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1891—1945），号石子，又号复庐。金山张堰人，为高燮之甥。姚光一生嗜书，自称“书淫”，为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
他倾力搜罗各种文献古籍，更重乡邦文献。往往由近及远自一邑而全郡、全省，每有所获，虽耗高价亦在所不惜，积累至三百箱数万卷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和孤本、善本。
“书淫”关于藏书、刻书有很多奇闻逸事，比方说为公认的“奸臣”印书，往没去过的地方赠书等等。卓异于世、特立独行的书人书事，却也不枉“书淫”这个特异的名号了。
《云间两何君集》之传奇
1925年某日，湖州南浔人蒋汝藻一脸晦气地跨入浙江兴业银行的大门。随他进门的，还有身后几车的神秘货品。
1926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是知道这几车神秘货品的价值的。他在给商务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蒋君费十余年之力，诚属不易。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征求，已有数年，无如好书极不易得。如能将蒋氏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
原来，大名鼎鼎的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当年拉进浙江兴业银行的几车东西，就是他辛苦搜寻十余年的珍贵古籍，这其中自然包括传说中的八十八部宋本及一百零五部元本，当然也包括那部著名的因书名定楼名的宋本宋人周密著《草窗词韵》。事实上，蒋氏当时在商业竞争中濒临破产，想尽办法也无力回天，只好以密韵楼所藏善本古籍向兴业银行抵押，期望通过暂时借贷的资金扭转眼前的商业困境。
一年过去，从张元济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写的报告中看来，蒋汝藻的商场失意还在继续。他已无力按期赎回抵押的古籍，转而散出消息，希望有实力、有能力的机构或个人把密韵楼原藏珍本购藏。商务印书馆很快做出回应，以十六万银元购得了蒋氏抵押给兴业银行的大部分宋元珍本。紧接着北平图书馆飞速赶到，毕竟晚了一步，只是将剩余的明代古籍中的善本罕本购走。就在这一大堆明代的古籍中，其中有两部集子，让上海人姚光寻觅已久，当然，他并不知晓内情，没能购得。姚光所看重的这两部集子，正是他搜求多时的乡邦文献之一种。
这两部集子，是明代云间人（即今上海）何良俊、何良傅的文集，名曰《何翰林集》、《何礼部集》，都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家刻本，与普通的坊本不同，家刻本的校勘质量与刊刻水准，以及书中包藏的大量完整信息，是其他刻本无法替代的。作为三四百年后的同乡，姚光觉得义不容辞，理当将此乡邦文献奉归故乡。
当然，也有友人对姚光苦心搜集这两部集子不以为然。因为历史记载非常明确，何良傅曾依附奸相严嵩，何家的声名并不太好，即使何氏原籍乡人也每每避而不谈，以此为耻。但姚光坚持认为即使两部集子中有何氏对严嵩的感激与溢美之词，也不过是一个传统文人对知遇之恩应有之态度；更何况集子中还有大量稀见的何氏诗文，这对研究何氏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更何况何良俊的才情卓绝，《四友斋丛说》、《何氏语林》等著作向来为学界乐道，亦不可因噎废食，埋没了如此罕见的文献。
1931年12月，由陈乃干先生积极引荐，姚光终于继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等大机构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密韵楼蒋氏所遗留下来的部分藏书。姚光刻意从中选取了数十种明版志书和明人集部原刻本，但始终未能觅得《何翰林集》与《何礼部集》。即便如此，这一批明版古籍在当时的售价仍然高达2.7万银元，姚光与舅父高吹万、闵瑞芝等紧急商定，还是凑钱买下了这一批几经辗转的明版古籍。
天道酬勤，也是物聚所好。姚光还是在次年，终于看到了他搜求已久的那两部集子。原来，明嘉靖年何家原刻本的《何翰林集》与《何礼部集》，在北平图书馆首次挑选密韵楼藏书时，就已经搜入囊中。此刻馆内的特藏部里，姚光正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一部搜求已久的古籍，久久不能释怀。
