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6日，徐自摩自英国剑桥大学回国途中，在一艘游轮上用英语吟诵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这一句几乎泛滥到街头巷尾的现代诗，在当时的中国四川，也是适用的。
20个世纪20年代的川剧界，也有一个著名的“康樵”，即康圣人和冉樵子；前者是戏台上的演艺大师，后者是戏台下的编剧大师；二者在川剧界内都是可称之为“戏圣”、“剧圣”级的人物，二者都是能文能武的巨擘。就在徐自摩吟诵出《再别康桥》的前一年，1927年，在由梁平县乐都乡前往县城的途中，冉樵子被同族人杀害于轿内，卒年三十九岁。
冉樵子之死，悄无声息，并没有在当时的文化圈里泛起什么波澜。乱世偏乡，在那个生命像蚱蜢一样普通一样短暂的年月里，他实在算不上一个什么有分量、有影响的大人物。然而，在其短暂的三十九岁生涯里，第一次将“川剧”这个地方剧种的命名确定了下来，还倾力为川剧留下了数十个极有分量、至今仍在传唱搬演的剧本，称之为川剧“剧圣”毫不为过。
冉樵子（1888—1927），本名正梅，别名开元。梁平县乐都乡人。毕业于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曾长期旅居成都。民国十三年（1924），他在家乡任团总，后来在军阀杨森驻万县的部队里任秘书。北伐时期，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参议员。原本，冉先生是有可能跻身当时的“名流”、“高官”之列的。据他的好友黄华屏回忆说，他因为剧本写得好，熊克武和杨森两位四川大长官都很赏识他，可冉先生却绝没有因此借东风往上走一走的意思。
由于不愿与官场政客同流合污，冉先生不久便辞官还乡。他慕渔、樵之远离尘嚣，故而化名为“樵子”。旅居成都时，他是著名川剧班社“三庆会”的常客，并为该会义务编写剧本，乐此不疲。1921年，“三庆会”名旦刘芷美病逝，冉樵子曾以长诗缅怀，赞颂他的表演“处处肖神情，句句含语气。全部《离燕哀》，词华冠川剧”，这是“川剧”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也是“川剧”正式作为地方剧种之名第一次进入近代中国的视野之中。
1924年，冉先生赠给康圣人的诗写道：“客中岁月谁与度，拈毫戏编刀笔误，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心中不平处。”诗中提到的“刀笔误”，就是他新近创作的川剧剧本《刀笔误》。根据《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这个剧本，以书生张鸿渐为主角展开叙事主线。书生身边的两位女性，“美而贤”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华，虽然屡屡帮助他在没有天理可讲的社会生活中屡屡脱险，但正如题目《刀笔误》所揭示的主题一样，书生意气和斯文理想最终都是让人无法在社会中立足的。剧中男主角张鸿渐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和剧场外的冉樵子一样，除了自嘲式的调侃和无可奈何的归隐之外，别无出路。
在“三庆会”里消磨时光和挥洒才华的冉樵子，写完《刀笔误》之后，川剧戏班里的艺人们争相搬演这个剧本。《刀笔误》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剧本”，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艺人理解并演绎，而且没有丝毫古板深奥的言词，是一本相当通俗的四川人自己的剧本。按照冉先生自己的说法，原本并没有打算将这么通俗自娱的剧本拿出来出版，他认为，这纯属个人消谴的性质，并不把这样的作品当做可供研读的经典。
写《刀笔误》，源于民国六年（1917）旅居成都时，因军阀混战，冉先生躲在家里，百无聊赖，开始了文字创作，以资消遣。他回忆说，一天只好提一管笔糊乱的写，于是才写出这《刀笔误》的曲本来。起初的意思原不过自鸣自娱而已，连戏园子里都没有打算送去排演。那里还说是甚么付印的话。等到十年后，他回到家乡梁平时，遇上了非要给他出版的同乡钱德安时，仍然不愿意出版。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梁山文萃石印馆印行了《梁樵曲本》时，冉先生已逝世两年之际，我们才通过他当年亲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从中才看到关于他对川剧和自己的剧本的一些观点。冉先生一贯的白话文风格，还带着四川方言的词汇，让人读来倍感亲切，仿佛重回了那个时代的旧茶馆，听着他娓娓道来的龙门阵。
