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与思想，因胡因梦，渐为华语人士所知。当她说“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时，我在想，或许克里希那穆提是又一位印度佛教思想家，此后也没有再多关注。因为自“奥修”以来，华语译介过来的近现代外籍思想家的著述太多，基本上已经是双语版百家讲坛的架式。现代人对语言的敏感度远远超过思想本身，胡因梦的译述或许亦有某种新颖的风格，吸引着各色人等津津有味、手不释卷，而我以为，这只是一股舶来小热而已，不久即会褪去。在我看来，如果本身心灵无所触动，仅为熟习几句口头禅式的谈资，迟早会索然无味。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意识到，克里希那穆提本来面目并非一个佛教思想家，他的思想应该说已经逸出了单纯的“宗教”范畴。对于克氏而言，思想与宗教虽联系密切，诚如“新瓶装旧酒”，宗教只是一个方便提取思想的“瓶子”而已。当我看到克氏的“酒瓶”理论时，虽并不精深玄奥，却也颇为认可。当我得知这种思考向度，是克氏十三岁即有的态度时，可以说让人感到震惊。而当我得知克氏十三岁的首篇笔记体习作《礼足恭听录》并非胡因梦所译，而是六十五年前一位上海故人所译时，则更为惊诧起来。
时间回溯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新年伊始，想象中的画面徐徐开幕。
上海澳门路四六九号的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和过去所有新年开篇时的忙碌一样，新出版的各色杂志、增刊、画册和图书在印刷厂里哗哗地制造了出来。
某日，一个自称从“朱府”来的伙计径直到印刷厂里，访客登记簿上的地址栏上，伙计写下“太原路三二一弄三号朱府”之后，拿着的一摞刚印好的册子匆忙而去。
“朱府”里的一位中年男子，此时正伏案研墨，静待着这一摞新书归来。
新书仍是传统的线装竖排版式，封面上有王少雄用一手漂亮的行楷题写的书名《礼足恭听录》，朱府里静候此书的男子手抚书册，扭过头去对伙计说，给少雄先生去个电话，就说新书印出来了，让他过来看看。伙计怏怏地应着，似乎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又似乎还有什么别的事想跟主子报告。
男子一脸诧然，提高嗓门对伙计说，还不快去？伙计终于从牙缝里憋出一行字来，先生，福昌银号那边的款子要不要先提了，候款的人都挤不开咧。男子略微一怔，缓缓地说了一句，电话先别打了。幽幽地叹了一声，挥手示意伙计退下，似乎他还是想仔细读一读这本刚印出来的新书，其他的经济、生意上的事务只得暂且放一放罢。
事实上，1947年的上海金融势态严峻，物价飞涨。据文献数据表明，1947年2月1日，金价已涨至每两40.6万元（旧币），美元与法币的比值达到1∶7700。从1947年开始，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每个月都在发生20%比率以上的贬值。朱府伙计的担忧不无道理，尽快将存款兑换成黄金、美元等保值增值的硬通货，是那个时代理财首选。这个道理，不光是朱府的伙计，即便是街头给人洗衣的老妈子也明白的。
在各大银号、钱庄正在挤兑存款、疯抢黄金的人群之外，朱府里的中年男子仍就拿着那一册刚印出来的新书静默无语。书页翻开，封面的背面印着一个长条形的方框，中年男子拈着一管毛笔，郑重地在方框左下侧铅印的“谨赠”二字之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宽”，而在右上侧的铅字“道鉴”之上没有题写名号，也许是一时还没想好赠与谁，也许只是临时署名备用，以备后来赠送给那些素昧平生的新朋友。这一摞伙计拎回的新书，只是朱宽捐资印制的初版两千册《礼足恭听录》的一小部分，这本书没有定价，在版权页上明确的印着说明“本书为非卖品”。看来，这本书从诞生伊始，就是拿来送人的。
此书开本为十六开，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聚珍仿宋版印制。无论从开本、用纸，还是设计、排版，这本赠品书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华书局印刷厂能够承印的最高档次。铅字横排、平装钉装等当时最普通可行的书籍印制方式都没有为朱宽所采纳，他偏偏选择了古籍经典装帧方式的线装竖排，用了聚珍仿宋字版，而且还用的是大字型号；这本书的字号出奇的大，几乎达到了一般出版物字号的四倍大小。所有这些，都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包括朱府的伙计、佣人们在内的所有为物价飞涨搞得手忙脚乱的上海人都不理解，一本赠品书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血本？这两千册书里，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内容，值得让在上海有家有业的朱宽如此在所不惜？
