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的一天，中国公学中学部。
教室里没有了原先的学生用桌，而是摆上了四张形似大菜柜子的柜子，每张柜子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两张长方形的椅子，每边约可坐十余人。柜子的前端后端，各放一把椅子，专供教员或学生演讲使用。教室内置两个书橱，摆放着新出版的书籍，以文艺类居多。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图及名人画像。
学生们走进来，满脸的疑惑，不知究竟。这时候，国文教师沈仲九说话了：“这是你们的图书室，是你们的研究室。现在虽然没有把教室这名字取消，但已经不是教员‘教’的地方，是你们自己‘学’的地方了。教员仍就在这里，但他也和你们一样的‘学’，你们学你们的，他们学他们的，所学的虽然不同，还是一样的‘学’。‘教’是人家给你的，‘学’是自己得来的。你们此后要靠自己，不要专希望人家给你们。你们有疑惑，尽可问教员，尽可和教员讨论，但这疑问也必须你自己发生的，必须你自己从研究中发生出来的。”1
就这样，一场酝酿已久的新教育试验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萌芽。而这个试验，在美国实施的时间也不过两年多。似乎注定，这将是一次充满新奇与期待、迷惘与挫折的尝试。
最早引进这一教育试验的人，叫舒新城，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时年28岁。
踯躅于新旧教育之间
舒新城，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1893年7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东乡的一个叫刘家渡的小村落。舒家世代务农，且是佃农，幸得母亲的操持勤作，物质生活倒也不弱于中产之家。
身为长子，舒新城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垂爱，未满5岁便被送往私塾，“我母对于我的教育理想是要养成一个读书人的态度，同时要能入泮中举以光大门楣”2。1908年秋，舒新城进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是他接触新式教育的开始。
或许是一种宿命，在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之间，舒新城并未对传说中的新式教育产生太多的好感。相反，对于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制和学校统一管理，他的内心充满了厌恶之情，以至于从进入新式学堂的第一天起，就对学校的铃声又厌又恨。
在舒新城的眼里，这沉闷统一的铃声，代表了新式教育缺乏个性、没有自由的管理模式，这与他之前所接受的书院式传统教育“听凭个人努力自由”的格局大相径庭。这种落差，构成了舒新城日后着意于进行教育改革的潜隐心境。
由于这种心理体验，舒新城在后来的学习中，对于教育模式产生了颇多的兴趣与思考，并经常在内心自我叩问当时的教育格局：“这样的教育是不是中国现在社会所需要？从事这样的教育到底于国家社会有什么益处？”
1919年1月，舒新城进入湖南福湘女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暨教育课教师，开始尝试着进行适度的教育改革，“以较新的教学方法，灌输较新的国家知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收效甚微。尤其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福湘女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却死守“男女有别”的礼教教条，检查学生书信，监视学生会客，并严禁学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有一天，一位三年级的女生接到表哥的一封信，被女校长查悉，顿时闹得满城风雨。女校长以该生违反校规为由，坚决令其退学。舒新城据理力争，均告失败，最终该女生负屈而去。见此情形，不久后，舒新城辞职而去。
这时候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教育新思潮纷至沓来。1919年4月，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访华讲学，为中国教育界注入汩汩新鲜血液。由杜威在中国的弟子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掀起的“新教育”运动，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更是让一直关注教育改革的舒新城耳目一新。
