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刘文典踌躇满志地给商务印书馆写了一封信。在当年商务印书馆148号批核单上，由工作人员大致摘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之后，转呈给王云五处理。
商务印书馆148号批核单 来信人：刘文典 收信日期：23年12月18日
事由：费十年精力著成《庄子补正》十卷，稿已杀青，即请酌定一数，俾便稿款两交。（内容请询傅沅老与胡适之先生）
王云五短短地批复了一行字：仍以拟照《淮南鸿烈集解》加酬，全数共一千五百元。应该说，这个稿酬标准在当时是不低的，甚至是超常规的。因为像这种卷帙浩繁的古籍整理类著作，一般而言，都是出版后根据发行和销售情况，以版税形式支付著者报酬。而王云五此时，还是给刘文典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而这在当时的刘文典看来，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学界名望日益显著的刘文典，早在十三年前，就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合作。那一部由胡适亲点进入“国故丛书”的《淮南鸿烈集解》，1923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刘文典因此书而声名大振。时年三十四岁的刘文典，几乎成了新派国学大师的代名词；胡适在书前的那一篇少见的文言文体的序言，推崇之意溢于言表。到1926年9月时，《淮南鸿烈集解》已经再版了三次；就在刘文典为新著《庄子补正》致信商务印书馆的头一年，都还新版了一次。在刘文典看来，自己的学术著作是比通俗读物还畅销的抢手货，老东家商务印书馆稳赚不赔。
事实上，因为胡适的举荐和关注，刘文典当年在《淮南鸿烈集解》还未出版之前，于1921年12月时就拿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金额达一千圆。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圆稿费，实际上《淮南鸿烈集解》一书的稿费为八百圆。但是，这预支稿费的待遇实在是对著者的青睐与敬仰，绝非一般著作权人能于商务印书馆所享受的。事隔十三年之后，王云五再次开出重酬，几乎以翻倍的价格，希望拿下刘文典的这部《庄子补正》书稿。
在当年的12月24日，王云五郑重其事地亲自给刘文典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诚意收购书稿的意愿。
商务印书馆146、147号信稿纸23年12月24日
文典先生大鉴：奉十二月十八日惠翰，藉审先生以多年之精力，著有《庄子补正》一书，业已脱稿。具征为学宣劳，莫名钦佩。承示此书计十卷三十三篇，分量较多于大作《淮南鸿烈集解》，拟交敝馆印行，盛情厚意，尤为欣戴。惟酬报一节，敝馆最近收印大部书稿，均照版税法。荷见商，思让与版权办法，谨当勉从台命。照淮南集加酬半数，共一千五百元。倘蒙俯允，当俟全稿收到后，再行订约奉款。专此驰复，顺颂文祉。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交易不是靠单方面的诚意就能达成的。过了一周的时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1934年岁末，1935年新年将至之际，刘文典给王云五写了一封长信。
商务印书稿156、157号来信原件 来信人：刘文典
云五先生左右接奉：覆示承允，收买拙著《庄子补正》，出资至千五百金之巨，感幸曷极。弟近六年因清华研究院、北大均不欠薪，粗足自给。且学问上著作与市上商品不同，既承先生不弃，惠许多金，弟岂敢斤斤争价。惟近来门人许维遹（字骏斋，清华教员）所著《吕氏春秋集释》由清华大学评议会通过，出资两千圆收之。弟忝为许君之师，稿费反少于弟子之著作，相形之下，似未免难堪。拙著《庄子补正》承先生允给之价，又未敢要求增加，再四思惟，只得将拙著《刘向说苑补正》二十卷及近年所著《宣南杂识》若干卷（因系随时所作笔记，虽写有清稿而未分卷）一并出售，希望凑足三千圆之数，以之购车代步。《宣南杂识》中考订毛诗、佛经、史籍外尤注重清代掌故，出版后销路恐尚在《庄子》、《说苑》之上，以其书人人能读且饶有兴味故也。三书均现成，可在北平贵分馆稿款两交。惟《庄子》、《说苑》务要在北平印刷，由弟自行校对尔，此两书皆弟在清华研究院与北大之讲义，学生亦亟盼其早日印成也，如何。乞即赐覆。专此寸简，立盼德音。敬颂公祺。
