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满洲的“五年开发计划”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日本通过这次事变，以武力夺取了中国东三省，并在翌年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在东三省，即满洲，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
1934年，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纲要》，等于是把日本国内的经济统制政策搬到了满洲。这份纲要提出，日本要在满洲积极发展重化学工业、关系到日本国际收支的原材料生产业，以及武器生产等产业。而所谓的原材料生产则包括石油、矿石、金矿、制盐、棉花栽培、家禽饲养等等。
在满洲有着雄厚经营基础的三井财阀积极响应这份指导纲要。由三井物产牵头，联合其他三井子公司，开始了在满洲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如表所示）。
三井财阀1933—1936年在满洲的投资活动一览表信息来源：《日本现代史——三井集团》，廖达斯著，日本研究所（香港）1989年出版。
在此期间，三井财阀系统的公司除了三井物产之外，一些直系子公司和旁系子公司，例如日本制粉、小野田水泥、台湾制糖等也都纷纷进入满洲，并迅速垄断了其相对应的行业。整个满洲市场上充斥着日本商品，1935年，日货在满洲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5%。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商社的三井物产，则在这一轮满洲经济开发中进一步扩大了所控制的商权。
更大的商机出现在1936年之后。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整个国家加速倒向法西斯军事政权，中国的东三省也被绑在了日本军需工业化的战车上。
1937年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出台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把满洲作为日本军需工业的基地，“一旦发生战争，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同时通过在当地开采紧缺资源，进一步培养日本的经济力量”。这份五年计划的主旨就是要在军需领域增产增能，在短时间内将满洲的铁矿石、煤炭、钢铁、液体燃料、武器的生产能力扩大2～5倍。为此，总体上预计需要约25.8亿日元的巨额投资。如此野心勃勃的经济扩张计划，当然离不开财阀的支持。
从1937年开始，三井系的重工业部门如三井矿山、芝浦制作所等也都陆续进驻满洲开发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38年成立的资本金高达5000万日元的“满洲合成燃料”。三井矿山是日本最早进行人造石油研发的公司，那个时候中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未被日本人发现，为了满足战略需要，关东军指示三井方面同时在满洲制造人造石油，这个“满洲合成燃料”就是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的特殊公司。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反映在三井物产的交易明细上，就是对满洲的机械交易额猛增。1930年三井物产满洲支店的机械交易额是439万日元，到1937年则超过了3430万日元。在这些机械产品中，武器及军用品的比例超过了22%。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的全面打响，关东军司令部对事关军备后勤的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制，农产品须由指定的日本商社统一收购。在大豆、米、小麦、杂谷等重要的农产品收购中，三井物产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差不多把持了一半以上的收购量。
不过，三井财阀对满洲重工业的投资，与其他日本财阀相比，力度并不算大。对重商的三井来说，控制销售渠道是比投资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比如取得其他财阀的产品如住友金属、满洲住友钢管的销售代理权，这比直接投资的获利还要来得快。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洲五年开发计划中，冲在最前端的新兴财阀日产，其统帅兼创始人鲇川义介，在年轻时曾故意隐瞒其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以民工身份进入三井旗下的芝浦制作所打工，偷师锻造工艺。三井在无意之中，居然培养出了一个拓殖满洲的急先锋。
蚕食中国的民族资本
华北地区是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储藏着中国56%的煤炭和46%的铁矿石，山东半岛的工业盐生产和物流成本，更是只有满洲的一半。对于日本而言，华北作为一块巨大的资源供给地，其经济价值要远远超过满洲。通过打响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迅速占据了华北地区的腹心地带。
在1937年之前，三井物产在华北地区几乎没有投资。伴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推进，三井物产的商业活动也跟着展开。哪里被占领，哪里就有三井物产的身影。通常，日军占领某一地区后，会把当地的工厂交由军管，或者委任给日本的企业经营。三井就和其他日本财阀一道，从中国的当地政府和民族资本家手中大量接收工厂，就地收编。为此，三井物产在中国的支店几乎全员发动，跟在军队后面忙于收割“战果”。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就开始出资培养“清国商业研修生”，从日本的中学生中选派人才送到中国学习，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批自主培养的人才学成之后，便进入到三井物产在中国的各个支店去工作。到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三井物产在华工作的员工已经超过1000人。这部分人组成了一支极富战斗力的“商业军队”，这支“商业军队”虽然不杀人放火，但是抢占资源，把“你的变成我的”却丝毫也不含糊。