《礼足恭听录》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大字：“献给有志于叩门的人”。从目录上来看，除了一头一尾的“短歌”和“诗”之外，正文部份的四章“一鉴别”、“二无欲”、“三善行”、“四仁爱”似乎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本书的主旨，无非是劝人向善、多行仁义的劝善书之类。任何一个刚翻开此书的读者来看，朱宽所印制的这本书极可能就是当时颇流行的，可能由天主教会资助或提供内容的“圣迹书”、“布道书”、“福音书”之类的洋玩意儿。然而作为本书附录部分的朱宽自述内容“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仔细读后，就知道原来根本不是一般读者想象的那回事，这其实就是克里希那穆提（当时的译名为“克理希那摩谛”）的第一本著述，也是克氏著述的第一本中文译著。
朱宽在文中开篇即提到：“这本书是作者在印度马特司省证道学会里写成的，时为一九〇九年。那时的作者，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印度小孩子，每晚在梦中，他的教师——某英国证道学者——把他领到一位导师那里去听训。”很难想象，这本书即是朱宽为一位十三岁的印度小孩子所作的译述，这个年纪的“思想家”说的一番“梦话”，能让一位1940年代的上海人为之倾倒，的确有些匪夷所思，颇让人欲知其究竟。
接下来的叙述更加不可思议，朱宽提到这个小孩子用并不流利的英文写好一番“梦中心得”，还通过梦境呈送给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看完后，亦莞尔许可，并嘱付道：‘可把此书好好的印成册子，和这孩子，一并介绍与世人！”当然，接下来，肯定就是“梦中心得”的英文版出版发行，朱宽本人就是最早接触到这个弥勒菩萨认可的英文版的中国人之一。他感慨说，“人们都说他们读了此书后，看出来的东西，什么都不同了；整个生活，都起了变化了。所以在短短时期内，这书已被译成二十七国文字，销数之广，动以万计。”当然，接下来朱宽的这个中文译本，又使这本“梦中心得”有了第二十八国文字，朱先生当然对此是寄予热望而赋予重任的。
接下来，朱宽对书里几个名词的翻译心得有明确阐示，可以看到朱宽的专业精神和对本书宗旨的透彻理解。他说，造物者一词，原文为“上帝”；盖承用耶教之尊称也。释氏曰“真如”，曰“佛性”；道家曰“真宰”；儒家曰“天命”，曰“性”；皆指此耳。译者为求避免宗教色彩起见，特采用造物者一词以代之实则，无非皆指唯一至上之圣性而已。从对“造物者”一词的译用来看，朱宽的译作秉承这个十三岁印度小孩子的意见，不把思想与宗教混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常用词汇也加以避免。这样看来，这本书中记载的思想应该纯度相当高，没有受到过任何现有观念体系的熏染与包装。
当然，作为深受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影响的朱宽，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个十三岁思想家的观念及其境遇作一些文化上的联想。在后来的叙述中，他就将明代憨山大师的生平加以例举，以资说明“梦中心得”及“梦会弥勒”的可能性。从《憨山大师自撰年谱》中，朱宽拈出其三十三岁在五台山夜梦清凉大师之事例。文中提到，“憨山大师乃明朝人，而他梦中所遇到的，却是远在数百年前的唐代的清凉大师；此与导师的指示作者，初无二致也。”这种例举，一方面说明朱宽的佛学见识尚有一定水准，另外一方面也无形中拉近了克氏学说与中国人的文化距离。
不仅如此，朱宽已经完全能够运用“证道学”来解释克氏学说，其中种种接近于佛学或其他宗教思想的核心观念已能明白地加以阐示，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就拿“憨山梦清凉”一说而言，朱宽指出，“拿证道学来印证，就是说：我们眼前的世界，与我们的欲界、识界，以及其他诸界，尽在一起，互相涉入。此即世俗所谓：地狱天堂乃至涅盘之境，都在眼前也。”——用“证道学”来解释佛教华严宗的“诸境圆融”，是朱宽的创举。六十五年之后，胡因梦也是用华严宗“五十三参”的典故来喻示其初遇克氏著述之惊喜，也算是殊途同归吧。
