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张东荪还是被梁启超的鼓励和承诺打动了。他决定接受邀请，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甚至打算为之放弃《时事新报》主笔及《解放与改造》主编等职务。对于办学方面，他比较赞同梁启超“改大学”的思路，对蒋百里主张依靠梁启超一人开办讲座提升学校声名的建议“意微有不同”：
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况以任公之性质而论，公谓止要有一人听，即可开讲，我恐纵有十余人听，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故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因此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8
张东荪的加盟，让梁启超有点喜出望外。1920年9月10日，他再度致信张东荪，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意：“公决任教务长，甚喜，惟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据梁启超说，王敬芳听说这个消息后，也是非常高兴，“手舞足蹈”，均对张东荪寄予殷切之望。
由于当时开学在即，立即着手改办大学已不合适。为此，在这封信中，梁启超与张东荪商量道：“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
匆匆忙忙之间，梁启超一把将张东荪推上了中国公学的舞台。
邀请罗素“助阵”
按照梁启超、张东荪的设想，要把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要在公学中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上海方面有自治学院、中国公学与《时事新报》，三者皆能充分发展，则吾辈在南中社会上之根基已不为小”9。
既然将中国公学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不免需要动些脑筋，提升公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时，西方新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而延聘国际性学术名人到中国讲学则成为学界的一种潮流。1919年5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到来，就曾掀起阵阵热潮。
梁启超对此亦有所考量。早在欧游期间，他就关注到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920年4月23日，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资深出版人张元济，“约柏格森演讲事”。张元济对于此事颇为上心，曾多次致函梁启超，商询细节，但后来似乎是因柏氏有事未能成行。
恰在此时，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北大哲学系讲师傅铜赴津看望梁启超，商议聘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这一建议得到了梁启超的赞同。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群中，罗素是个并不陌生的名字。1919年间，罗素的部分重要著作如《哲学问题》《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就被广泛翻译推介到国内。在这些“吹鼓手”中，张东荪和他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就是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
在1919年9月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张东荪亲自撰写的《罗塞尔的“政治思想”》一文，这是国内最早介绍罗素社会政治思想的文章。第一卷第七号上，又发表了沈雁冰（茅盾）的《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进一步阐释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而1920年3月，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更是以“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题，将罗素与实用主义哲学奠基人詹姆士、生命哲学创始人柏格森相提并论，无疑极大程度地提升了罗素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给罗素发出的邀请信是由傅铜执笔的。傅铜，字佩青，河南兰封（今兰考）人，早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拜在罗素门下，是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因而，出面邀请罗素来华的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邀请信是1920年5月发出的，“这封邀请信很不正规，并没有标明主聘单位或具体讲学地点，甚至连写信时间也没有。傅铜在信中只是说明要邀请罗素来华讲学一年，酬金除往返旅差费外加两千英镑，讲题包括哲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由罗素本人自定。”10
据罗素本人回忆，1920年6月，他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月的苏俄之行，返回英国时在一堆积压的信件中发现了这封邀请信。访问苏俄带给罗素一种“可怕的心灵痛苦”，让他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式微，为此迫切想到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寻求新的希望”。他立即复电，“十月间可到”。
从罗素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后，梁启超便开始与王敬芳、傅铜等人着手考虑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细节。1920年7月30日，他在给梁伯祥、黄溯初的信里，谈到关于此事初步达成两个意见：一是费用由王敬芳、胡汝麟承担大部分；二是聘请人“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新学会、尚志学会的实际负责人其实都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同道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纷纷献计献策。8月8日，曾陪同梁启超一起旅欧的徐新六（字振飞）来信说，罗素来华，应有一人陪伴在侧，且充当其经理人，因此建议梁启超“作一函”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王宠惠、梁善济、王敬芳、胡汝麟、傅铜、蒋百里等人，请梁善济先生出面召集各人共商办法，并建议制作一本通俗介绍罗氏学说的小册子，或由共学社出版，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将来销行之数必在五千册以上”。