他说：
这些曲本是我前几年在成都作客的时候编的。就中以《刀笔误》得最早，文亦较长，但是费的时转无多。因为那阵正当民国六年，刘罗、刘戴两次大战争之后，成都虽称繁华，然自径（经）这些兵哟、火哟一烧再洗，也就立呈荒凉之象了。我家中既属寒素，客里又无遭逢，游眺既苦无资，枯坐复愁无聊。一天只好提一管笔糊乱的写，于是才写出这《刀笔误》的曲本来。起初的意思原不过自鸣自娱而已，连戏园子里都没有打算送去排演。那里还说是甚么付印的话。不料民国七年的秋天，我那三弟正品，竟客死成都，未死的几月，我一天都在找医药费，才死的几日，我一天都在找丧葬费。百忙里还不觉得，及到把灵柩送往北门外露泽寺寄停之后，便陡觉神伤，毫无生趣。再也寻不出甚么消遣法子来，才用这《刀笔误》曲本替自己介绍，才与他们伶人往还。因此一天一天的与他们渐渐熟习了，他们便纷纷的找我与他们改编曲本，除《刀笔误》以外的短出，都是分头应付他们，零碎断续编的。也有曾经试演过的，也有还不曾排演的，于是就有些嗜痂的朋友，偶尔在戏园子里听得一两出，便怂恿我拿去付印。但是我自己想一想，觉得无论甚么学问都未得窥门径，到（倒）不单是文学。文学的各部都不尝去研究，到（倒）不单是词曲。况我又不懂曲牌，完全是信手写成。未印以前夹在那些恶劣不堪的俗剧中，偶然演一两曲，未尝不可以敷衍。一经排印出来，人家拿去摆在案头上，一读不但是味同嚼蜡，而且瑕疵百出，转成笑话。想到这里，实在害怕得紧。况我年来在成都又已经养成了那种“讨口三年、不想做官”，天字第一号的懒虫，要是把所编的曲本拿去付印，免不得要自己去校刊，心头总觉愁得很，所以抵死不肯承认。前年秋天，回到梁山，梁山的人又时加催促我，因曲本的底稿已经散失过半，非用自己的脑力追忆补写不可。越觉畏难，越是不肯承认。偏偏遇着一位钱德安先生，他也不管我承认不承认，就到处与我收集拢来，着手印起书，都快出版了，才来找我自己做序。我觉得他这种盛意，未便始终过拂，才勉勉强强凑了几句白话叙叙经过。现在说到改良社会，不是人人都在说必先改良戏曲么？但是话到（倒）是这样说，而善本究不多见。推其原因，大致有些人把这编曲本的事太看难了，以为一定要像古人编的传奇那些样儿，才可以拿来公世。设是我也照样的始终藏拙，那吗（么）海内纵有较善的本子，一时也不容易发现，戏曲改良不是更难望了？必要他们见倒（到）我这样恶劣的曲本都在印行，他们那些好曲本才得次第发现。只要戏曲能够藉此改良，我就挨一顿饱骂，也不敢辞。但是我又想道因为现在的印刷便利了，甚么东西都在出版，挨这种骂的又岂止我梁樵一人么？
有生离死别，有百无聊赖，有寄情声色，有无可奈何。在那战乱频仍的旧时蜀都中，这位客寓他乡的冉樵子不经意间，缔造了川剧“剧圣”的名衔。在娓娓如弦歌般的轻描淡写中，这个自称“讨口三年、不想作官”的真性情男子宛如目前。嗟叹斯人已逝，还幸亏这珍贵的“龙门阵”印成了白纸黑字流传了下来，让我们得以在八十年后和这位“川剧剧圣”神说、神交一番。印着这段“龙门阵”的是1929年才印出来的《梁樵曲本》，不知道当时的“戏圣”康圣人看到过没有，不知道在“三庆会”中二“圣”同堂的盛况又如何空前？只知道一年之后，1930年，康圣人也撒手而去了。和冉樵子死于轿中不同，康圣人死在了戏台上。
康圣人，本名康子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八岁学戏，十二岁登台演出，十七岁时已在川剧界名噪一方。其一生擅长文武各戏，艺名扬及中外，所具有的精湛艺术造诣和良好艺德深为川剧界称道。他同贾培之一起主持了“三庆会”的改革。旧时，各个戏班实行“包银制”，名演员包银很高，而普通演员非常辛苦但收入微薄。康子林带头废除“包银制”，实行按出场次数多少而定额的民主分账制，尽量缩小名角与普通演员的收入差距。同时，康子林又在内部实行品德、口德、戏德教育，并率先垂范。康子林有川剧界有“戏圣”之称，时人多尊称其为“康圣人”。
1930年，川军刘湘与杨森开战，最终杨森被逐，刘湘夺得胜局。自得意满，妄自骄横的刘湘一系派人飞赴成都，指名点姓要康圣人到重庆表演《八阵图》，以示庆贺。此时已年届花甲的康子林平时只能演文戏，常与周慕莲合演《情探》等，早已无法登台演出需大体力的“武戏”，但为顾全大局，保全“三庆会”，康圣人只好率团赴渝，抱病演出，在重庆鼎新大戏院亮相登台。
《八阵图》一直是川戏武生重头戏，做工极为高难复杂，摆翎子、踢尖子、丢卡子、甩水发、变脸等动作，招招均是绝招、招招都是险招。康圣人当年在戏中能摇动双雉尾作各种变化，俗称为“二十四个凤点头”。这出戏本是康圣人平生最为得意的杰出之作，“二十四个凤点头”的独家绝活儿，是当之无愧于“戏圣”这个金字招牌的。但康圣人毕竟老矣，强撑上台，劳累过度，台下的满堂彩确是一条老命拼回来的。是日，康圣人下到后台，当场吐血，随即卧床不起，不久逝世。
