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凡·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凡·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2004年11月
天生的精神贵族
——赵越胜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对我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唯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80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80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90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