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科学确定财政职能，解决我国财政职能多重、混乱、难以统一定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财政的本质和研究对象为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为据来确定财政的职能。据此，社会主义财政首先具有分配职能，即财政代表国家进行社会化分配，以税收形式把一部分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以支出形式分配用于社会有关方面的需要（但不是统包供给），通过财税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初分配加以调节，实现再分配；以国有资产产权所有者身份或股东身份对国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税后利润进行分配。其次，具有宏观调控职熊，即运用国家预算、税种设计、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国家订货、支出政策、投资信用、债券发行、财政补贴、工资、利率等直接或间接手段，对价值和使用价值、对市场运行等加以调控，弥补市场调节的薄弱环节，实现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地区结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效益化；力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三，还具有社会管理者职能，即财政代表国家，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两权分离的要求，对整个社会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进行宏观管理和财务、税务监督。上述这三大财政职能是客观存在的，是其他任何职能所无法取代的。
第五，打破传统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其它“三平”理论的束缚，给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并行，企业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以及中国经济日益与国际经济运行的接轨，使整个社会财力的运行呈现出复杂性、多层次性、多维性的特点，那么再用传统的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四大平衡”理论来解决现实的收支平衡问题已远远不够了。比如财政收支的绝对平衡以及由它决定的信贷、外汇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条件就与现实经济的大背景相脱离。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财政预算打一些赤字，只要不突破通货膨胀的临界点是完全有益于推动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的。因此，“理顺平衡中的层次关系，围绕分配总量、分配结构、分配格局，从相互联系中为平衡注入新的内容，是研究平衡理论的一条新思路。”。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逐步转轨，我们要着力研究社会财力和物资供需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性，把财政赤字、信贷收支逆差等看成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以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
第六，在社会主义财政分配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活动中引入当代国内外最新科学成果，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及正确借鉴西方财政理论的合理内核，使我国的财政分配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更具可操作性。
二十一、市场、财政与资源配置
一、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误
自由竞争与价格机制能使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是有意识地关心三位一体的经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并使之得以有条不紊地解决。因而，我们说市场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但市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弱点。现代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成功无法充分实现，这样，价格机制的畅行运转就被迫中断，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不能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尽管西方经济学对价格机制链条断裂的原因有或多或少的争议，但仍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分配；（2）完全竞争的失灵；（3）远期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缺乏；（4）不能达到充分均衡；（5）外部效应；（6）社会公共货物；（7）有益需要。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的缺陷。这充分说明市场虽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但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往往受到各种限制而不能充分实现。在这种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单靠市场力量或市场机制的调节，是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效率和福利状况可能是次优的，以致出现效率缺陷和分配缺陷的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的现象。财政的配置职能、分配职能、稳定职能却能够克服市场失灵的效率缺陷和分配缺陷。
Musgrave认为，所谓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是指社会资源在私人货物与社会货物之间的划分和社会货物构成的选择过程。它能克服由于限制或排斥市场作用力而形成市场失灵产生的效率缺陷，进而排除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配置功能受损的障碍。因此，探讨财政的配置职能需要搞清楚造成市场失灵的效率缺陷的原因何在。具体说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存在着可以支配需求或供给的市场权力（自然垄断和经济垄断）。这种市场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竞争障碍实现不了完全竞争的条件，价格的信息功能、平准功能和配置功能至少部分被抑止了，产品数量的调整受到干扰。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的配置功能如（技术性）外部效应所损害，这种技术性外部效应是不通过市场发生作用来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生产函数和效用涵数的。最为突出的是外部负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受损者没能通过市场获得相应补偿，以致市场配置功能受到损害，这种干扰促使私人部门从事具有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达到过份的程度，使得伴随的外部正效应的活动显得太多。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公共货物进入经济主体的需求范围。社会货物与私人货物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消费的排斥性。一个经济主体若使用一种私人货物，那么这一私物就不能为其他消费者所拥有。而一个经济主体在享用社会货物时却不妨碍其他消费者享用同一物品。这种情况驱使各个经济主体一再试图无偿享用社会货物（搭便车现象）。与私人货物不同，在存在社会货物的条件下，难以将不付款者排除在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这种排斥的无效性就是私人经济主体不能提供社会货物的原因。
上述情况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无法克服市场失灵，由此产生的效率缺陷应由财政的配置职能予以解决。