一代“戏圣”，累死戏台；一代“剧圣”，猝死轿中。这些看似离奇的历史瞬间，也正以戏剧化的方式演绎着康圣人与冉樵子的戏梦人生。1930年代的中国四川，并不因两位川剧界的圣人级巨匠的逝去而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甚至于主流史学叙述的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则史实中，远在西南一隅的“康樵”似乎根本就不值一提。告别川剧大师时代，重温这一段八十年前的戏梦人生，都只能是带着一丝模模糊糊的怀旧情绪使然。诚如徐自摩的《再别康桥》，今天我们再别“康樵”，仍然是那一句怅然若失的淡淡忧伤：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附录：
冉樵子在《梁樵曲本》中的自序，语言平实生动、流畅自然，是标准的四川话“龙门阵”。作为1920年代四川白话文的一个范例文本，无论对研究冉樵子本人生平、艺术观念及四川方言本身，皆极具参考价值。曾为伶人的黄华屏也为该书撰序，作为“戏子”为剧本作序，即使在民国时代也不多见。作为冉樵子的红颜知己，黄氏一序也颇具史料价值。二序均附录于此，谨供研究参考。
梁樵曲本自序二
这些曲本是钱德安先生帮我收印的，前序已经说明。但是他收印到（倒）热心，校刊他又不得闲。以至于无数的错落，对于编辑人把我冉樵子这三个字明明白白写来，我已经不愿意；并且梁山底下还赘一县字，更是盖天下的笑话。及到我查觉时，已经印毕了，要想更正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听之。只有全部《刀笔误》错落较少，因为我的原稿虽失去了，有一位叫王绍禹的朋友他录那一份还在，并且他录得一点也不潦草。今番拿来做底本，虽也仍不免小有错讹，比较其余的实在好得多。我一面感激王君绍禹，一面不免又有些埋怨钱君德安。钱君德安答复我说：“说到错落之多，是因我没有闲时候去校刊。我诚然抱歉，但是要一定等你自己去收录，自己去校刊，就是现在的青年，只怕也不容易等着。”这个话，我又不能不承认。但是我这个人，说到好名的心思现在都完全没有了，我也还不敢说这句话。只是好名的心思拿来与藏拙的心思比较，藏拙的心思总是每每战胜。所以这十余年之久，经这无数人的怂恿，我都不肯把这些曲本拿来付印。至于我的杂作，做的时候也绝少，就偶尔自鸣几句，随手便弃去了。就是对于时局有关的，偶尔拿去报上登载一下，都是这一次捏一个名字，二一回又另自捏个名字，惟恐有人知道了，藏拙之深，自可想见。偏偏这回印这些曲本，那些写字的录事不怕骂题，竟把我这多年工于藏拙的冉樵子，竟一笔直写了出来。使其看书的人不但骂我这样恶劣的曲本都拿出来付印，并且还把名字写在上面，说我这人实在不晓得社会上还有甚么羞耻事。可怜、可怜。这种奇冤更有那（哪）个来与我申一申雪呵。
梁樵曲本黄序
曲本此一束，出梁山冉开先先生手编。梁樵，其别号也。先生自谓不善歌，然文字中之天然音韵，偶经拈出，实非梨园子弟所能望见。先生自谓不能文，然篇有独到处，恒为名宿所不及。屏昔未脱籍时，于同人中齿最幼，先生爱屏亦为最笃。计先生与屏同寝处者，几及一捻而实不及于亵；“食色之性，我岂异于人哉。顾无财势为人济护，有未敢耳”，先生又尝自嘲如此。先生所编曲本，无不脍炙人口，而尤以淫恶报一出，见赏于熊锦公；无鬼论一出，受知于杨惠公。然二公执全川政柄时，从不间（见）先生以私相干也。会名宿某，膺运使命，欲引先生共事；先生以屏方与某游不就也。初屏脱籍未久，旋为冯妇；先生代人嵌联赠曰：庄严色相再牺牲，亦曰我行我素，离乱功名同狗彘，休夸尔公尔侯。“素侯”，屏字也。先生怀抱亦可想矣。兹曲本印行有日，先生以书来成都，命屏为序，屏以穉龄失学之故，流而为伶，亦复何敢操笔而妄学为文也。然昔与先生同寝处既久，先生每夕非讲聊斋数则，即解唐诗数首。屏因得多识字，今先生曲本之序，于伟客名流无所求，而惟屏是命。屏其辞乎？盖伟客名流之知先生者自多，然与屏较，固莫之或深也。
梁樵旧游具见屏序。函去未久，便尔作覆，略加点涂，居然成文，其可喜孰甚焉。
梁樵附识
冉樵子
冉樵子（1888—1927），本名正梅，别名开元，四川省梁平县（今属重庆市）人。毕业于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曾长期旅居成都。1924年在梁平县任团总，后在军阀杨森驻万县部队里任秘书。北伐时期，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参议员。旅居成都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川剧”这个地方剧种的命名，并创作《刀笔误》等川剧剧本十余种，传演至今，盛誉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