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与马汉——学说可以当武器
自从孔子说出“学而优则仕”以后，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学士都听从了这一建议，通过诸如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但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人大多出身寒门，虽说能进入仕途却很少能在更高层次上发迹。从另一个层面讲，如果自己的学说、主张被接纳，认可，就很容易得到重用上位的。我们知道孔子周游列国推广他的主张，但显然是不成功的。而苏秦张仪之流则是这类人的代表，类似的精英还有不少。
话说汉代的董仲舒，就是一个观测皇帝喜好进行学术研究，反过来再以学说供给皇帝使用，因而坚固发迹的人。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时为读书儒生的董仲舒上交了一份《举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于是他这些点子恰好符合当时汉武帝的需要，所以他得以出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正式上位。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又改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董仲舒居家著书，但每当朝廷有重大事项尤其是思想上的争论，汉家皇帝仍会令使者及廷尉到董家进行咨询，足见其已经成为汉代的国学大师、资政。
那么董仲舒何以因一种学说而得到汉家皇帝的赏识，并将其升格为统治学说，确保自己发迹的呢？
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汉武帝之前，西汉实行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天下太平、物产丰富著称的文景之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时汉文帝和汉景帝都提倡无为而治，不折腾，让百姓安心生产。所以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较为盛行，那时的政治没有多少欲望。但什么事的影响都是双面的，从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执政的六七十年，西汉的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得以繁荣，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却导致部分富者恃财骄横而无所顾忌，宗室、贵戚和官僚争相奢侈。汉武帝更是其代表，汉武帝的欲望之大天下皆知。他金屋藏娇，却动不动就对正直的臣子如司马迁处以具有不可逆的宫刑；他北征匈奴，最终耗尽了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巨大财富。大臣汲黯就曾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表里不一。所以汉武帝虽继承了先辈开创的盛世，却处于由盛而衰的当口，是一个败家子。正是在此背景下，董仲舒极其突出君权、尊崇皇权的学说开始盛行。史家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是应汉武帝多欲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君学”。
那么，董仲舒为多欲政治提供的“君学”又是什么样的呢？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是在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1年）后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建议。之前，汉家政客田蚡已经提出“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汉武帝也已经表示要独尊儒术。所以董仲舒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马上因为逢迎了汉武帝的思想而受到重视和推广。虽然后来有研究者据此否定董仲舒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只是要抑制黄老学说，但实际上老董干的就是独尊儒术的事。
无论如何，董仲舒顺应了汉武帝要更换统治指导思想，抛弃对内少欲对外韬光养晦的黄老学说，创立新学说等需求，总结了汉武帝和其他大臣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制定统治思想的综合版本，而且因此得以发迹。
董仲舒这套“君学”，是以后人专门为解释孔子《春秋》而作的《春秋公羊传》为基础提出来的。《春秋公羊传》是战国时齐国一个叫公羊高的人所写的书，其书中历史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该书着重阐释了《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即孔子“让天下乱臣贼子惧”的那些东西，所以说是一个正名分的书，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此经在汉武帝统治下受宠，说明其要正的名相当符合汉武帝维护君主权威、神圣性的需要和利益。而且这部书写史极其简略，文字极其隐晦，便于最大限度地任意发挥，穿凿附会。因此汉武帝非常欣赏《春秋公羊传》，他诏贤良考察董仲舒等人时，正是用《春秋公羊传》作为出题的来源。所以当董仲舒用以给《春秋公羊传》作注的方式，创立“君学”时，汉武帝甚至都觉得他是一个当世知音。
以把《春秋公羊传》发挥得有利于汉武帝为原则，董仲舒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中所有有利于汉武帝统治的内容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中有利于维护汉武帝统治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并采取理论热点面对面的形式，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成理论体系的回答。由于董仲舒这一发挥工作做得好，其“君学”思想甚至成为汉以后至清代两千多年权力阶层无不奉行的正统思想。
在“君学”思想中，“天”的学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天”主要指神灵之天，能主宰人世命运的有人特征的神。董仲舒把正义和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化，具有惩善扬恶的风格。如果统治者还不知改悔，上天就会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比如让天下大乱。相反，如果天下有了贤明的君主，天下就会出现吉祥的事，如大冬天的桃树开花，枯死好多的树又重焕生机。如果有所谓好君主要取代恶的君主，天下更会出现有人看见麒麟这样的好事，或者是有龙现身。所以在汉代以后的史书上，人们常会看见朝代更替时会出现或灾害或祥瑞的异相。把天比为神，把自然现象比喻为天神的表情和意识，把灾害和异相称为天是在警告还是在表扬，成为皇权“君权神授”最好的理论支柱。
经董仲舒这么一加工，向来被看作不合时宜，好古非今的春秋儒学，一下子从一个丑姑娘变成了受皇帝喜爱的美女，成为“儒黄老刑名等术混杂在一起”的合乎汉家统治需要的儒学了。但也有人指出，董仲舒这番作为是专门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以学者身份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其实即使在汉武帝时，“君学”的消极作用就已经显现。由于“君学”完全是维护统治的需要，所以其对百姓必然存在欺骗性，其学说也必然有虚伪性，尤其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人，更是对其虚伪性一清二楚。他们觉得“君学”不过是一个围在官场外面的非常漂亮的画布，遮掩着他们在画布内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正是由于“君学”号召官僚们所信仰的，与君主及官僚本身实际干的不一样，直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成为西汉官场的风气和品格。因为汉武帝提倡儒学，大臣审理重大案件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根本不看案情本身。实际上，大臣们做的却并非儒家所要的有一说一，实事求是，而只是讨好上司罢了。
在中国的董仲舒因为创造御用学说“君学”而发迹后大约2000年左右，美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因学说御用而发迹的人，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海军理论家和海军历史学家，制海权理论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汉。
在细说马汉发迹上位前，有必要说一说与其学说至关重要的“制权”问题。
在一部人类史上，如何利用生存空间和手中工具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在战争中获胜，一直是人类苦思冥想的事。于是便有了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以及涉及虚拟空间的制网络权、制信息权。在这几种制权中，每一种制权军事优势上的保持者，同时也可能是占尽经济优势的一方。不过就制权史本身而言，每一种制权都是前一种制权的倍增器，但不能完全代替前者，前者仍有存在空间。换言之，制权发展史既呈现出纵深化也经常会给人一种循环发展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