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越窑的制瓷历史，先后经过东汉的蓬勃发展期、三国西晋的繁荣期、唐五代的全盛期这样三个发展时期。其间，虽在东晋南朝时期有过停滞发展现象，但总体上说是长盛不衰的，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窑系，繁荣兴旺的时间能保持如此长久，确属罕见。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具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充足、方便的燃料供应，以及便捷的交通运输，是制瓷业发展的三个前提条件。并且制瓷工艺的改革创新与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使产品能长期受到社会各类人士的欢迎喜爱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它的兴衰原因还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节 兴盛的原因
东汉时期，上虞瓷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曹娥江两岸的山坡上骤然间窑场林立，规模日益扩大，窑址数量达49处之多（1），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并能成功地创烧出成熟的瓷器。制瓷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无疑与当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密切相关。
东汉立国后，就施行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注重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使全国很快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江南会稽郡也同样如此。史籍记载，张霸为会稽太守时，郡内政局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政治清明。当时歌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2）又曰：“城上乌，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友。”（3）社会安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当时会稽郡的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农业方面，会稽郡境内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如马臻任会稽太守时，在会稽、山阴两县（今浙江绍兴）境内，创建了长127里，周围300余里的鉴湖，水少时泄湖灌田，水多时泄水归海，使会稽、山阴两县的9000余顷田地得到灌溉，确保了这一地区农业的丰收（4）。会稽郡的上虞县也同样大力兴修水利，据《上虞县志》载：“白马湖原名渔浦湖，创自东汉，三十六涧水悉会于湖，溉永丰（上虞）乡田四十余顷”（5）。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农业发展的盛况。由于东汉统治者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在东汉政权建立40余年后，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披野”的繁荣景象。经济的发展，又使人口的数量很快地增多，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对瓷器的需求量必然随之增加。同时，东汉时期厚葬风盛行，《后汉书》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列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6）这样，社会上又对制瓷业提出了烧制大量冥器的要求。绍兴、上虞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大量瓷器的出土就是明证。总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等原因促使了东汉时期上虞瓷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三国西晋时期的上虞瓷业生产，在东汉的基础上得到空前的发展。调查情况表明，窑址数量成倍增多。产品种类成为整个六朝中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从南京赵士岗吴氏墓出土的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等字的青瓷虎子（7），江苏金坛县出土的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可休作者也”的青瓷扁壶（8），以及吴县狮子山傅氏家族西晋墓出土的铭有“元康二年闰月十九日超（造）会稽”，“元康出始宁（今上虞县南部）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的堆塑罐情况看（9），上虞越窑所烧制的优质青瓷器，已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青睐。那么，上虞瓷业生产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如此迅猛地发展，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政治稳定，经济发达
上虞古隶会稽，战乱较少，并且孙吴统治者以“保江东，观成败，在曹魏和蜀汉敌对的空子里求生存”作为外交政策，社会相对稳定，使广大人民有精力去重视和发展生产；而且孙吴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据史籍记载：（黄武五年）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10）。上层统治阶级的倡导，无疑会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刺激瓷器业的发展。
二、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山越人”出山定居，促进了经济的开发
东汉末年以来，牧守连年混战，中原淮泗间士族避乱江东，江西（长江以西，今安徽境内）农民东渡来的就有10余万户之多（213年），大量人口的南移，为江南经济的开发补充了劳动力，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11）。再加当时吴国军队对境内（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山越人”多次进行围攻，迫使他们出山定居，并强迫他们屯田，这样便增加了劳动力，使江南经济迅速得到发展。《隋书·地理志》载：“……自吴建都建业，征讨山越以来，经济的发展，实足惊人。”（12）出现“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繁荣景象（13）。当时会稽郡经济繁荣的景象，从绍兴、上虞等地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上“仓口百鸟簇拥，引颈伸翅，粮食盈廪和喜庆丰收的欢乐场面”的堆塑图案中亦能反映出来（14）。