接下来，朱宽还对当时颇流行的“静坐养生学”乃至“禅宗”学说，站在“证道学”的思辩路径上，加以评述。朱宽认为，以为清静是修行的唯一条件，是故修行的人，必须谢绝凡俗，并且要有清静的环境，这种见解未免太偏了。佛学里的禅宗主张禅定最力，然亦认为须有上根利器的人，才可蹈等以求，而且开悟之后，依旧要修万行的，习静仅仅是六度之一。他进一步提出，在尘凡中修行，反而能得更大的收获。试想一个人，涉世不深，何以明事理？事理不澈，何以息妄想？妄想不息，何以获真定？于以可知：惟有动中求得的静——内心的恬静，不是外面来的——才是真正的禅定。朱宽的这一系列论述，静、习静、清静、恬静、禅定、真定等概念论述相当清晰易懂，没有故弄玄虚，但却直指禅悟本义。
诚如朱宽对克氏的这本少年习作之评述一样，修行的方法，即如上述，可见除了做人之道外，别无修行之途。而这本书，即为笃志力行者的津逮。强调“做人之道”，强调在“人道”本身着眼，思行合一，无疑在朱宽的译介中，成为克氏思想及证道学说的旨趣所在。从这样的旨趣来考察，这样的思想就绝非宗教、绝非哲学，甚至也不是一种伦理学色彩的社会理论，只能是一种心灵原发性质的高纯度意识趋向。它趋向于通过激发心灵能量来达成人格及人道力量，而不是一开始就搭建一个主观性质的力量体系去规范心灵的能量。
朱宽在“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之后，还专列了一章，名为“介绍证道学”。开宗名义，给出了明确的名词解释：所谓证道学，并不是宗教；它是一种研究宇宙间一切人、物之究竟的学问，专讲不着色彩的纯粹的真理，并且主张，真理高于宗教。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思想主张及其趋向，在1940年代的上海是相当超前的，而且也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朱宽笃志于此，也应该是相当寂寞的吧。
1947年的上海，刚刚从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缓过神来的人们，更切实的紧迫与忧愁也随之袭来。通货膨胀、物价猛涨下的抢购黄金、疯兑美元、米价风潮种种民生怪状层出不穷，甚而还有国民政府的“禁舞令”，让数以万计的在十里洋场中讨生计的“舞女”们加入失业大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手段胜过道义、投机胜过诚信的世间样态，朱宽本人不可能不感同身受，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他既没有随俗从流地参与到投机主义阵营之中，也没有转而委身于悲观避世的宗教庇护圈里，让人不得不承认克氏理论对某个特定境遇下的心灵之强大支撑。
据说，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第八个孩子，在某些特定圈子里被称为是20世纪最卓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天生具足多样神通。在印度还被一部份佛教徒肯定为“中观”与“禅”的导师，而另一部份印度教徒则承认他是彻悟的觉者。
1947年时，克氏五十二岁，他一定没有想到在中国上海一隅，有一个叫“朱宽”的中年男子正着力于翻译他少年时代的习作，而且自掏腰包、精心印制，用于免费赠阅。克氏没能飘洋过海来中国一趟，没能像当年泰戈尔访华那样风光无限地大受文化界追捧；自然，朱宽本人也没能像徐自摩、林徽因那样熠熠生辉，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谈资式人物。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除了极少数仍以“证道学”为修行主旨的资深华人修习者，能语焉不详地提到克氏著述的首度中译者朱氏兄弟，曾供职于英美烟草公司之外，别无更详尽资料。
好在还有这样一册，朱宽自费出版的《礼足恭听录》，让我们从中获取细枝末节的一些历史信息。如在“介绍证道学”一文中，朱宽提到：证道学是脱胎于印度最古的瑜迦学的。当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时，美国即有证道学会的创立。总会现设于印度马特拉司省，世界的大都会中，多数有分会设着。我国惟上海等一二处有之。（上海分会，因受战事影响，迄今尚在停顿中。）二十余年前，伍廷芳博士，曾提倡是学，惜乎后来没有继起的人，故在我国，证道学还是湮没不彰。
从朱宽的论述中，我们得知“克氏思想”与“证道学”流入中国，可能在1920年代前后。首倡者正是曾获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伍廷芳（1842—1922），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和大律师资格的先躯型学者，作为一个敢于在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踏上永丰舰看望孙中山的开明知识分子，他对“克氏思想”的提倡，对二十年后朱宽译介克氏著作可能也奠定了一定的信心。但无论如何，这种无法定格体系、无法划分阵营，也因之无法流行起来的纯心灵学说，在1940年代的上海，也仅有朱宽一人之余绪而已。六十年后，“克氏思想”在台湾与胡因梦的机缘，又因之返归大陆，亦是时过境迁，境由心生之生动写照而已。