1932年夏，年过四十不惑的姚光，终于征得北平图书馆的同意，自筹资金，将两部何氏文集影印刊行。这部用纸考究、影印精准的稀世文集，姚氏将其定名为《云间两何君集》，在以藏书刊书众多而闻名的姚氏书系中犹显特别。诚如十八年后，周大烈在《金山姚氏复庐聚书献书始末记》中所评价的那样，姚光的眼光的确非同俗流，在坚持影印《云间两何君集》的这个事件中，可见一斑。《金山姚氏复庐聚书献书始末记》原文中提及，如下：
曩者乌程蒋氏所藏明人别集，归于平馆，君豫其役，得见郡人何元朗《翰林集》及弟叔皮《礼部集》，因汇印为《云间两何君集》。叔皮当日比附分宜，士论少之，君不以为嫌。即分宜《振秀集》亦尝假与《钤山堂集》相校，不以孔翠有毒，而弃其羽毛，其意亦犹是耳。若此琐琐，皆可于君书中窥之，则即尽视君书为外纪，亦无不可也。
“不以孔翠有毒，而弃其羽毛”，正是姚光聚书、藏书、刊书、用书的真性情与真眼光。这位南社名士，几乎参与过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所有社会变革，始终不遗余力的追求民主与自由之真谛。然而，他又并非是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或行动上的冒进主义者；在乡土建设方面，开路办学、通河造渠，广辑乡邦文献，甚至自办图书馆，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造福民众之举措。对于自掏腰包，精心影印的这部《云间两何君集》，姚光在书末的跋记中简短而明确的说明了缘由。原文如下：
有明吾郡何元朗与弟叔皮，同以文采照耀于世，有“两何君”之称。论者谓分宜官南祭酒时，叔皮以文受知，厥后分宜执政，元朗因得官翰林。观叔皮致分宜书，可见二何集中不少感恩之作，以此为二何病；然文人知遇之情，自所难免。二何仕宦皆不得志，挂冠而归，优游林下。元朗风神朗彻，襟度豪爽，叔皮雅敦友谊，尤笃内行，岂严氏门下之伦哉！元朗有《翰林集》二十八卷，叔皮有《礼部集》十卷，嘉靖间先后刊梓，顾传本绝少。近吴兴蒋氏密韵楼所藏明人集部之书，归之北平图书馆。余与检书之役，二何之集幸皆遇见，因向借取影印，汇为一函，题曰《云间两何君集》，庶其为江左风流之嗣响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金山姚光识。
当这一函煌煌八册的《云间两何君集》印制之际，虽然友人评议中仍难免有微辞，但伸出援手、深为赞佩的也大有人在。除了舅父高吹万为《何礼部集》题笺并书刊印牌记；南社社友陈陶遗也以一手醇厚肃然的行楷题写了《云间两何君集》的总名；与姚光一道发起组织张堰施医局的高煌则以擅长的隶书为《何翰林集》题笺并书刊印牌记。这一部凝聚着姚光豁达眼光的珍贵文献，从此得以流传于世。
就在印制完成的当年，1932年11月21日，姚光在与南社社友李菊生的复信中，兴致勃勃的提到，近日汇印乡先哲《两何君集》一函，附奉察阅。1933年春，南浔嘉业堂主刘翰怡也收到了姚光寄来的《云间两何君集》一函，这位大藏书家想必也为姚光之执著搜求而为之赞叹罢。到1939年时，姚光仍然将《云间两何君集》作为其刊印文献的代表作广为赠送；有信札表明，这部书他还赠送给了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叶揆初，这部书的原刻本十四年前就抵押在他的银行里，十四年后影印本的转赠意味深长，也不禁让人泯然一笑，感叹世事无常。海上书画大家严载如也曾受赠此书，其他友人可能还有赠送，只是无据可查而已。
六年后，1945年5月17日，姚光因突患腹膜炎而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云间两何君集》在印制十三年后，“始作俑者”的逝去，不知又是怎样的一番浮沉与流离。这一部来龙去脉皆透着奇异意味的书籍，贯穿着四百年前两何君的事非功过，贯穿着四百年后蒋汝藻的商场文场之颠沛无常与姚光搜书印书、品人论史的执著豁达。四百年间凡此种种，贯穿其间的份量，或许已远远超出书籍本身的珍贵与稀有罢。
不到温州，亦有书缘
姚光没到过温州，但与温州却有着一段书缘佳话，这是从其后人披露的一封致梅冷生先生的信件中方才得知的。信件原文如下：