三、繁荣的商业，发达的交通运输，促进了瓷业生产的发展
孙吴以水军立国，造船技术力量雄厚，水上交通十分发达，海船北达辽东，南至台湾，远航海南岛，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当时已享有盛誉、人民所喜爱的上虞越窑青瓷，无疑是商品交往中的常见品种，而商品交换又必然促进瓷业生产的发展。
四、厚葬风的盛行，使瓷器销售量增大，有利于瓷业生产的发展
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厚葬风，到孙吴时期仍继续盛行。据史籍记载：“蜀士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15）而当时吴国的会稽一带也同样如此，这已被绍兴地区历年来的吴墓出土资料所证实。例如：上虞蒿坝狗项颈山一座小型吴墓中，出土青瓷器达20件之多，其中冥器，如堆塑罐、水井、鸡笼、猪圈、米筛、畚箕、米缸有12件（16）。由此可见，上虞越窑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在烧制日用器的同时，还烧制大量的冥器。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原因，使三国西晋时的瓷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上虞越窑发展史上的繁荣发展时期。
五、外贸繁荣、饮茶风盛行、贡瓷烧制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
唐五代时期，是上虞越窑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制瓷业的发展，是与统治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对外贸易繁荣、饮茶风尚盛行、贡瓷的烧制等诸多原因密切相关的。在农业方面，就浙江而言，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而农业能这样迅速发展，是与政府大力兴修水利有关的。当时的陂塘、河渠、堤堰等排水蓄水工程都得到大量兴修。在今海盐、临安、上虞等地都修建了较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如会稽的捍海塘，东起上虞、北达山阴（今绍兴），全长50多公里。这样，使附近的农田都得到灌溉和排涝，保证了农业的丰收。五代吴越统治者，也同样十分重视发展农业，鼓励群众开垦荒地，并规定新开垦的田地“勿取租税”，于是出现了境内无弃田的状况。由于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浙江等地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人口也随之大增，这一切都为制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外贸方面，唐代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当时国外各阶层人士对越窑青瓷十分喜爱，得越瓷如获至宝，所以在贸易交往中越瓷器便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物品之一。上虞越窑为供外贸所需，需要烧造大量的瓷器，这样就促进了瓷业生产量的扩大，上虞越窑烧造的大量青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国外（17），宁波市和义路唐代码头遗址中出土的一批准备外销（因器物上没有使用痕迹）的越窑青瓷器就是明证（18）。
此外，唐代以来全国饮茶风盛行，而饮茶最理想的器具是瓷器。《茶经》一书将越碗评为天下第一茶具，它与上虞发现的不少唐五代窑址中，碗的烧制量占压倒多数，可互证。这说明饮茶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五代，吴越钱氏统治集团，为巩固和维持其统治的小朝廷，竭力讨好中原君主，大量向他们进贡优质瓷器。为烧制贡献，在上虞窑寺前设置官窑36所（19）。这样，在官方的督办下，使瓷器质量、造型和装饰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精美程度，并随之使烧造的产量大增。据《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等文献记载，从宝大元年（924）至太平兴国八年（983）的60年中，进贡瓷器数量多达14万件以上，由此可见贡瓷数量之大。
总之，唐五代时期上虞越窑制瓷业的空前发展，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烧造量上，是与农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繁荣、饮茶风尚盛行密切相关的，而“官窑”的设置，又促进了产品质量的精美度。
第二节 瓷业生产的停滞发展及衰落倒闭
一、东晋、南朝制瓷业的停滞、衰微
一度繁荣兴旺的上虞越窑制瓷业，到了东晋突然衰落下去，窑址数量寥寥无几，产品种类大为减少，冥器基本停烧。这种萧条景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
一般讲，手工业的发展都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从西晋末年（永平元年）发生的“八王之乱”，至后来晋朝皇族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苟安江左的东晋政权的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时而权臣王敦专横朝政，篡谋反叛，时而举师北伐，国家天天不得安宁。这些战争又均发生在浙江、江苏一带，《晋本纪》记载：“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20）频繁的战争，使大量农田荒芜，浙江一带出现经济凋敝的景象，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晋书》记载：“……诏曰‘天下凋敝，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且当去非急之务，非军士所需者皆省之’。”（21）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生产怎么能得到发展呢？到了东晋晚期，浙江爆发的孙恩农民起义，又给宁绍地区的经济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孙恩起义军活动地点主要在宁波、绍兴一带，起义军曾多次与东晋政府军激战，并两次攻占上虞，杀死县令，攻破会稽郡城（今绍兴），杀死会郡内史（22）。孟子在《离娄》中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残酷的战争中，宁绍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是不难设想的。战争后，浙东一带出现人相食的凄惨情况，《晋书》记载：“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23）由于经济凋敝，葬俗上也发生变化，开始流行薄葬。《晋书》记载：“……诏曰，……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樽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24）因此，冥器的生产基本停烧，而且用于随葬的大量青瓷器也不再需要，各地东晋墓的出土情况，均证实了这点。到了南朝，丧事上的薄葬继续流行（25）。由于受战争的影响，会稽郡经常出现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景象。据史籍记载：“侯景之乱，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26）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上虞的瓷业生产。以上种种，恐怕就是东晋、南朝时期上虞瓷业生产衰落的主要原因吧。