在“新教育”声浪的席卷下，湖南教育界蠢蠢欲动。1920年6月，以“湖南新人物”著称的易培基就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甫一上任，就派遣教务主任熊仁安四处招募名师。就这样，当年9月，舒新城“以长沙教育家之头衔”受聘为教育课专任教员，教授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当时受聘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还包括因在浙江一师实施教育改革而闻名的夏丏尊、沈仲九，在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武汉三杰”中的余家菊、陈启天，以及热心教育改革的孙俍工等人。
英雄聚首，必起风云。在这些教育界新锐的精诚合作下，湖南一师大胆尝试能力分组制、选科制等新教育改革尝试。“所谓选科制，一般意义是指将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两部分，允许学生在完成必修外，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及某种特定的需要，在选修科中选取若干门课程进行学习；学科制是指将学生按能力或作业进行分组分科学习，那时中国主要流行的是能力分组。这种能力分组，是指打破学年制，学生按照各自的能力和程度，进入不同程度的同种学科学习，以学科成绩为单位升级，譬如一个学生可能算术在三年级上课，而语文则在五年级上课。”3这种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育人模式，显然颇合舒新城的胃口。
舒新城是这场新学制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正是这一小步的迈出，让他很快拥有了一个更大的施展新教育改革的平台，进而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史上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脚印，遗泽深远。
1921年春，舒新城接到了张东荪的快函，邀请他到中国公学担任中学部主任。
舒新城跟张东荪结缘于文字。五四运动后，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通过各地的代售书店，向人们传递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声音。舒新城当时月薪只有45元，却拿出90余元订阅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五六十种报刊。
订阅报刊，费用不菲，舒新城就尝试着给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投稿，一来二去，他就成了《时事新报》的重要作者，由此与张东荪相熟。1920年6月，因创办《湖南教育月刊》受到当局压力，舒新城一度打算投奔张东荪。当时，刚好梁启超、张东荪欲延揽一批新人，为新文化努力，于是便复函舒新城，欢迎他到上海。
舒新城在上海待了三个月，与张东荪、俞颂华等人往来密切，经常一起讨论教育、翻译等问题。“这段时间，舒新城应该参与了张东荪负责的《时事新报》的编辑工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1920年10月底，张东荪作为宣传新文化的名流被邀请至长沙演讲，其中，他到湖南一师就做了三次讲演，舒新城至少担任了第一次演讲会的主持人与第三次讲演的邀请者。”4
因而，1920年9月，张东荪决定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邀请舒新城到校。此时，舒新城已受邀到湖南一师担任教育专员，正与一帮教育界新锐“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办教育”，推行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以教课未完，且欲专事学术之研究，又不悉该校历史，不允即去”。
但中国公学方面并未死心。1921年4月，长沙邀请社会名流起草宪法，中国公学校董蒋百里先生应邀参加。在湘期间，蒋百里专程造访舒新城，详述中国公学情形，动员舒新城接受聘请，按照自己的教育主张施展拳脚，大干一番。
舒新城动心了。
“一见钟情”结缘中公
1921年7月5日，舒新城只身抵达上海，与张东荪会面。
第一次谈话，舒新城就感到情况并未如最初所想那么简单：中国公学的历史很特别，当时的行政组织也很特别。校长之下设事务会，由事务长主持；其下分设图书、仪器、监学、会计、庶务、文牍、斋务、校医诸课；设商科教授会、中学主任教员会，其下各设教务长及教授、教员。校长直辖的只有校长办公处中之书记。5当时，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远在北京，原教务长刘秉麟赴英留学，实际掌握学校管理全局的是事务长李荫秾。
李荫秾，四川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早年追随王家襄左右。1920年，王家襄担任中国公学董事会副会长，李荫秾随之进入中国公学，担任事务长，实际掌握学校的经济权、管理权。这种局面，因张东荪的到来受到冲击，矛盾几不可避免。
