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窑址分布规律
在上虞发现汉至宋代近400处古窑址，它们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靠近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丘陵和山谷地带，往往是窑址比较密集的地方。因为这一带具有优质瓷土蕴藏丰富，水陆交通运输便捷，水力燃料资源充足等条件，发展制瓷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生产瓷器先得制坯，必须去开采瓷土。据考古调查所知，曹娥江中游两岸附近的丘陵山谷，这种瓷土的蕴藏非常丰富。据传，上浦镇凌湖村的凌湖、窑湖，都是因挖掘瓷土而成湖的。从测试所知，上浦小仙坛窑址的瓷片和该窑附近的瓷石化学成分十分接近，这表明，这种瓷石是制瓷的优质原料。而且这种瓷石矿离地表浅，易于开采。况且，古代上虞烧瓷以木柴为燃料，而窑场背靠群山，山上树木繁茂，燃料极为丰富，不经长途运输，就可以得到廉价的优质燃料。因之，窑工们选择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山坡上开辟窑场，就地解决了原料、燃料问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并且窑场选择在曹娥江两岸交通运输非常方便。
曹娥江，为浙江省的第三大江，古称舜江，别名剡溪，东汉汉安二年因孝女曹娥投江寻父的故事流传，为纪念她而改名曹娥江。它发源于磐安县大寒尖西的尖公岭，自南而北流经新昌县、嵊州市，并贯穿上虞全境，至沥海镇注入钱塘江河口，全长193公里，上虞境内长69公里。曹娥江的主要支流小舜江（小舜江古称舜江，又名小江或东小江。发源于嵊州竹溪乡赤藤冈，流经绍兴县谷来、王化两乡，在汤浦镇大溪口村入镜，流经汤浦镇，在上浦小江口汇入曹娥江。总长73公里，流域面积544平方公里，境长19公里）、萧绍运河（萧绍运河西起萧山峙山闸，流经萧山、绍兴，在市内东关大担山村入境，流经长山、东关镇、曹娥中塘，至曹娥老坝底止，是杭甬运河的一部分，全长100公里，境内长10.7公里。此河在春秋、战国时已具雏形，晋代会稽内史贺循进行全面整治，并越过曹娥江，疏凿梁湖至通明的河道）、四十里河（四十里河西起梁湖镇江坎头村，东至通明闸，全长14公里，平均宽18米，水深1.3米。始创于西晋，时称运河。原旧河由西黄浦桥流经县城——今丰惠镇——西门，经城河在通明坝与姚江相通。明永乐九年鄞人郏度将后旧沟开通，自西浦桥直抵郑监山堰。清道光十九年又新开通水河，自外梁湖至曹娥江边，长约1公里）、姚江（姚江又名四明江、通明江。西起通明坝，东至安家渡，流经余姚后直抵宁波，全长109公里，境内河长8.8公里，平均宽度60米，平均水深1.3米）、虞甬运河（虞甬运河旧名五夫、百官河。西起百官街道赵家村，东至驿亭镇长坝闸，流入余姚市。境内长15.7公里，驿亭以西河床平均宽22米，水深1.5米；驿亭至长坝闸河床平均宽28米，深1.8米。初建于宋嘉泰年间）等上虞境内的主要河道相贯穿，是古代上虞水上运输的大动脉。
曹娥江向西过曹娥堰可与由绍兴而来的萧曹古运河相接，向东过梁湖堰，进入“四十里”古运河，再翻通明坝可进入余姚江，顺流而下，可通当时商品交换比较频繁的明州（今宁波）商埠。向北出杭州湾也可从海路运往各地。上虞越窑烧制的产品可以沿着上面的航线，向西运销到杭州，经运河直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六朝古都建业（今南京市）等大城市，还可从明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把产品运销到亚洲环太平洋与印度洋、非洲的东北面等地。由此可见，当时窑工们对窑场的选择非常合理，有利于发展瓷业生产。
第二节 产品运销概况
上虞越窑科学合理的窑场选址，为产品运输创造了优越的要件。产品无论运到国内销售，还是外销到世界各国，都很方便快捷。据史料记载和考证，我国很早就开辟了亚、非各国的水上航线。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的水上航线，在汉代就已开辟，各国往来已很频繁，中国的商贸货物这时候已经开始从海路输出国外。上虞越窑的陶瓷制品和越瓷文化也从汉代开始向外输出、传播。从上世纪以来，亚洲各国的不少遗址中已发现了不少青瓷器。据韩槐准先生（原故宫博物院顾问）所述，他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柔佛河畔马坎门顿古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中国东汉时期的青瓷碎片，瓷片为灰胎，胎质坚硬，火候较高，施酱褐色青釉，露胎部位的表面呈红褐色。在颈或肩部阴刻弦纹和凸出的弦纹、颈部划水波纹的壶。具有上述造型和装饰特征的器物，在上虞帐子山、小仙坛等汉代窑址中都有生产（1）。除此之外，在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湖的三代，发现了汉代青釉龙柄魁，在莫得其利发现汉代双耳陶钵，在中爪哇发现汉代带盖陶罐（2）。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秦汉时期，上虞窑的陶瓷品就外销到南洋一带去了。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造船业和航海术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更加繁荣，备受国外人们所青睐的越窑青瓷，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瓷产品不断地向外输出，销售地区不断扩大。在三国、两晋时期，越瓷除继续销往南洋外，还运销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在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发掘出土的东晋青瓷羊形器（3），高12.8厘米，器形为：羊作引颈跪伏状，双目外突，两角后卷，闭嘴，颌下有须，凸胸细腰，肥臀短尾，四肢强健，腰部划飞翼，施青黄色釉。在日本爱媛县松山市古三津出土的东晋青瓷四耳罐（4），其器形特征是，直口圆唇，溜肩，肩部丰满，颈腹，中腹以下渐收，平底，底径小于口径，肩部安四横耳，口沿点褐彩，灰胎，胎体较薄，施青釉，釉层较薄。以上这些器物为上虞东晋时期窑址中所常见，它们在上虞的墓葬中也多有发现（5）。由此推断，这类青瓷器应是上虞越窑的产品。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虞作为早期越窑青瓷的烧造中心，但是青瓷羊形器在上虞的窑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并不多，说明当时烧造有限，可是在朝鲜半岛的韩国，竟也有这种器物出土。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上虞越窑是十分注重产品的对外销售的。