二、制瓷业的衰落倒闭
具有悠久历史的上虞越窑制瓷业，到了北宋中期以后迅速衰落下去。此后便一蹶不振，大约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就停烧了。那么，这种情况为何恰恰发生在科学技术日趋发展、社会经济及农业生产相对繁荣的宋代呢？这是颇令人深思的问题。
唐五代时期的上虞越窑制瓷业，在农业发展、人口增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繁荣已潜伏着制瓷业的危机。而到了宋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这种危机便不断加深并充分显示出来，从而抑制了瓷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以来的人口大量南迁，加之江南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南方人口迅速增长。例如，上虞县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有成年劳力28257口，到南宋嘉泰年间已增到32319口，仅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成年劳动力就增加了4062口（27），而且实际数往往超过官方的统计数。在农业劳动力十分充足、先进农具——“江东犁”和灌溉工具翻车、筒车的使用逐渐普及和生产技术提高的情况下，采取了“与湖争田”、“变山为田”的一系列扩大耕地面积的措施（28）。毫无疑问，绍兴、上虞等地的不少山地曾被辟为农田。并且，当时南方种茶极盛，据史籍记载：“量的方面南方最占雄厚，质的方面亦以出于东南为贵，所以当时国外的贸易，茶的输出，已占大宗。”（29）因此，在越窑窑场分布地区的一些丘陵山地就被辟为茶地，出现“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木赤>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的现象（30），使制瓷燃料无法得到供应。这种不同部门之间发生的竞争，给制瓷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燃料紧缺，使瓷器成本不断上升，同时，农业生产成本低、获利高，加之宁绍一带经济繁荣，工匠的雇值比较高，这就使得上虞越窑的制瓷工匠纷纷改行或迁往龙泉等地烧瓷。事实表明，正由于越窑的衰落，才孕育出龙泉窑这颗中国青瓷史上光辉灿烂的明珠。
注释：
（1）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考古调查资料。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六《张霸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3）《全国汉三国南北朝诗》上册《全汉书》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康熙《会稽县志》卷一二《水利》。
（5）光绪《上虞县志》第一二卷《水利》，光绪壬寅年修。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7）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8）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年第19期。
（9）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
（10）（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卷二《吴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12）李旭：《魏晋南北朝时政治经济转移》，《食货》第一卷，新生命书局民国二三年版。
（13）（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上虞文物管理所：《上虞江山乡狗项颈山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2年第2期。
（1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和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考古调查资料。
（17）〔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8）林士民：《试谈越窑青瓷的外销》，《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19）光绪《上虞县志》，光绪壬寅年修。
（20）（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九九《晋本纪》二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
（2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22）浙江教育学院：《浙江历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3）（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八一《顾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25）（南朝·梁）萧子□□：《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26）（唐）梁思廉：《南梁·梁会要·民政·州郡风俗利病》，中华书局1974年版。
（27）光绪《上虞县志校续·户口》，光绪戊戌孟夏开修。
（28）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29）张家驹：《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第四卷），新生命书局民国二三年版。
（30）（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中，琳琅秘室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