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心灵与能量联系起来之后，作者又进而把生命与宇宙联系了起来，给他的哲学画完了形而上学的圆圈。人身体里的能量与宇宙中的能量原是相通的，宇宙中的能量是创造生命的原动力，这个原动力被词不达意地称作上帝、真主、佛等等。它在人的理解之外，不与大脑对话，只与生命对话。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作为生命之根的这个力量的关怀，要与之沟通，从而觉得我们有来头。一个人唯有在最深处想明白，才能获得最大的踏实感。现代人的又一毛病是与之隔绝，因而生命总是处于无根状态，在世俗中随波逐流，缺乏根本的踏实感。
再细致探究，宇宙中的能量不断聚合和耗散，有其阴阳转换的节奏，人的生命能量也须遵循这个节奏。在这一点上，作者对东西方文化作了一系列比较，大意是西方文化侧重能量的向外耗散，是功利文化，使人紧张，东方文化侧重能量的向内聚合，是超越文化，使人放松，现在的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应该用东方文化来补救。我本人一向不赞同这类对东西方文化的笼统褒贬，在我看来，如果用作者也强调的终极关怀衡量，反倒是中国文化有更鲜明的功利品格，西方文化有更强烈的超越精神。我赞赏他打的这个比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是女孩，一个是男孩，分别是人类文化的女儿和儿子，没有好坏之分。请允许我加以引伸：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两性各有短长，作为女孩，中国文化的功利性是女性式的，关心人事，超越性也是女性式的，回避竞争，西方文化的功利性是男性式的，喜好竞争，超越性也是男性式的，追问终极。
龙君写了一本有趣的书，有趣就有趣在妙论似乎与谬论并存，既促使我们思考，也引起我们质疑。他以一位思想者的认真关注对于现代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心灵问题，又以一位业余研究者的热情和自信建立起了一个体系，试图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他的中心论点是：大脑管信息，内脏管能量，大脑与内脏的对话产生了心灵，生命能量与宇宙能量的沟通启示了心灵的终极来源。我欣赏这个体系的逻辑的美，但不妨提醒他，似乎自圆其说的理论也许会因一个关键环节的失误而崩塌。当然，崩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些引发理论建构冲动的真知灼见不会一同毁灭，仍将在废墟中闪烁光芒。
2005年11月
疯癫的不同价值
——尼采论疯癫
在历史上，诗人发疯的比比皆是，哲学家发疯的却十分稀少。哲学家的行为往往离奇古怪，容易被俗人看作神经病，但他们并不是真疯。尼采似乎是一个特例，他四十四岁时真疯了，一疯便不治，无用的生命拖了十余年，直到死。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对德国的疯诗人心领神会，比如克莱斯特、荷尔德林，都是他的挚爱。他诚然是一个大哲学家，但骨子里也是一个疯诗人，而且，他身上的大哲学家救不了他身上的疯诗人，正说明他身上的诗人疯得很厉害。听一听这样一位哲学家对疯癫的看法会是有意思的，他一身兼医生和病人，对疯癫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切身的体验，说出的话应该比那些单纯的哲学家医生中肯得多。
一艺术与神经官能症
说起尼采对疯癫的看法，不能不首先想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对于希腊神话中这个最不登大雅之堂的神灵，尼采情有独钟。酒神崇拜原是古代世界流传甚广的民间信仰，在此类节庆中，人们群情亢奋，狂欢纵欲，颠倒在尘土中，其场景很像是一种集体疯癫。尼采自己说，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的。（《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2）他由这种现象推断，酒神冲动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其实质是渴求摆脱个体化的束缚，获得一种众生一体、回归自然之母怀抱的神秘体验。他对酒神现象评价极高，不但不认为是一种病态，反而嘲笑那些视之为病态、以“健康”自满的人是“缺乏体验或感官迟钝”的“可怜虫”，他们的所谓“健康”相形之下显得毫无生气。（《悲剧的诞生》1）
在分析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时，尼采一反启蒙运动的传统，不是强调希腊人天性的和谐和宁静，而是把酒神冲动提到首位，认为正是由于在希腊人身上这种冲动格外强烈，又能用相反的日神冲动加以制约，才诞生了辉煌的悲剧艺术。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就是围绕着这个论点展开的。
后来，尼采明确地把酒神冲动与疯癫和神经官能症联系了起来，但指出这是一种“健康的神经官能症”：“什么是酒神冲动？……从生理学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癫，酒神的疯癫，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癫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癫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自我批判的尝试》4）不但在民族的青年期，而且在个人的青年期，我们都可发现这种健康的疯癫。比如在恋爱中，或在舞会和其他社交场合，当两性亲密接触时，男人和女人岂不都陶醉而至于有些疯癫？酒神冲动一旦发作，人便会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审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善于创造美和欣赏美的艺术家。尼采为此感叹道：“有时候有点儿疯癫是多么聪明！”（《权力意志》807）
人们习惯于把神经官能症视为病态，尼采指出，健康与病态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病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生命力，同样的症状，在生命力乏弱的人身上是病态，在生命力强盛的人身上却是健康。就说神经官能症吧，“正如生命的枯竭一样，生气和精力的充溢也能够带来局部的压抑、感官的幻觉、对暗示的敏感等表征”，区别在于发病的原因和最后的效果。“艺术家属于一个更强壮的种族。对我们来说会造成危害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会成为病态的东西，在他身上却是自然。”因此，在艺术家身上，这些症状恰好是“充实而旺盛的生命的标志”。在此意义上，尼采说：“就像如今‘天才’可以被看作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式一样，艺术的暗示力量也许可以被同样看待”。然而，在那些病弱的天性身上，这些症状却由于神经的离心倾向而导致极度松弛，成为真正的病态，典型地表现在歇斯底里女人身上，以及在尼采看来“事实上仅仅与歇斯底里女人是一路货色”的“戏子们”即现代艺术家身上。（《权力意志》812）
因此，如果说艺术家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则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生命力过剩而造成的健康的神经官能症，希腊悲剧家是其典范；一种是由于生命力衰竭而造成的病态的神经官能症，尼采认为这正是现代艺术尤其是浪漫主义的症结之所在。“现代艺术家在生理上与歇斯底里血缘最近”，其特征是“整个系统荒谬地易于激动”，如同歇斯底里女人一样，这种激动多半带有表演的性质，往往“把‘戏剧性因素’塞进最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面”，使他们不再是真实的人而只成了“角色的会合”。（《权力意志》813）尼采把瓦格纳当作患这种现代病的典型个案：“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患者的问题），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为原则的他的反复无常，以及他对男女主人公的选择（他们被看作生理类型——一条病人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描绘出一种病象，这是毫无疑问的。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我们的医生和生理学家可以在瓦格纳身上找到最有趣的、至少是十分完整的病例。既然没有什么比这种综合症、这种神经机制的迟暮和亢奋更为现代的了，那么，瓦格纳正是卓越的现代艺术家，现代的卡里奥斯特。”（《瓦格纳事件》：《1888年都灵通信》5）在尼采看来，现代艺术家的问题就出在缺少真正的生命冲动，远离生命之根本，所以要通过艺术来寻求麻醉和疯癫。从效果看，现代艺术也是“把可怜的精疲力竭的病人从人类痛苦的大道引诱到一旁去”，“向他们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疯癫”。（《快乐的科学》89）由此可见，尼采并非一视同仁地肯定疯癫。有富于创造力的伟大的疯癫，也有作为廉价安慰剂的渺小的疯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