市场失灵的另一极端就是国家失误，按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国家失误是指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尽管拥有所需要的经济政策手段，并了解其运用和作用方式，但并未实现既定的福利目标。
国家失误，在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计划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国家过度地卷入经济，会造成难以容忍的效率损失。现实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而追逐市场化的改革。改革的实践表明，市场是个无可辩驳的高产生产的组织者，但并不意味着否定计划的作用，也不否认经过科学计算而制订计划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国家失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国家干预与干预到何种程度而展开讨论的。30年代大危机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曾十分迷信国家干预，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认为，仅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国家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政策目标。但随着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出现，国家干预主义在世界各国开始遭到各种各样的批判。经济理论界掀起了—股向古典经济学反动的反凯恩斯思潮，但有些国家（如日本）仍然把国家干预作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也十分重视国家干预的作用，情况错综复杂，但总的看来，效果并不太好。
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误分别从两个极端分析了市场和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这说明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同样，国家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受到谨慎约束。
二、社会货物与财政的配置职能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形成的财政职能揽括了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覆盖了企业、家庭的经济行为，根本不存在市场配置与财政配置如何处置的问题。实践表明，这种单纯依靠财政配置资源的体制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面临—个如何处理财政配置与市场配置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包括数量上的关系，范围划分的原则。
1.关于财政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在量上的关系
一般认为，财政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在数量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消耗性支出加上税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越大，财政配置资源份额也越大，反之，则财政配置资源的份额就越小。这反映了财政部门占用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在既定资源总量下公共部门使用这些资源，就排除了私人部门运用的可能性，政府通过直接占用私人经济的—部分收入，相应减少了私人经济可用于投资的生产资源，同时，也减少了私人部门经济对货物的购买力。因此消耗性支出加上税收支出大体上反映了政府在私人货物和社会货物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情况，也反映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和范围，财政配置资源涉及财政对实际资源的直接使用，而转移性支付仅涉及再分配应被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因而，不应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来测量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大小，此外，衡量财政配置职能时，应注意与此有关的另一问题——排挤效应。财政支出会在民间部门对储蓄需求的基础上增加一种政府对储蓄的需求，在货币供给量、储蓄流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结果是储蓄价格——利率上升。如果利率上升，由于政府有征税权和货币发行权，被迫减少资源占有份额的将永远是民间部门。但是，政府配置资源对民间部门资本形成的影响程序，需视利率变化情况而定。
2.关于市场与财政的范围划分原则
一般认为在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部门介入经济才是必需的。国家财政只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拾漏补遗的作用，所需要解决的只能是市场不能解决的，或解决不好的事项。财政的配置职能主要解决社会货物的供给，外部效应，维护有效竞争。因而，财政配置职能是以“市场失灵”为标准，以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来界定。换句话说，由于社会货物、外部效应以及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上述观点是西方社会货物理论的逻辑演绎。下面就社会货物理论与财政配置资源的关系作进一步阐释。
货物按其技术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与排斥的不适用可把货物划分二类：社会货物与私人货物。社会货物理论是财政配置资源的理论基础，这如同消费者与厂商理论是私人部门经济即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基础一样，正确理解社会货物与私人货物的特征无疑有利于我们处理市场的配置职能与财政的配置职能的关系。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社会货物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般是不存在的，市场是不适宜于这种社会货物的，所以当市场权力和外部效应完全损及市场的协调功能时，效率缺陷的原因只能以社会货物存在上去寻找理由。
私人货物由于其所有权上的排他性和消费上的竞争性，私人货物产权上和消费中都可分割，生产者可将它划分为可计值的单位，向消费者单独索取报酬。因而私人货物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市场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相反，社会货物却不同，由于他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斥原则不适用，想排斥他人分享利益不可能，即便可能，费用太昂贵，在发现可行的排斥技术之前，社会货物也是必须的。此外，消费者可不付款即可分享消费，人们就不会对社会货物出价，显示其偏好。所有的消费者都照此办理，就不会存在对社会货物的有效需求，这就无法按惯常的私人消费者的市场机制进行交易，由此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供应方法。于是预算的政治决策过程通过消费者投票来显示其偏好的方法就被引入了财政领域。这也正是政治过程被牵连进去必然代替市场机制的原因所在。必须用选举投票来代替货币投票。由于投票人知道他将接受投票结果的支配，他就会使投票结果尽可能接近自己的偏好，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通过投票所做出的决定便成为通过市场的显示偏好的替代物。投票结果只能近似于此问题的偏好——其接近程度则有赖于投票过程的效率以及偏好的同质情况。财政预算配置资源提供社会货物，其基本任务就是设计一种选举制度使消费者显示偏好，以设计—个确定税收、支出的制度，使其非常接近有效定价原理。通过政治投票过程就有助于社会货物的有效需求的显示，从而决定预算规模。预算配置资源显然不一定的能够寻到最佳解决办法，但只要可行也同样有效。由此可见财政配置资源明显不同于市场配置资源，前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要决定国有经济到底应有多大规模——不仅政府应该做什么，而且有多少国家资源政府应加以支配——除用政治手段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