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收购已经完全不是一种自愿的买卖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所谓的“大扫荡”，就是军队强行进入非占领区搜索物资，一旦发现物资便按照军方规定的价格，让军方指定的商社强制买下，也就是象征性地给点钱，稍不服从就是杀戮。演变到最后，就成了中日军队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争夺战。而“三光政策”的出现，就是这种物资争夺战的高潮。
尽管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财阀势力没有动枪，也没有用炮，但是其行为却与军队完全捆绑在了一起。军队打到哪里，财阀势力便跟到哪里，如影随形。他们相互勾结，大肆夺取中国的各类物资和资源。与夺占中国的民族资本相比，对粮食等基础物资的掠夺更加充斥着暴力和杀戮。中国出现大饥荒，中国人大量饿死，则是这种抢食行为必然的副产品。
在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背后，分明可见的是三井物产活跃的身影。
鸦片的阴谋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还在中国主导了鸦片交易。那个时候，贩卖鸦片就跟贩毒一样，可以迅速获得极高的收益。为了筹措军费，日本军部不a今连云港。
惜违背已经签字承诺的国际鸦片禁止公约，在中国贩卖鸦片。而三井物产，则是日本军部鸦片政策的承办机构。
三井物产在鸦片贩卖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鸦片被总督府列为特种商品，一般商户被禁止销售鸦片，必须拿到特种经营许可。台湾总督府把鸦片的独家经营权授予的，正是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向台湾输入的鸦片主要来自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因此在鸦片的货源方面，三井物产比其他任何一个财阀商社都具有优势。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一爆发，三井物产就接受日军特务机关的命令，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一度曾是日本在华销售鸦片的独家供货商。
三井物产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基本路径是，由三井物产在印度和中东的支店负责收购，装箱运到上海，交给日军特务机关，然后再卖给中国的鸦片商。在这一链条中，三井物产只赚取进口的相关费用，销售的利润大头则全部被军部拿走。所以，三井物产在中国经营鸦片主要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完全配合军部的需要，为军部的鸦片政策提供商业便利。
从1938年初到1940年末，三井物产一共向中国输入了近32万公斤的波斯鸦片，总价值近1170万日元，所获得的近7000万日元的利润全都给了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日本侵华的核心机构兴亚院。在日本军部的御用商社昭和通商成立后，三井物产曾一度暂停鸦片交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鸦片从中东输入中国的路径被阻断，日本通过被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开始在中国内地大量种植鸦片。这些中国自产的鸦片主要来自绥远省的察南和晋北地区，即所谓的“蒙疆产鸦片”。三井物产再次利用其在中国支店网密集的优势，主要负责收购这些中国产鸦片，并将其大部分运往上海。
没有比鸦片更能赚钱的生意了。它不仅能填补军费的不足，甚至还可以当做硬通货，在筹措粮食时交换物资。更何况，鸦片对于中国社会的腐蚀、对于中国国民身心的摧残，其侵害程度比之枪炮毫不逊色。鸦片是射向中国人的“无声的子弹”，三井物产无疑直接参与了这场“隐形的战争”，在肮脏的交易中与恶魔共舞。
战争给三井物产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1931年侵华战争开始后，三井物产的纯利润便开始年年递增，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纯利润已是1931年的2倍，到1941年日本对盟国开战后，纯利润更是达到了1931年的近5倍。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三井物产中国支店的交易额占到其所有海外支店交易总额的85%。就算把日本国内的支店也算进去，这一比例也能达到50%以上。
借助战争，中国成为了三井物产最大的掘金地。
劳工的血泪
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三井矿山公司向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这纸判决，揭开了二战期间日本绑架中国劳工的问题。这次的主角，还是三井。
三井矿山是三井财阀在战前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日本最大的采矿企业，其煤炭开采量占到日本煤炭总产量的25%，铅和锌等有色金属的产量则占日本总产量的近80%。在机械作业尚不发达的年代，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对三井矿山这样的大企业来说，所需要的劳工数量更是要以万计。
战事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国内的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不仅成年男子都当兵去了，就连十几岁的少年也被陆续送上了战场。这样一来，日本的工矿企业就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到战争后期，日本军队开始在中国强行绑架劳工，把中国人抓到日本去做苦力。从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大约有4万名中国人被绑架到日本，分配到135处地点做苦役，其中有6830人在残酷的劳役中死亡，死亡率高达17.5%。
三井财阀系的企业是吸纳中国劳工的主力。
1944年8月，133名中国人被强掳到三井矿山的日比精炼所。在他们当中，有1人死于赴日途中，24人死于日本，1人死于战后归还途中。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北京的通州区被绑架的。
