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每一场演讲，都受到了国人狂热的追捧。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等连篇累牍地刊登罗素的行程，报道其演讲的内容。据说，当时正在上海逗留的孙中山也受到了这股热潮的影响，打算邀请罗素去赴晚宴，但由于罗素离沪而作罢。
罗素抵达上海后，全国各地的学术团体都争相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主办方的安排下，罗素先后又到杭州、南京、长沙等地，一路走，一路讲，均大受欢迎。在长沙演讲时，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亲自出面宴请罗素，并再三挽留罗素多停留几日。但罗素当时急于到北京大学讲演，便婉言谢绝了。
终挂大学招牌
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一手策划的罗素中国之行，是研究系介入社会教育事业、面向国际学术界的一次精彩亮相。而由他们接掌的中国公学更是巧借东风，扶摇直上，成为最大的赢家。
1921年春，因刘秉麟留学英国，张东荪正式接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一职，但入校之初的经历并不愉快，遇到了校内旧有势力的阻挠，一度引发风潮。
不过，好在有梁启超的大力推荐和幕后支持，此次风潮很快平息。在张东荪操持下，中国公学迅速完成学制变更，“课程内容逐渐改革，中学实行三三制，商科亦分银行、会计、秘书、贸易各门讲授，以期实用”16。
1921年9月12日，经过全面整理的中国公学行开学礼，王敬芳、蒋百里、胡汝麟等到场演说。当然，这场开学礼的主角是张东荪。
具体的办学理念，张东荪已是考虑再三，显然成竹在胸。在这次开学演讲中，他重点讲了三个要点：
第一，鄙人以为学校为社会的制度之一，不仅为教育机关，真正的德穆克拉西必建筑于乡村等小组织，小组织之中心必在学校。盖学校一方面造就新人物，他方面则使已得知识者得更深之研究，可见学校乃文化之总汇、知识之泉渊，不仅使文化不断，且使其继长增高。若将学校单纯视为教育子弟之所在，则未免太轻视矣。
第二，鄙人以为中国现行学制过于机械性，故所造就者多为废物，夫所教育之人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活动有为之地位，则必系教育方法有误。故鄙人以为改造社会，与适应社会，为一事之二方面，并非截然两物，若新人物在社会上其才力不能取得有力的地位，则社会又焉能改造。平心论之，今日中国之社会隙罅甚多，若有才能，不患无以自见，故所谓适应，实兼有创造之义，因此决定改学科制，发挥个性，并注重职业。
第三，鄙人以为学校内部组织，必以教员之集合的精神为主体，务使学校等于学术研究会，而学生应于保育的精神下实行自治。
开学翌日，校长王敬芳即布告全校，授权张东荪代行校长职权。由此，张东荪便积极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聘请国内名师到校任教，并请好友舒新城主持学制改革。办学的目标，是兼顾高中的同时，尽快将公学升格为大学。
1922年春，研究系的另一名干将张君劢（原名嘉森）自德国归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便第一时间邀请他加盟中国公学，并准备将代理校长之职相让，让其放手筹办大学。
一开始，张君劢还踌躇满志，即便私人生计全恃借债度日，却全身心投入中国公学事务，打算将原来的中学部改名为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迁往另外的地方，而在原址基础上将商科升格为大学。但很快，张君劢就感到事非所愿，力不从心，核心还是在于经费短缺：“至于接手公学一层，如不得二百万，森决不接手。以东南大学常年费四、五十万，同济约二十万，若中国公学并十六万而无之，则大学虽开，决不能办得有声色。”17
这还真难坏了梁启超一班人，顿觉当初接手中国公学确有考虑不周，“前在天津所商公学办法，纯粹为一种章程学制问题，而物质上之准备，原来并未将现状十分考察”，由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由蒋百里提出三点建议：一、由福中公司担保，借款六万，作为新建校舍之用；二、催促政府尽快兑现元年六厘公债承诺；三、继续聘请张东荪担任教育长或所谓科长一职。
从后来的情况看，经费问题似乎解决得并不理想。张君劢眼见大事难成，遂又将重任交还给张东荪，另谋高就去了。而张东荪其实也早已是焦头烂额，心生退意。这时，恰逢与张东荪颇有交情的学者陈筑山由美国归来。陈筑山是贵州贵阳人，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专门部学习，后又到美国考察两年，与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曾有良好互动。于是，王敬芳又请来陈筑山，聘其担任代理校长，继续筹办大学。
苦心人，天不负。1922年秋，教育部传来好消息：令准中国公学商科专门升格为大学。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公学终于挂起了大学的招牌，总算圆了梁启超等研究系同人酝酿多年的一个梦。
到了第二年夏，由于商科大学“来学者日盛”，“势不得不力图扩充，又因添办高级中学，吴淞校舍实不敷用，故将商大迁移上海”。大学迁往上海后，租定静安寺路赫德路（今常德路）转角一所大洋房作为校舍，于1923年9月开学。
而已经选择离开的张东荪，其实一直未能彻底脱离中国公学事务。1924年3月27日，张东荪致信梁启超，继续为中国公学争取基金：“筑山因公学分淞、沪两校，精力不及兼顾，屡与荪商，欲荪任沪校，即专办商科是也。筑山为此提议，已多至四次，皆为荪所拒，惟近来荪意亦颇动，盖公学生命即在六万一事。此事若成，不但可办，且可办得格外出色，彼时吾辈在南方，左有自治学院，右有中公大学部，自可与北大、东南鼎足而立。否则若六万无着，则并现有之局面亦不能维持。故此事前提即全在六万一事。尚望先生以全力进行，非仅公学生死关系，实吾辈事业生死关系也。”这意味着张东荪决定重返中国公学。
4月3日，张东荪再度致信梁启超，谈的依然是公学基金问题：“故荪对于中国公学年息六万一事，认为十二分重要。盖此事若成，有许多人物可罗致也。”第二天，陈筑山也致信梁启超求助，恳请解决基金问题：“筑与东荪深谭数次，觉着公债保息事，大胆为公学生死之关头，而亦我辈对于国家前途所怀抱之成败。……保息事，极望先生出死力与商叔鲁，否则终成泡影，下学年公学便不知如何维持。”
对于他们寄予厚望的这笔经费，办理前景依然不妙。1922年，中国公学董事会就曾呈请政府依据元年国务会议原案，“拨元年六厘公债一百万元为补助金”，被财政部于1923年、1924年先后拨给公学整理公债票40万元。但由于此项债票未经指定的款付息，因而等于一堆废纸，全无价值。后来尽管领到一些利息，但毕竟是杯水车薪，而中国公学的日常运行，只能依靠校长王敬芳东挪西借，勉强维持。
为此，梁启超与王敬芳向时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字叔鲁）几度争取，均告失败。1924年4月23日，梁启超无奈地给张东荪、陈筑山两人写信，大吐苦水：
公学保息，依现在情形，恐难办到（往后希望亦甚少），吾为此事及报馆事与叔鲁曾三度言之（公学暑校事，现时亦难回答，因内人之病，西医早宣告不治，现亦无甚起色，恐夏间决不能离家南下），毫无着实结果，抟沙为公学事几与彼挥拳矣。仰面求人，总不足恃，徒怄气奈何。18