同一日，傅铜再次来信，商量关于聘请人及招译罗素丛书等事宜。傅铜说，他曾与教育部官员沟通，想请梁启超拟一公启，分送全国各地，“公启中宜言明所集之款，如不足则由某人或某团体补足之，如有余则以之聘请他人，如拍尔哥宋（即柏格森），或继续聘请罗素”“后者若为其结果，或可立一名义，如‘国外名哲聘请团’，团中之款项如继续增加，则聘请之名哲即继续增加”。
正是此议，促成了讲学社的诞生。
1920年9月，讲学社应运而生。“该社带有半公半私的性质，言其为公，是因教育部每年补助2万元；言其为私，盖个人提供的财力亦不在小数，如罗素之来华，王敬芳、胡汝麟便负担了大部分费用。但该社名义上仍是私人组织。任公在发起讲学社时，决定不完全依赖政府。”11
作为发起人和领头人，梁启超更是不遗余力，四处周旋，筹备讲学社各项事务，并亲手拟就《讲学社简章》：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12
按照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设想，讲学社以中国公学为大本营，再延揽一些学校、团体加盟，每年邀请一名西方学者来华讲学，“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正如学者彭鹏所说，“筹划此事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颇有借此为中国公学扬名之意，前揭建议‘以中国公学出面邀罗素’即是例证。此外，梁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亦见其抬举中国公学之心”13。
在梁启超等人的精心安排下，1920年10月12日，罗素带着他新结交的女友勃拉克小姐历经一个多月的航程， 抵达中国上海。
罗素提前谢幕
罗素中国之行的开端，便充满了隐喻意味。
经过洽商，最终出面邀请罗素来华的是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及上海中国公学四个团体。罗素来华之前，1920年8月26日，四团体代表假欧美同学会会所讨论有关接待事项，决定各团体均派代表专程赴上海迎接，以示隆重。会议公推欧美同学会会员、清华学校教师赵元任，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干事、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景莘，欧美同学会会员、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等人轮流担任口译，傅弼等为接待员。
根据梁启超的安排，中国公学方面由即将出任教务长的张东荪等人在上海负责接待和组织工作。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是出资人，更承担着“幕后总策划”的重任。
颇有意味的是，罗素快抵达中国的时候，本来扮演着罗素来华“前线总指挥”角色的梁启超正在赶写一篇重磅文章，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写了五六万字，还感觉收不住笔，“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在他看来，“其实对罗氏亦不必行亲迎礼也”，于是写信给张东荪，改派蒋百里前往码头迎接。
结果，还真出了岔子。据罗素本人后来在自传里回忆：“当我们抵达上海时，最初无人来迎接我们。我从一开始就隐约有点怀疑，这个邀请也许实际上是开一个玩笑，为了证明这个邀请是真诚的，我曾要中国人在我出发前预先付我旅费。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花125英镑开一个玩笑，但是到了上海无人来接却又使我们担心起来。我开始想也许不得不夹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然而，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我们的朋友把船到达的时间搞错了。”14幸好，只是一场虚惊。
第二天晚上，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会、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及《时事新报》六家团体，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盛大欢迎会，为罗素及勃拉克的到来接风。到会者数百人，除罗素及其女友勃拉克外，还有陈独秀、沈信卿、赵元任、杨端六、张东荪等社会名流。担任翻译的是北京清华学校物理教员赵元任。
据1920年10月14日《申报》报道，当晚的欢迎会7时开始，由江苏省教育会沈信卿主席“首述欢迎大意”：罗素博士非特为英国大哲学家之一，亦为世界大哲学家之一，其学问道德品行，久为我国人素钦仰。此次来华，路过上海，各团体欢迎之，乃乘此不可多得之机也，“其所以欢迎之理由有二：一为中国古来哲学与罗博士哲学相近之处甚多，故极宜欢迎以聆伟论；一为中国思想极需改造，非得富有学识如罗博士其人者不成功”。
罗素本人似乎有点受宠若惊，起立答谢道：“余到华仅一日，已得诸君如许之欢迎，盛意深情，至深感佩，殊令异地来此作客者，起无限之兴趣及快乐，足为将来互相联络讨论之先导。”这是罗素发自肺腑的感谢。紧接着，他又说道：“余来此，颇愿为中国改造社会尽力。以余观之，改造社会及改造思想之捷径在教育。若余苟能效力者，当不辞劳动以达焉。余更将以之为毕生之幸事也。”
罗素的这番话与梁启超等人的初衷不谋而合。梁启超之所以坚持以中国公学的名义邀请罗素来华，一是希望借罗素的声名提高中国公学的影响力，二是希望罗素能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罗素在上海一共待了五天，发表了两场正式演讲，其中10月15日第一场就安排在研究系的大本营——中国公学，演讲主题是“社会改造原理”。在演讲中，他主张：凡人天性，总有两种冲动，一是创造的，一是占有的，“无论何国政治，皆从此二种冲动而生”，“就我所观察，世间好的事情皆从创造的冲动而生；坏的事情皆从占有的冲动而生。就占有的冲动言之，其结果不免无争斗。就创造的冲动言之，不但自己享受莫大的利益，别人也得赏玩之”15。具体到中国，比如在实业发展上，就可以吸取欧美的教训，不要趋欧美后尘，因为欧美国家的实业，因极度发达而产生了视工人为机械、资本家坐享其成等种种弊端，必须进行社会改造，将个人所占有的权力、财力交还给公众，社会才有新的希望。他断言，中国的实业，必有发达的时候，但不希望中国再蹈欧美种种的谬误，最好由同业公会来组织，自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