龙德庆，1944年在通州永乐店镇被绑架，在天津塘沽集中营被关了一个月左右，之后被送往日本。跟他同村的还有3个人也被绑架，其中1人逃跑不成，被抓回来活活打死。在三井矿山日比精炼所，龙德庆的“工作”是把炼铜后的矿渣装上手推车，运到几百米外的海边卸下来。由于长期食不果腹，龙德庆的肚子瘪进去一个坑。
1944年的一天早上，12岁的何庆仁醒来时不见了父亲，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他和母亲、7岁的妹妹相依为命，要饭、借钱，生活凄惨。日本投降后，跟父亲一道失踪的亲戚何万园带回了父亲的遗骨。直到这时候，何庆仁才知道父亲失踪，原来是被绑去了日本。
所有中国劳工的命运大体上都差不多。被绑架后送到日本，在三井矿山这样的工矿企业里充当苦力，每天超长时间劳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没有任何生存保障。挨不过去的，就死在了日本，亲人等到的不过是一包遗骨。侥幸挨过去的，身心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在今天的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日比观音院里，立有一块中国受害劳工纪念碑，上面刻有死于日比精炼所的25名中国劳工的姓名和籍贯。
三井矿山的日比精炼所只是强掳中国劳工的冰山一角。三井矿山公司在日本的福冈和北海道拥有多处矿山和冶炼所，其子公司北海道炭矿汽船也是吸纳中国劳工的重点企业。三井矿山所属的三池煤矿是日本最大的一座煤矿，其产量约占日本总产量的8%，仅这座煤矿中被强掳来的中国劳工就有2480人。
整个战争期间，三井财阀系的企业强行使用的中国劳工，总数多达近万人，其中有近2000人死亡。
从2000年开始，15名受害中国劳工开始了对三井矿山和日本政府的民间诉讼。本节开头提到的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最终在2004年被福冈高等法院撤销。福冈高等法院虽然认定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强行将中国劳工绑架到日本做苦役的事实，但以原告的赔偿请求在提起诉讼之前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赔偿请求。
另一桩45名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三菱矿业公司的案子，也在2009年以终审驳回中国劳工的赔偿请求而告终。尽管没有获得赔偿，但日本法院还是明确判定了政府和大财阀企业联手从中国强掳劳工，逼迫他们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事实。这再次不容争辩地证明，三井财阀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所谓的“山西事件”
对于“三井财阀是日军侵华的帮凶”这一句评语，三井的大佬们恐怕都不会接受。在他们看来，虽然三井从战争中挣了不少钱，但是三井跟军部的“合作”并不愉快。所谓“伴君如伴虎”，三井对军部的迎合是被动无奈的，不然前任大掌柜团琢磨也不会被暗杀。这也正是三井财阀在二战刚结束、还没有遭到强制解散前，乐观地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的依据所在。而支持这一论断的，还有所谓的“山西事件”。
三井物产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日本商品很多，难免就有一部分以各种不明途径流入了非占领区。日军每新占领一个地方，总能发现新占领地已经有了不少日货，特别是日本产的橡胶轮胎，这既可以是民用品，也可以是军需品。军部对这些物资流入非占领区非常恼怒，最终决定杀鸡儆猴，给日本的商人们提个醒。三井物产设在中国山西省的太原办事处正好就撞到了这个枪眼上。
三井物产太原办事处的所长山本正二未经日本军部的许可，把小麦、芝麻、纸、火柴等一批价值21.5万日元的杂货物资给卖了出去。在日军占领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受到军部统制，未经军部许可的买卖都属于违规。偏巧日军在一个新占领区发现了印有三井商标的商品，这就成了治办三井物产的“罪证”。
此外，山本正二在开设太原办事处时，向中国人租用了办公场所。根据军部的统制规定，每个月的房租不能超过250日元，但是这个统一划定的价格实在低得离谱，连山本都对这个定价觉得过意不去，因而在签约的时候把房租定为800日元。这也被军部视为是“目无法纪”。
凡此种种，说起来都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日货流入非占领区，根本不是三井物产所能控制的，但是驻山西的日军参谋部却于1943年9月9日做出了将三井物产太原办事处的负责人山本正二监禁十年的处罚决定。
如此严厉的惩罚，让三井高层集体慌了神。此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合并了三井合名会社，是三井财阀实际上的母公司机构，三井物产的会长向井忠晴也顺理成章地就是三井财阀的大掌柜。这位新任的大掌柜有飞机恐惧症，却在军部的处罚令发出后，立即飞到山西向军部谢罪。据说向井忠晴后来再也没坐过飞机，这一次的飞行成了他在三井的告别演出。
军部一发怒，后果很严重。最终，以向井忠晴为首的所有三井物产高层管理人员集体引咎辞职，太原办事处关闭，总领家三井高公作书面检讨。军部“惩一戒百”的手段，让如日中天的三井锐气大挫。
三井再失一员大将。没有人会料到，向井忠晴竟会是三井财阀史上最后的大佬。日本战败后，向井忠晴从政，出任首位日本贸易厅长官，后在吉田茂的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三井物产也因为这次事件，显示出其作为三井财阀母公司的脆弱性。1944年，三井财阀再次对机构进行改组，把三井物产担当的母公司职能剥离出来，成立了股份制的母公司“三井本社”，资本金高达3亿日元。
三井财阀剧烈的人事变动和组织结构变动，看似有些突然，却是与军部相勾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与狼共舞”，固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可稍有不慎，也会引火上身。1943年的“山西事件”不过是一次预演。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属于三井财阀的厄运才真正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