张东荪是政论家，在学问上很有独到之处，但素无办学经验，对于人情世故完全是书生本色，更谈不上什么办事手腕。对于中国公学的具体办学事务，则全部寄望于舒新城。舒新城毕竟有过一定的办学经验，总觉事非所料，心生动摇。
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舒新城与中国公学的缘分。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张东荪携舒新城一道去吴淞中国公学校舍，准备前去拜访学校事务长李荫秾。刚到炮台湾车站，舒新城就被中国公学雄伟壮观的建筑震住了：
火车将达炮台湾车站，庄严伟大的红色建筑物即映入眼帘，令人起崇敬之感。及下车向对面田野间之麻石路行半里入校，便见广大的操场，苍郁的树木，在那里静静地护卫着校舍。校舍之正面为一字式大楼，楼下为办事室、会客室及教室之一部分，楼上全为教室。进一层与正校舍成丁字形者有平屋三排，两边为理化室、图书馆、膳堂、教员宿舍等；正中隔天井为大礼堂，可容千数人。礼堂及厢房后为与正屋宽度相等的学生寄宿舍两排，再后为厨房、水塔及发电室——自来水及电灯均由校自行设置——再右面数十亩之大坪之边缘，有教员住宅两座，分为四宅。这种雄伟的建筑、宽敞的校基，幽静而便利——每小时有淞沪小火车开行——的环境，除去岳麓书院的高师而外，我曾服务过的学校都不能及，足见创校者之抱负远大、计划周密。6
第一眼印象，让舒新城立即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接受挑战，出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努力在这里实施自己的教育主张。
该来的，终究要来。只不过，出乎舒新城意料的是，他所担心的冲突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
那天专程和张东荪一起去学校，不巧事务长李荫秾赴京向王敬芳述职去了，未能见面详谈，只简单与几位留校的教员聊了聊。7月13日，李荫秾自北京归来，与张东荪、舒新城会面，对于他们的主张及办法，均表赞同。第二天一早，又派人接舒新城往吴淞校舍，筹备办学事务。
于是，舒新城便开始按照他和张东荪商量好的办学方案，四处约聘新教员。新思路，自然招来新人物。一时间，风云际会，包括叶圣陶、朱自清、陈兼善、常乃德、刘延陵、刘建阳、吴有训、许敦谷等各地名师纷纷闻讯而至，均是主张进行新教育改革的“新青年”，“决定共同负学校的责任，一律称专任教员，月薪一律百元”。
1930年7月，朱自清写过一篇《我所见的叶圣陶》，重点写到他与刘延陵、叶圣陶在中国公学的往来：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
在朱自清的眼里，叶圣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大家聚谈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就那么认真地听着。到了与人独处的时候，多少要说些话，但却从不与人辩论。每当辩论声起，他就会微微一笑，照例来一句：“这个弄不大清楚了。”顿时化干戈为玉帛，想要与他争辩的人，也就没了脾气了。
几个人年龄相仿，意趣相投，又在新文学的追求上有着共同的主张，因而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教学之余，每天聚在一起，海阔天高，古往今来，侃侃而谈，还经常一道相约到黄浦江边散步，游目骋怀，凭栏听涛：
吴淞位于黄浦江出口处，也靠近扬子江口。我们走出校门，不要十分钟就能到达黄浦江边，可以看见两条江汇合之处的洪流和苍苍茫茫的东海的一角。海与天连成一片，仿佛象征光明无边的远景；波浪前仆后继地拍岸，犹如表示坚持不懈的壮志。这些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意气飞扬。我们初到此地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下午都同往海边去游逛一番。有时还一同踏上由巨石杂乱地铺垫而成，像一只手臂般伸进海面的“半岛”，然后一颠一拐地彳亍到它的极端，试寻美丽的贝壳，或者静听着比在岸上听得更清楚的神秘的涛声。7
此情此景，最易激发文人的诗意和才情，“有一种新颖而兴奋的情绪在胸中激荡”。一天下午，几个人散步归来，谈兴不减，不知怎么就从学校的国文课谈到新诗创作，谈到了新诗刊的稀少，于是就商量着要创办一本诗刊，定名为《诗》，32开本，月刊，一拍即合。
这本诗刊于翌年1月15日正式创刊，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刊登新诗的期刊。前后出了七期，除了主创者朱自清、刘延陵、叶圣陶外，还网罗了俞平伯、刘半农、徐玉诺、王统照、汪静之、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胡适、冯雪峰、冯文炳（废名）、康白情等新一代诗人，阵容强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