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进入顶峰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与各国交往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大唐帝国的盛况。唐代政府又相当注重海外贸易，在广州设立“船舶司”，专门管理航海及海外贸易事务。并且，这时期海港城市相继兴起，它又成为瓷业生产发展的推动力。当时的越州港（以绍兴为枢纽的运河，沟通了钱塘江、曹娥江和甬江，可北上扬州，东航出海，北部沿海还有山阴白洋、三江、朱储、孙端等许多沿海港口）、明州港（今宁波、甬江出海口望海镇，离日本值嘉岛仅隔650海里）、扬州港（是长江口的重要港口）、海州（连云港）港、登州（山东蓬莱）港、广州港等港口，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主要口岸。在以上这些港口的遗址中，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掘出不少越窑青瓷。如明州港遗址，1973年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中出土了700多件瓷器。这些出土瓷器，以越窑产品为主，器物有碗、盘、罐、罂、洗、盂、盒、钵、杯、灯盏等种类，并且这些出土的器物未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说明它是准备外销的。目前世界各国的一些重要遗址、港口，往往有越窑青瓷器的发现，其地近到东南亚各国，远到非洲。
在菲律宾出土的越窑青瓷器有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器物有唐代的玉璧底碗、瓜棱形罐等，也有宋代的青瓷钵、壶、水注。出土的宋代青瓷器有的还以刻划的莲瓣纹作装饰。刻花线条粗细兼有，有的还用浮雕的工艺（6）。这些器物上的装饰艺术，与上虞、余姚、慈溪窑场所烧造的越窑青瓷装饰风格完全相同。在马来西亚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樽（7），在印度、斯里兰卡也发现了10世纪左右的越窑青瓷（8）。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瓜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等岛屿也出土了一些越窑青瓷，其中有青瓷钵、水注和壶等器物（9）；在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等国都出土了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10）。在我国的邻国日本，出土的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器更多，在平城京出土的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则发现了双耳执壶，京都仁和寺出土的有唐代青瓷盒，立明寺等地也发现了唐代的越窑青瓷器。在日本出土越窑青瓷最多的地方是福冈寺太宰府鸿胪馆遗址和奈良药师
寺西僧房遗迹，出土的越窑青瓷从8世纪到10世纪的都有，器物有碗、盘、碟、钵和执壶等种类。李知宴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一文中概括地说：在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出土的中国陶瓷的主要产品是青瓷，数量最多的是越窑青瓷。向外大量输出的越窑青瓷，器形及花纹装饰与上虞越窑产品特征相同，这说明很大部分应该是上虞越窑所生产。
上虞越窑作为主要生产商品瓷的窑场，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它的产品销售，对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产品销售如何，将直接关联着产品生产的数量，当国内销售基本满足，或者获利少，它必然要到国外去寻找空间，开辟新的销售市场；或者国外销售价格高于国内销售价格时，商品经营者便会千方百计把商品销售到获利更多的地方去。否则生产会受到制约，或者利润减少。然而，若要把产品销售到国外，便捷的交通运输，畅通的国际航道，是商品运输销售不可缺少的条件。上虞越窑自东汉至宋代长达1000余年之久的制瓷业之所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窑场选择合理，交通运输便捷，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1）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中国文物报》2002年版。
（2）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中国文物报》2002年版。
（3）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中国文物报》2002年版。
（4）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中国文物报》2002年版。
（5）上虞博物馆、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考古调查、墓葬发掘资料（未刊稿）。
（6）〔日〕三上次男：《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译，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7）《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上虞博物馆、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考古调查、墓葬发掘资料（未刊稿）。
（9）〔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70年版。
（10）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中国文物报》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