1947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在序言中钱氏“冷幽默”告白天下，他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这一年，张爱玲作编剧的《太太万岁》也由文华影片公司推出，在上海首映。张爱玲在提到剧中女主角时说，“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精神比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在1947年成为上海文化的经典符号，把钱钟书的小说和张爱玲的电影翻来覆去地东拉西扯，也远比把朱宽这一本莫名其妙的自费出版物拿出来言说更具摩登性和说服力吧。
朱宽，作为一个既不投身于某某主义的哲学阵营，也不投身于这派那门的宗教圈子的翻译者，无疑是难以进入有划分归纳癖的思想界和文化圈的。他隐而不彰，至今身世难明（连生卒年也无法查考），也是中国近百年文化史规律中的应有之义吧。这个为十三岁思想者作翻译的“闲人”，除了为自己留下了一段提纯的思想读本之外，也许，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值得为之深入探讨的话题——心灵的能量和文化的力量，如何达成一致与互动，思想的局限与宗教的界限，有没有可能同时突破限制，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无限趋向于零度的临界点，等等。
附录：
作为《礼足恭听录》的附录部份，“迻译礼足恭听录后案”分为“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书里几个名词的解释”、“为读者进一诤言”、“介绍证道学”四个章节。“迻译礼足恭听录后案”为朱宽首次以公开出版形式，发表的学习克氏思想之心得与学习方法的推介，当然还包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介绍证道学”。“介绍证道学”一章《礼足恭听录》最后一章，可以视为朱宽本人为此书所写跋文，这个章节是关于“证道学”与“证道学会”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之介绍，基本反映了“证道学”思潮的中国境遇。为此，摘录“介绍证道学”这个章节，谨供参考研究。
迻译礼足恭听录后案
介绍证道学
证道学是脱胎于印度最古的瑜迦学的。当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时，美国即有证道学会的创立。总会现设于印度马特拉司省，世界的大都会中，多数有分会设着。我国惟上海等一二处有之。（上海分会，因受战事影响，迄今尚在停顿中。）二十余年前，伍廷芳博士，曾提倡是学，惜乎后来没有继起的人，故在我国，证道学还是湮没不彰。自从证道学会创立以来，世界各国，产生了许多道行高深的人物；他们写了不少罕见的名贵作品，约有一二百种之多。（都是英文的。）关于宇宙的秘密；人类的来踪去迹；死后所往的地狱、天堂的情状；都有专著论述，供世人公开研究。该会宗旨，纯正简单，可概括在下面三个信条里：
（1）组成一“全人类皆是兄弟”的核心，不分种族，不分颜色，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乃至不分信仰。
（2）以比较宗教学、哲学及科学等为研究对象，极力提倡。
（3）查究未经阐明之天然律，与我人固有之潜能。
所谓证道学，并不是宗教；它是一种研究宇宙间一切人、物之究竟的学问，专讲不着色彩的纯粹的真理；并且主张：真理高于宗教。我国有句俗语，叫做“换汤不换药”；在这里，倒可以引用一下：各种宗教，好比各式的汤，真理犹之是药；汤不妨更换着，以迎合世人的口味；药却是一成不变的。是故一切正常的、无论大、小的宗教，在证道学看来，都是圣智的显露，而应当一视同仁地尊敬的。由于人智有差别，才产生差别的宗教。证道学认为：真理必定是极端的高尚，极端的合于逻辑；并且是必定可以证明的。它以为：真理不是任何宗教的权威者所制定的教法，而是各人励志潜修的收获。是以有志学问的人，先当集思广益，放弃一切固有的成见，然后谨慎地去选择；选择最高尚、最合理的学说。不过即使选中了，亦不宜立即信受；要知在未经证验之前，一切信受，理应是假定的；我们应该虚心地准备着，准备接受更完善的学说。所谓信心，必须是研究以后的心得，而不是研究以前的主张。证道学认为：人类在动物中，已经进化到发展理智的阶段；盲从与谬信，都是理智不足的象征。不过大多数的人，还未到达能充分运用理智的程度；他们的见解，因为缺乏辨别力，故往往被先入为主的成见所囿；其强果，便像戴了有色的眼镜看事物一般；莫怪宗教里的门户之见，要和生概一般的难拔了。在这里，笔者也自深知：虽然笔者在介绍着证道学，可是除了极少数的思想超脱、本无宗教成见的人以外，证道学是不会即被人家注意的。话虽如此，毕竟时间是无穷的；加以人人都秉着永生不灭的灵性，在不息地、一世胜如一世地进展着；宗教的门户之见，终有一天会消除的；我们且耐心地等着吧。