言语之间，颇含沮丧之情。
即便如此，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并未完全泄气。中国公学经费百般困窘的时候，梁启超曾拿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千余元稿费，以作应急之用。而张东荪则不忍见陈筑山抱病独撑大局，两地奔波，遂重返中国公学。1924年夏，中国公学董事会决定废除代理校长，改设学长制，协助校长总揽全校大政，并推举张东荪任商科学长，陈筑山则专办高中。
本想梅开二度，只可惜，这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吴淞校舍被浙军所占，“其时戎马纵横，师生星散”，不得已高中遂又停办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张东荪将商科迁回吴淞，“同时延约海外名彦，计划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系，期于一二年间陆续开办，酌采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之制度”19，打算好好再弄一番动静，将中国公学办成中国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
在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期间，广延名师，不拘年龄，不分党派及政治背景，凡是学有专长的，均大胆延聘。据粗略统计，共延揽包括留德归来的俞颂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郭梦良，师从马寅初、马叙伦等名家的王效文，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高践四，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郭传治，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谢冠生等20余位名师，其中很多都是与研究系关系密切或在商科、经济科等方面颇有成就的一流学者。
对于张东荪主持的中国公学，受其聘请到中国公学任教的俞颂华曾回忆说：“他办学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是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是，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不然，我相信中公一定能如北大和燕大一样有悠久的卓著的成绩。”20这也算是知人之论了吧。
当然，没有梁启超，就没有张东荪。作为中国公学的实际“掌舵者”，梁启超一直努力经营，呕心沥血，在苦筹经费无着的时候，曾拿出私人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千余元稿费，作为应急之用。而对于中国公学的大小事务，总是百般筹划，尽力成全。可惜的是，1923年之后，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且兴趣转移，已无精力再更多过问中国公学事务，而将之全盘托付给张东荪等人。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占上海，张东荪被“目为学阀，加以通缉者，不止一次”，只得逃到租界避祸。而中国公学则由国民党认可的何鲁接手。
从此，中国公学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研究系时代。一年多后，梁启超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而逝，只留下无数传奇，任后人评说。
1 梁启超：《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见《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3版，250页。
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577页。
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80页。
4 梁启超：《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3064页。
5 蒋百里致张东荪函，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93—594页。
6 《爱智会之成立》，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14页。
7 张东荪致张君劢函，《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四号，1920年7月15日，18页。
8 张东荪致蒋百里函，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94—595页。
9 张东荪致梁启超函，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651页。
10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2月第1版，99页。
11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139页。
12 《引领青年思潮 讲学社简章现身梁启超专拍》，东方网，2012年10月19日。
13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72页。
14 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第1版，184页。
15 《罗素在沪之讲演》，原载《晨报》1920年10月17日，转引自曹元勇《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149页。
16 《（中国公学）史略》，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145页。
17 张君劢致梁启超函，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614页。
18 梁启超致张东荪、陈筑山函，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653页。
19 《（中国公学）史略》，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146页。
20 俞颂华：《论张东荪》，《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1版，322—323页。
梁启超为中国公学纪念刊题字。
图为罗素，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便是中国公学。
图为张东荪，他与梁启超在办学理念、政治理念上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