弟文典再拜
覆示乞寄北平北池子蒙福禄馆三号为盼
信中提到，弟近六年因清华研究院、北大均不欠薪，粗足自给。这句话似乎是在表明，此时的刘文典已绝非当年赊账度日的无名小辈，两大学院的聘任，早已衣食无忧，一副大学者派头了。接下来的自谦语中说到，且学问上著作与市上商品不同，既承先生不弃，惠许多金，弟岂敢斤斤争价。紧接着，话锋一转，惟近来门人许维遹（字骏斋，清华教员）所著《吕氏春秋集释》由清华大学评议会通过，出资两千圆收之。弟忝为许君之师，稿费反少于弟子之著作，相形之下，似未免难堪。原来，让刘文典觉得不爽的，并非是稿费的价码，而是身价的高低，说到底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当然，刘文典也并非拉下脸来，强索高价；他给王云五一个折衷方案，即将《庄子补正》、《说苑补正》、《宣南杂识》三部书稿一并出售，索价三千圆。还特别说明了，《宣南杂识》一稿的畅销读物特点，言下之意仍是为书稿的销路作保证。
王云五在接到工作人员的第155号信件批核单之后，于1月3日迅即作了批复：“请仍照原议。至《说苑补正》等拟以为版税了。”王云五认为，《庄子补正》一书可以破例高额支付稿酬，另外两部则只能照常规的版税支付。1500圆收购《庄子补正》的价码不可能再更改了。王云五随即在1月10郑重回信，表达了他的稿酬意见。
商务印书馆154号信稿纸24年1月10日
叔雅先生大鉴：奉一月三日惠覆，知兹奉芜诚，为尊著《庄子补正》报酬事，已邀青察。并蒙曲予同意，至深感纫。承商将大著《说苑补正》等稿一并让与敝馆印行一节，因负担较重，拟议仍照原议，按一千五百元之数《庄子补正》，其余拟改为版税办法，如何？仍祈核示为荷。专复，顺颂著祺。
刘文典在收到王云五的回信之后，迅即又给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一次的理由不再是为了和弟子争身价高低的面子问题，这一次是为了购车而来。
商务印书馆160号批核单来信人：刘文典 收信日期：24年1月17日
事由：（1）拙著《庄子补正》一稿，承允以千五百金收购，惟同系教员某君适欲以二千金脱售其购仅数月之汽车，弟拟请以杂著《宣南杂识》一稿相让，意在凑足二千之数，以便购得汽车。如承俯允，可在北平贵馆稿款两清。
（2）如在十日内某君之汽车售脱，则此议即作罢论。但《说苑补正》及《宣南杂识》二稿，仍愿依版税办法，请贵馆印行。
需要两千圆购一部二手汽车的要求，还是让王云五作了让步。他勉强同意了这个折衷方案，在批复中回应道：请将两稿寄来，乃俾就排印情形研究。因为想到刘文典在信中提到的“十日之约”，王云五当天就拟写了回信，以示诚意。
商务印书馆159号信稿纸24年1月17日
叔雅先生大鉴：顷奉手书，承示以需款应用，除前议的大著《庄子补正》照壹仟五百圆之额让与外，拟以《宣南杂识》一并相让，凑足二千圆，敬悉。请收两稿寄沪，俾就排印情形究研后，再商何如？专此驰复，敬颂文祉。
刘文典最终没有买到那部二手汽车，“十日之约”没有如愿以偿。可能是没有等到商务印书馆的汇款，也可能是那辆二手汽车早已售出，刘文典心情郁闷。在十日之后的1月28日，商务印书馆收到了又一封刘文典的来信，在这封信件中，他态度强硬，要求商务印书馆在当年的腊月二十七日之前支付两千圆稿酬，否则将不再寻求合作。
商务印书馆167号批核单 来信人：刘文典 收信日期：24年1月28日
事由：拙作《庄子补正》如蒙兄允给，贰千元可于北平分馆稿银两交，将来由著者自校。请尽于阴历廿七日以前办妥，否则作为罢编。到审查一节展特由寄，则旧历年关已过矣。
这一次的来信，没有得到王云五的及时回应。直到2月3日，王云五从外地返回上海，才匆匆给刘文典作了答复。
商务印书馆166号信稿纸24年2月3日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弟以事离沪，顷始归来。得读一月二十八日手书，致稽奉复。无任敬悚。承商事，因时间已过，只得遵命作罢。敬祈垂谅。专此驰复，顺颂著祺。
刘文典又再一次调整了心态，转变了态度，也迅即予以了回复。这一次来信没有像他上一封信中的强硬态度，转而又有了更多商量的余地。在信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坚持，《庄子补正》和《宣南杂识》两部书稿要以稿费的方式支付；当然，在价格上作了让步，认为“至少千八九百元”，而且也接受了《说苑校补》的版税支付方式。
