深表同情，但在“国家”当前情况下，“亟须蒋院长继续处理政务，因此建议常委会慰留，并吁请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更积极支持蒋院长”。严家淦这时果然不负蒋介石的厚望，带头表示支持蒋经国，并希望大家都支持他，全体中常委当即举手表示对蒋经国的坚定支持，并通过慰留决议，勉蒋经国以古人墨绖从公之义，继承艰巨，完成“反共复国”之使命。这次临时紧急会议的决议表明，蒋介石死后，权力顺利地移交到蒋经国的手中，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传子计划得以实现。
上午11时，“总统”就职宣誓典礼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由“司法院长”兼“大法官会议主席”田炯锦监誓，严家淦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职。就职后，严家淦立刻颁布与蒋介石治丧有关的命令，内容为：【15】
国家不幸，故总统蒋公，忧勤遽逝，全国哀伤，举世震悼，兹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棻、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大员，敬谨治丧。此令。
（一）全国军、公、教人员应缀佩丧章一个月。（二）全国各部队、机关、学校、军舰及驻外使馆等应自即日起下半旗志哀三十日。（三）各要塞、部队及军舰均应升旗时起至降旗时止，每隔半小时鸣放礼炮。（四）全国各娱乐场所，应停止娱乐一个月。
蒋介石于深夜逝世的消息，迅即由“行政院”新闻局于凌晨2时前后分别通告各通讯社、报社、电台及电视台等传播机构，并通过它们很快传至岛内外。多数政界要人，已首先从传播机构驻各地人员的电话报道中获知消息，而一般军民则通过电台广播才得知。各早报原本已拼版校阅完毕，准备印刷。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改版，并赶写社论，推迟出报时间。4月6日，正逢星期日，民众闻讯都惊愕不已，原定的各种假期活动遂自动取消，电影院等各娱乐场所则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都下半旗志哀，民众多佩带黑纱。
台北市郊蒋介石的士林官邸，特将会客室布置成灵堂，供各界人士前往悼念致哀。蒋介石的遗像以花团环绕悬挂灵堂中央，灵堂供桌上摆设紫色龙舌花与素果六盘，白烛吐焰，香火缭绕，台湾党政军要员、“民意代表”等相继前往官邸签名致哀行礼。
同日上午，蒋介石治丧委员会在总统府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严家淦亲自主持，治丧大员全体出席，会中曾听取治丧办事处召集人秦孝仪的报告，然后商讨各项细节。会中决定：【16】
为仰体蒋总统遗志，其遗体暂厝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之慈湖，俟光复大陆后，再行奉安。蒋总统灵堂设于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移灵国父纪念馆后，遗容供国人瞻仰。定本月十六日上午八时举行家祭，九时举行追思礼拜，十一时移灵暂厝桃园县之慈湖。
4月9日中午，蒋介石的遗体由荣民总医院奉移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灵堂。宋美龄、蒋经国与蒋纬国等亲属首先步入灵堂礼台，向蒋介石遗体行三鞠躬礼。接着，“总统”严家淦走上礼台，敬向蒋介石行三鞠躬礼，并瞻仰遗容。“总统府”资政张群、“立法院长”倪文亚、中央常委谷正纲、“考试院长”杨亮功、“司法院长”田炯锦、“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以及所有护灵、迎灵人员依序行礼，瞻仰遗容。
蒋介石遗体移入国父纪念馆后，治丧大员自当晚起，轮流在蒋介石灵堂守灵。严家淦为表示对故“总统”蒋介石的哀思与敬意，亲任首班守灵。
在灵堂正式开放供民众瞻仰之前，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曾率同省政府委员、各厅处局长以及20位县市长先行瞻仰遗容。随后，谢东闵晋见了守灵的蒋经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为国珍重”，并诚挚地表示，他们和全省民众，恪遵蒋介石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
4月10日起，至14日止，蒋介石的灵堂开放五天，供民众瞻仰遗容，同日，严家淦颁令解除治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一个月的规定，令文称：“政府为悼念故总统蒋公之丧，前于4月6日令发之致哀办法中，规定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兹故总统蒋公家属建议，为关切娱乐界从业人员之生活，拟请自出殡安厝之次日起，希其恢复营业。政府为仰体故总统蒋公一生仁德之怀，应准于4月17日——即故总统蒋公安厝后一日，解除停止娱乐之规定。”【17】
蒋介石灵堂移至国父纪念馆后，治丧办事处曾于当日发出民众瞻仰遗容时间的公告，由电台及电视台当晚通知全台湾民众，并于10日晨在台北各报刊登启示。据台湾报纸统计，五天内前往瞻仰蒋介石遗容者达250余万。【18】