一个人彻底地明白了证道学，即是明白了人生的使命、与做人的原理。他好比获得了一支衡量万物的宝尺，本来待人、接物时，他有许多自己不觉得的差误；现在都陆续地发现了。还有许多不知应当如何应付的疑问，现在亦都迎刃而解了。他晓得：众生是合着一个觉性的，所以人人都应发“同体大悲”之心。他晓得：人生世上，是为灵性作活计；只有性体上的成就，才是真实而永久的；并且是一世一世累积起来的。他晓得：如欲迅速地完成人生的使命，第一不可存有自私的心理；惟有仁爱与牺牲，才是应走的途径；苟能舍尽“小我”，那就自然而然地归入“大我”了。他晓得：世间万物，无论形体方面或精神方面，都遵循着进化律前进；所谓轮回，即是琢磨，琢磨即是进化。世间一切的大、小事物，都是督促人智进化的工具；整个世界，是一个陶铸完人的洪炉。他晓得：我人的本性，是永久的至乐与恬静；只是通常的人，还未能与这至乐的泉源相沟通——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世间的有对待的乐，不过是俄顷之间的性的映照，所以是无常的，并且是与苦作伴的。他晓得：世间一切的善恶报应，都是人类自作自受；凡是自私的行为，尽是“向后走”；其结果，徒然增加一己的烦恼，与夫轮回之痛苦而已。善做利人的工作，自己必先得其益；反之，损人之事，无有不自己先受其害的。这些都是分毫不爽的天然律，惜乎愚昧的人，不明人生的真谛，把表面上的、一世的成败，与夫物质的得失，认做人的究竟；这是很可怜悯的。
当人努力地奉行证道学时，在不知不觉中，会渐渐地走进了超人的途径的。这犹如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到如今，才踏上了归家的道路。笔者的“虔奉瑜迦”译稿里，有一段描写超人的文字——富有诗意的描写。兹特摘录于后，以作本文的结束。愿学者们进步！
他（指超人）是一个真正爱造物的人。他爱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而且担负着这样的任务，传播希望与勇敢的种子，并对一切，作有益的建设。他器度广阔，而富于容忍；他是仁慈的，宽恕的；没有嗔恨、嫉妒，没有恶意。他是无忧无惧的——一个极度的乐观者。他追寻一切事物的光明的一面，能在黑暗的角落里，检出阳光来。他有一个不渝的信念——对于绝待的真理。他相信：造物者是绝对公正的；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止于至善的。他只做着自己应做的事，而且工作得很好。从工作中，他获得了快乐。他不肯干涉人家的自由。人家以为失望而窘于应付的事情，在他是处之泰然的。他走过崎岖的道路而绝不颠仆；面孔上常浮着笑容，常哼着快乐之歌。他是没有成见的，也绝不坚持一己的主张；因为他晓得：绝待的真理，是超出是非的。他过着简单的生活，亦最能欣赏天然的景物：平原呀！高山呀！太阳的升降呀！风雨寒暑呀！他都觉得美丽而可爱的。他的恬静，是发自内心的，凡是遇见他的人，都会受到他神情的感召。他不找朋友，也不找爱，可是朋友与爱，自会到他那里来；因为他有着吸引的能力。他作客陋巷和赴会皇宫，同样地觉得很舒泰；这两处截然不同的主人，在他看来，也不会觉得有轩轾。无论罪人或圣人，一般地视同他的昆季。对这两种人，他是不分高下地都爱着的；因为他觉得：他们各在做着他们认为最好的任务。与其从圣人身上寻过失，他毋宁从罪人身上去找善良。他知道自己不能没愆咎，所以他不敢向罪人投石子。（笔者按：投石故事，见于基督新约。）一个曾堕火炕的罪妇，也能够信任他，而没有一些畏惧。因为她知道：他会了解她，原谅她的。贱民也把他视为弟兄的。他是从容不迫的，他有许多时间——无穷的时间——因为“永远”是无穷的，而他正是生存其中的一分子。他的生命是活泼泼的，到处并发着光辉。他怀着满腔的爱，像冬天的太阳一般，射向全世界。
本书承施嘉幹、戴应观两先生惠予商榷，多所指正，谨此志谢。
朱宽
朱宽（生卒年不详），可能于1940年代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太原路三二一弄三号曾建有府第。为中国最早接触印度思想家克里穆希那提著述者，中国证道协会分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主旨为沟通全世界人类心灵，证求宇宙大道，强调非民族性、非宗教性的世界大同理念）初创人员之一。其1947年翻译的克里穆希那提十三岁时的处女作《礼足恭听录》，为中国最早克氏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