在日军占领区，要接手的事业很多，当然不可能样样都揽到自己兜里，这就需要精挑细选。与其他财阀相比，三井财阀接收的事业含金量都比较高，这要归功于三井物产积极同军方的交涉。
由于三井物产在煤炭经营方面有多年的中国市场经验，以此有利条件积极游说军方，让三井财阀接收了大量优质的矿产事业。例如，1937年接收热河矿山，主要进行铜、锌、铅等有色金属的采掘和提炼。1938年接管安徽的淮南煤矿，1939年又接收了河北的三宝矿业和山东的中兴煤矿。
中兴煤矿和当时的开滦煤矿、抚顺煤矿一道，并称为“中国三大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中兴煤矿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三井矿山在日本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类企业。日军打进山东时，蒋介石曾一度想把中兴煤矿炸掉，但最终还是保全了下来。日军占领山东后，就把中国这块最优质的民族资产交给三井去经营，三井将其改名为“中兴炭矿营业所”。日占期间，三井一共从中兴煤矿挖走优质煤炭1333万吨。
淮南煤矿是三井接管的又一项优质资产。淮南煤矿名义上由中日合资，但实际上中方资本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三井矿山是日本的四个出资方中持股比例最多的，占20%。日占期间，淮南煤矿被掠走的煤炭约1230万吨。矿产资源的开采对日军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三井接管的这些矿山无一例外都被疯狂地开采和掠夺，大量中国劳工被强行征作苦力，稍有反抗就是刺刀和子弹。三井物产中国支店的煤炭交易额在1938年时还只有1314万日元，到1942年却一下子猛增到8349万日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井物产从中国的煤炭交易中所赚取的每一分钱，都沾着中国矿工的血。
除了资源类企业外，面粉业也是三井财阀重点夺取的领域。在当时，面粉业是和纺织业并列的中国民族工业。三井物产利用其对面粉销售市场的支配优势，帮助三井财阀的子公司日本制粉和东亚制粉成功获得了华北地区6个中国工厂的委托管理权，还在1940年收购了3家面粉厂。这些被三井财阀控制的面粉企业，全部产量达到了当时中国面粉总产量的63%，三井物产也由此获得了中国面粉交易的绝对控制权。
三井通过投资和改组中国民族资本获得的企业还集中在烟草业和蛋业。烟草业的投资有东洋烟草、武汉华生烟草和南国烟草，蛋业的投资有扬子蛋业、东亚蛋业、汉口蛋业和上海仓库信托。不用说，烟草业的利润是非常高的，而蛋业主要是加工点心原料向欧洲出口牟利。
在日本对盟国宣战后，三井物产还得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在华投资项目。通过军队的开道，三井财阀在侵华战争期间蚕食了大量中国官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企业，壮大了自身实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财阀和军队一样“嗜血”。
“三光政策”的背后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经实行过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这一政策实行的高峰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是日本对盟军宣战之后，重点地区在中国的华北平原一带。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军需后勤的供给是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战线迅速拉长，军需物资，尤其是粮食供给就成了一大问题。日军控制的大片占领区要维持基本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秩序，基本的粮食供应也不能断。由于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粮食必然会供不应求。军用粮食和一般民用粮食的缺口，就成了摆在日军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盟国成了日本的对立方。这样一来，原本可以进口粮食的途径也被阻断了，粮食供应的缺口越发严重。
财阀商社在调节日军粮食供给方面起着主心骨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爆发，三井物产在中国各支店的谷物、肥料交易出现了异动。
1936年三井物产中国各支店的谷物、肥料交易额还不到1000万日元，但从1937年开始，交易额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到1940年时，交易额已经达到近2.15亿日元，1942年更是猛增到惊人的5.27亿日元。这一交易异动的背后，正是日军对粮食需求不断扩大的胃口。
在这一时期，以三井和三菱为首的财阀商社负责从中国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运送到日军部队和占领区。三井物产是日军指定的粮食收购商，其收购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正常的交易买卖，也就是和平方式，另一个就是强取豪夺，也就是武力方式。
在粮食危机越发严重的情况下，三井物产从中国农民手中进行正常收购变得越发困难，即便有中国傀儡政府的支持协助，也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为此，三井物产扩大了在中国内地的支点网。1939年在湖南石门、山西太原、江苏的海州a和徐州、河南开封，1940年在山东的归德和济宁，1941年在河南新乡，1942年在河北的保定和邯郸、山东的德县和龙口、广东顺德等地均增设了办事机构，把粮食收购的大网撒向中国的纵深腹地，甚至一般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也活跃着三井物产的社员。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一方面是战争对中国基础农业的破坏，再加上1939年的水旱灾害，动用武力强行收购就成了三井物产越来越常用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军队反倒成了三井物产的辅助，是帮着收购粮食的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