前奉惠复，回环洛诵，欣感交并。惟奖饰逾分，而撝谦又过甚，令人不胜愧恧。我辈道义之交，幸弗尔也。弟之聚书，聊寄身心，聚而不能读，自比贤于博奕而已。所搜极普通之本，不出书目答问范围，凡考订史籍之作，及清代朴学家集与夫有关乡邦文献之著述，皆喜搜之。若孤本秘籍，既属难遇，亦力不易致。足下所闻，盖传者之过也。至“丛书”之举，前刻《钓璜堂存稿》时亦惟冠此名目而已，并无预定目录。敝藏中有可刻者亦甚少，足下所教督者固所钦佩，而弟实无以副之耳。《国学丛选》十五六集中弟与李菊生亦有论书籍信札，并乞足下一检及之。弟近有三男，今长者七岁，方入家塾，次三岁，幼二岁。以念祖、怀祖、纪祖小名之，虽实祖先遗荫所致，然不孝对此诸儿，常伤我先人之不及见也。风木之痛，盖无既极。承注敢以附及。敝镇图书馆缘起章则，前以上达，原欲就正，乃荷慨赐捐金，拜领之余，心殊不安。吹万先生山居无恙，近闻亦有书相寄。《国学丛选》出至十五六集合册，尊处如有缺少，示后当即补寄。附上乡先哲《舒艺室全集》、《武陵山人遗书》各一部，尚希惠存。两书板片皆在里中，近与舍亲高氏为之刷印者也。拉杂布此，不尽欲言。
梅冷生（1895—1976），名雨清，字冷生，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人。民国初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堂。博学，善诗文。1920年在温创办《瓯海潮》周报；同年5月，与王毓英、夏承焘、陈仲陶等组织文学团体慎社，先后刊出文、诗、词录4册，后从瓯海道尹吴兴林鹍翔学词。次年在林支持下，重修积谷山下东山书院内谢康乐祠并在山腰添建一间楼房，作为永嘉词人祠堂；同时创立词学团体瓯社，先后刊出《瓯社词钞》两集。继被选为浙江省议会第三届议员。1935年春4月，参与许蟠云、刘景晨等发起建立永嘉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被推为总务兼印行股主任；继又参与发起补刻光绪《永嘉县志》。于1941年2月出任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馆长，之后毕生精力主要专注于图书馆工作，为图书文献的征集罗致倾尽全力。
姚光于1928年给梅冷生写这封信时，梅先生还没有出任籀园图书馆馆长，但梅先生的古道热肠在藏书界早已声名远扬。早在1924年，他就建议王毓英馆长接受瑞安黄仲弢的9000册藏书；1925年，又帮助刘绍宽馆长发出《征书通启》，征得吴兴刘翰怡、张石铭、周梦坡，海盐张元济，杭县徐仲可等一批家藏图书；后又于孙延剑馆长任内，参与接收温州乡先哲遗著，征集委员会移交抄刻本书籍400余部。姚光于此，当然早有耳闻，也是心生赞佩的。
从姚光的这封信件内容来看，应当是回复梅冷生的征书之邀的。姚光在信中提到，足下所闻，盖传者之过也。至“丛书”之举，前刻《钓璜堂存稿》时亦惟冠此名目而已，并无预定目录。敝藏中有可刻者亦甚少，足下所教督者固所钦佩，而弟实无以副之耳。梅冷生希望将姚刻丛书《钓璜堂存稿》入藏籀园图书馆，但诚如姚氏所言，当时这套“丛书”只是有名无实，还未完全形成规模，故而未能如愿以付。
从信件内容还可以看到，在梅冷书邀约的图书交流事项之前，姚光曾就其主持的张堰图书馆草拟的“缘起章则”，向梅冷生求教。张堰图书馆是姚光于1925年10月，与高君定、高君介、何宪纯、曹中孚等创办，姚光任馆长。可见早在1925年前后，姚光即与梅冷生有过书信来往。
虽然姚光在张堰图书馆创办之即的去信，只是征询图书馆管理与运营的办法与经验，但梅冷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热心肠却让一贯扶济乡土的姚光也感动莫名。信中提到，敝镇图书馆缘起章则，前以上达，原欲就正，乃荷慨赐捐金，拜领之余，心殊不安。梅冷生为姚光创办的这个小镇图书馆捐赠了资金，虽然数目不详，但对于全额负担所有馆内开支（包括管理人员工资）的姚光来说，无疑还是颇感惊喜与欣慰的吧。
随信附寄的，是姚光新近所刻印的乡邦先哲《舒艺室全集》、《武陵山人遗书》各一部，这两部江苏金山的乡邦文献就这样入藏籀园图书馆，与温州结缘。时光电逝，弹指沧海，姚、梅两位先生皆已作古，这两位毕生致力于藏书与图书馆建设的志士，在这一封有幸存留的信笺上，留下了一段书缘佳话。
姚光
姚光（1891—1945），本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上海金山张堰人。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首批入社。1918年，柳亚子因故辞去主任职务，推荐姚光继任，得到全体社员拥护，故论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酷爱藏书印书，自称“书淫”，为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主要致力于乡邦文献搜集，曾历二十余年编撰《金山艺文志》，并自筹资金创办民间图书馆；摒弃“以人废文”片面价值观，力排众议，影印明代曾依附严嵩的何叔皮、何元朗文集，汇为《云间两何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