蒋介石死后，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导及其他人士分别致电蒋介石家属、严家淦“总统”及有关机构领导，表示哀悼。这些国家除至台湾派驻当地“使领馆”参加吊唁活动外，并先后派遣特使团，陆续前来台湾，参加蒋介石丧礼。至15日止，派遣团体到台湾的已有23个国家的22个特使团。其中，美国特使团由副总统洛克菲勒率领。日本则派出两个代表团，一个为吊唁团，由前首相佐藤荣作率领；另一个为“台日合作策进委员会”日方代表团，由前首相岸信介带队。【19】
16日上午8时，蒋介石遗体大殓奉厝仪式在国父纪念馆隆重举行。蒋夫人宋美龄身穿黑色素服，由蒋经国与蒋纬国两位扶持，从灵堂东侧缓缓步上礼堂。主祭、陪祭与祭者就位后，随即奏哀乐、默哀、献花、读祭文。蒋介石生前的两位侍从人员，揭起灵柩上的玻璃罩。蒋经国与蒋纬国扶着宋美龄步至灵柩边，对蒋介石遗容作最后的瞻视。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脚着黑色布鞋，在他身旁，置放着勋章和书籍。蒋介石生前所得勋章甚多，其中“采玉大勋章”、“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则为他生前最喜欢佩戴者，经治丧委员会征得家属的意见后，乃决定佩戴这三枚勋章。在遗体旁还有他最喜欢、最常阅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唐诗》与《四书》各一册。台湾官方解释，蒋介石“一生信奉”三民主义，在遗嘱中就有三处提及，对其来说，孙中山的这部书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圣经》，因为蒋介石是一位基督信徒，正如其遗嘱所强调：“自余束发以来，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唐诗》，是蒋介石生前在处理政务之余，所喜爱的文学作品；《荒漠甘泉》为美国高曼夫人编，是蒋介石生前爱读的一本基督教书籍；至于《四书》，为儒家思想的经典，蒋介石以继承中国“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居，其政治哲学思想，从中获益不少。【20】在蒋介石生前的数十年中，这五部书曾是他精神力量的源泉与修身养性的良伴，故其家属用以陪伴蒋介石长眠。
遗体殓礼于8时15分完成，随后举行追思礼拜。在典雅的琴声中，由周联华牧师证道。
载送蒋介石灵柩奉厝的灵车，由公路局一辆金马号客车改装，整个车身用数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布满，两边各有9条白绋，车前上方为白色鲜花所缀成的十字架，下方为国民党党徽。灵车队由99辆车组成，驶向慈湖。
慈湖行馆是一座古色古香、雅洁朴素的中国传统式建筑，位于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在葱郁的青山围绕中，湖面如镜，映着山光，景色如画。湖畔有茂密的修竹，芬芳的香樟，翠绿的梅、桑以及高大的柳桉和相思树。蒋介石生前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在此建了行馆，并于1962年亲书“慈湖”木匾。蒋介石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
蒋介石一生漂泊，此时总算是有了归宿，这是他不愿意却也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他一直只把台湾当成是“反攻复国”的基地，当成他东山再起前的暂住之处，而最终却只能带着无可奈何的“遗志”长眠于此。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去世后都没有下葬，只是暂厝台湾桃园县大溪地区，以待来日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因此，两蒋陵寝一直由台湾军方陵寝管理处负责看守。
谁知在2007年年底，台湾陈水扁当局撤除驻守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陵寝的卫兵，并勒令限期“移灵”。一时“移灵”问题，再度风生水起。
由于两蒋具有代表“中国正统”，“反对台独、追求统一”的意义象征，因而其遗体是否迁葬、葬于何处，一直是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话题。据说，蒋氏父子生前都有言，有朝一日能归葬大陆。
为完成两蒋“移灵”大陆的夙愿，蒋家后人曾两次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但因各种因素而未果。1996年下半年，因对李登辉主政后的所为不满，以蒋纬国、蒋孝勇为代表的蒋家后人，力主“移灵”大陆。蒋孝勇还亲往浙江溪口考察，了解祖父、父亲未来墓址的情况。但蒋夫人宋美龄则赞成两蒋在台先行“国葬”，等两岸统一再“奉安”大陆。
为应对这一棘手问题，国民党中常会专门组成了“两蒋移灵奉安研究小组”，当时拟订两案：一是“移灵”大陆，但“恐被中共统战”；二是在岛内举行“国葬”，彰显两蒋的“爱台情结”，等来日两岸一统后再奉安浙江。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后者，摈弃蒋家后人直接“移灵”大陆的主张。随着蒋家第二、第三代后人的相继离去，“移灵”问题不了了之。