商务印书馆173号信件批核单 来信人：刘文典 来信日期：24年2月8日
事由：（1）仍愿以《庄子补正》及《宣南杂识》两稿售诸贵馆，稿费两书至少千八九百元。如同意，即通知平馆款稿两交，并盼立即在平印刷，俾便亲自校对。
（2）《说苑校补》一书，当照尊意版税办法，希望《庄子补正》印成，即印此书，惟亦须自校。
面对刘文典的让步，王云五也再一次表示了诚意，并对没有及时回信表示了歉意。
商务印书馆172号信稿纸24年2月8日
叔雅先生大鉴：顷奉二月四日大札，复以尊著《庄子补正》酬报为商，感纫无既。前番来书，弟适以事离沪。垂商事，因时间已过，决非为一二百元之款。想邀亮鉴，今时间既仍许可，自当仍照前议办理。因敝馆收发书稿，必次经由敝编审部研究排印情形后，方可发交分厂排版，分厂无直接收印稿之权。即请将稿迅予寄沪，到后即办理，决不耽搁。要此奉复，敬颂文祺。
原以为尘埃落定的这一场关于“庄子”的讨价还价，会就此结束。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即将达成出版之际，于刘文典一生中最重大的打击悄然而至。刘文典长子刘成章于当年正月十六亡故，时年四十六岁的刘文典悲痛欲绝，饱受煎熬。在3月初写给王云五的信件中，为了这一场重大变故，他对其著述的出版有了新的安排和筹划。
商务印书馆190号批核单 来信人：刘文典 收信日期：24年3月14日
事由：（1）《庄子补正》一稿，去夏杀青后，续有所得，因心绪不宁，尚未补入。且此稿完用新式或旧式标点亦待商定，故延缓未寄。
（2）《宣南杂识》一稿，因字太潦草，不能径付手民，容倩人钞写再定。
（3）夏历正月十六，不幸丧止仅有之一子，老妻复因悲哀过度，心病大发，此时需款甚殷，拟请于《庄子补正》及《宣南杂识》二稿寄到后，即汇两千金，以偿医药费用及作伴妻南回之川资。
（4）拟请将《庄子补正》、《宣南杂识》、《群书校记》及《三余札记续编》等汇刻为“望儿楼丛书”，以为亡儿纪念。以《庄子补正》为第一种，照《淮南集解》式样排印，余者络续付印。
王云五接到刘文典的这封来信之后，也备感沉重。在3月23日拟写的回信稿时，删改多处，当时复杂的心情与思虑可见一斑。
商务印书馆189号信稿纸 24年3月23日
叔雅先生大鉴：奉三月十四日手书，惊悉文郎以笃学致疾，遽遭不治，痛悼实深。执蒿明达，尚祈勉抑怨怀，无任企祷。承示拟收尊著《庄子补正》、《宣南杂识》、《群书校记》及《三余札记续编》等稿汇印，定名为“望儿楼丛书”，以资纪念[谨当照办（删去）]一节，当均收入丛书，均用百科为名，俾使读者选购。尊意为文郎纪念，似可仿办。又执事以需款甚殷，嘱于大著《庄子补正》及《宣南杂识》清稿到后即予汇款，自当待全稿寄到后提早办理为荷。专此驰覆，顺颂台安。
王云五对刘文典拟将其著作汇编为“望儿楼丛书”的想法表示理解，甚至差一点就“谨当照办”。但最终还是从方便读者选购和出版运营的现实角度出发，不愿以顺水人情方式增加商业风险。他给刘文典的建议仍然是将其一系列著作收入商务百科丛书，而不另立名目。也就是说，“望儿楼丛书”的建议没有获得认可，但王对刘的承诺仍旧如一，“自当待全稿寄到后提早办理为荷”。
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着《庄子补正》一书的出版事宜，刘文典与王云五信函往来频繁。从踌躇满志的大学者派头，到为了身价高低、购买二手车、稿酬支付方式等一系列生活实际问题屡屡磋商，再到儿子的早逝，刘文典在这四个月间饱经沧桑，也在一行行的信笺上留下了所谓的学术“达人”之生活存照。
《庄子补正》，刘文典耗费十余年精力撰著的一部历代庄子集解的集大成之作，事实上在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的“庄子琐言”章节中，就初露端倪。《三余札记》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颇受当时学界推重，而且就在1935年又重版了一次。王云五自然对《庄子补正》的学术价值了然于胸，开出一千五百圆的价格也算是颇有诚意的重酬。但或许正因为这样那样的琐屑考虑，这样那样的世事纠葛，这部书稿并未能顺利面世。