2004年3月，在台湾“总统”选举前夕，蒋氏家属又提出“移灵”至台北县五指山公墓的请求。这除了蒋家因家庭人丁不旺而祈福两位长辈早点入土以振家运的“私心”外；另一方面寄希望国民党胜出而重新执政，以启动“移灵”之“盛事”。
问题是无论当时在朝的民进党还是在野的国民党，其内部对“移灵”问题意见不一，做与不做都两难。最终，导致“移灵”再度搁浅。
民进党一直视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两蒋是“万恶的独裁者”，特别是两蒋遗物具有“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象征，因而一直欲除之而后快。随着2008年大选的临近，执政8年失政败德的陈水扁实在无牌可打，只好再次在“去蒋化”上大做文章。他公开叫嚣“慈湖蒋公陵寝是完全不符合民主时代潮流的封建产物，应予废除”，于是年底强行撤除哨兵后封园，并将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改名为“自由广场”。对此，蒋氏家属再度抛出“移灵大陆”的话题。
不过，大陆学者多认为，目前两蒋“移灵”大陆的时机尚不成熟，两蒋陵寝迁回奉化安葬尚需解决很多问题，包括两蒋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等，还是相当棘手的。
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人死之后，其历史地位基本就确定了。但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盖棺”而不能“定论”，蒋介石即为一例，在他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化”到“丑化”的过程，甚至掀起过一些政潮；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现实政治的演变与档案材料（尤其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开放，使得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
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与争议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因为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因为现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对蒋介石与他的时代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时代的发展常常会促使学者去发现他不同的侧面。
蒋介石研究是个老课题，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蒋介石研究是个新课题，需要继续开拓。愿与有志者共同努力！
注释：
【1】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台湾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1页。
【2】《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36页。
【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39页。
【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58页。
【5】《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67页。
【6】《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67页。
【7】蒋经国：《难忘的一年》，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8页。
【8】《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75页。
【9】《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76页。
【10】医疗小组撰述：《蒋总统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5年），第866页。
【11】《难忘的一年》，第36页。
【12】《总统府公报》，第2869号，1975年4月7日。
【13】《总统府公报》，第2869号，1975年4月7日。
【1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5年），台北“国史馆”1991—1993年编印出版，第878页。
【15】《联合报》，1945年4月7日。
【16】《联合报》，1945年4月7日。
【17】《总统府公报》，第2871号，1975年4月10日。
【18】《联合报》，1975年4月15日。
【19】《中央日报》，1975年4月16日。
【20】《青年战士报》，1975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