儿子的突然亡故，或许也让刘文典对出版事宜心灰意冷。王云五的回信，其否决“望儿楼丛书”的意见可以理解，但却让此时的刘文典从内心深处无法谅解。在此之后，没有再见到二人关于《庄子补正》出版事宜的往来通信，或许，《庄子》一书成为此时刘文典精神寄托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讨价还价的出版事宜。或许此时的刘文典，就希望静静地孤居一隅，幽幽地翻着几页庄子，继续用墨笔或者朱笔增删着那些往日的注解，再也不想去写那些措辞考究、推来让去的信函了。于刘文典的学术旨趣而言，“庄子”气质的浸淫，或许正于此时臻于极质。
1937年抗战爆发，刘文典同样无法避免人世的纷扰，在屡辞周作人等邀其加入伪政府之后，《庄子补正》一书的整理与校正工作可能已经中断。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友人买到一张船票，乔装难民得以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在这里，《庄子补正》和这个号称“半个庄子”的学术达人终于稍得消停。
在1939年11月14日，陈寅恪为《庄子补正》写好序言之后，《庄子补正》仍然没能正式出版。作为云南大学教材之一，国立云南大学丛书之一，终于在1940年前后，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说苑斛补》得以用石印小字的简陋方式出版。已经五十岁的刘文典此时除了继续在西南边陲讲授他所理解的“庄子”之外，只能在烟云缭绕的鸦片吸食中，重温过往那些踌躇满志与傲骨峥嵘。
在陈寅恪一生中为他人所撰写的十四篇序言中，《庄子补正》的序言似乎颇有点脱离了严格学术意义的抒情性质，序言的最后一段曰：
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1947年6月，《庄子补正》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以铅活字印刷方式，正式出版发行。此时的刘文典已经五十八岁，而被清华大学解聘也已经5年了，距离他第一次致信商务印书馆联络出版也已经13年过去。厚厚的五大册《庄子补正》，大字双行小注的典雅印制格式，或许能给此时的刘文典稍稍有所慰藉吧。
被誉为半个“庄子”的刘文典，为了关于这半个“庄子”的理解与解说，从起意撰稿，到最终正式出版，居然耗费了整整24年之久。这一场为“庄子”讨价还价的浮世绘中，绘声绘色的仍然是“生活”二字，比之“学术”二字，更为生动传神，更为淋漓尽致。
附录
刘文典《庄子补正》序
陈寅恪序
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几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其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自序
亡儿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岁而能绘事，十龄而知倚声。肄业上庠，遂以劬学病瘵。余忧其疾之深也，乃以点勘群籍自遣。庄子之书，齐彭殇，等生死，寂寞恬惔，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谊，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复取先民注疏，诸家校录，补苴諟正，成书十卷。呜乎！此书杀青，而亡儿宰木已把矣。盖边事棘而其疾愈深，卢龙上都丧，遂痛心呕血以死也。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要，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是为序。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应其邀，以文言文体为其作序，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五四”期间，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等外国学术论著。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校勘编撰，因陈寅恪作序给予高度评价，获得“庄子专家”的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