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制陆权产生于远古时代。那时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其首要条件是人力和土地，因此人类的战争和经济利益之争主要是在陆地展开。这样便产生了以攻占和保卫国土要塞为目的的制陆权，作战中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地域的控制拥有优势者往往战无不胜。
制陆权最早出现在那些陆地面积比较大且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国家。中国是产生制陆权思想较早的国家之一。除北方外，中国其他各面均受到大自然的很好保护：西面和西南面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是一道人力难以逾越的屏障，东面、东南面和南面，中国受到大海的天然保护。于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国防便一直以保护内陆，夺取制陆权为目标。翻开中国的《武经七书》，其内容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论首倡者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年至1947年）更是为了说明制陆权的重要而指出：“谁统治欧洲，谁就能主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欧亚大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为麦金德理论作注脚的便是蒙古人的西进、俄罗斯人的扩张。
但1550年代以后，随着造船术和航海业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海洋探险热。一系列的海洋探险活动沟通了欧、亚、非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海上交通，同时也孕育了依靠海洋称霸世界的新兴强国。1453年标志着欧洲资本阶层兴起的文艺复兴开始前，英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由于其借助“地理大发现”所开辟的海洋通路与各国进行贸易，甚至是军事掠夺，反而逐渐成为强。而对于那些航海落后的国家来说，曾经是陆地重要屏障的大海，如今反而成了航海强国突然来袭的便利通道。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比英国本土面积几乎大100倍。在此期间人们发现，一定时间内拥有对一定海域的控制权即制海权，可以将分散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利益拧成一股强大势力，进而可能控制另一个国家，制海权是制陆权的“倍增器”。在资本开始全球化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谁就能及时让世界资源流向本国。所以制海权强大的国家往往也就是财富大国，这与自然经济时代陆权大国就是财富大国如出一辙。
1880至1890年代，美国海军战略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马汉总结了世界各国强弱盛衰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海洋霸权优于大陆霸权”的观点，创立海权论。他这一顺应时代的学说，马上得以发扬光大。
马汉生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年（1914年），似乎命中注定就是一个研究战争理论的人。马汉的父亲丹尼斯·马汉，是著名的西点军校一位享有很高威望的军用与民用工程学教授。受家庭的影响，马汉选择了军人职业，并于1859年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随后进入海军服役，曾任“芝加哥”号巡洋舰舰长、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1885年，他出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并开始其著述生涯。马汉在1886－1889，1892－1893年两度出任海军学院院长。在准备为海军学院讲课时，他系统研究了古代布匿战争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多次海战，认识到制海权的巨大意义，写出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上力量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三部姊妹篇，确立了他的“海权论”思想，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海军战略约米尼”的美誉。可以说，发表“海权论”思想是保证马汉任院长的一个重要王牌。而一个少将院长，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无可企及的发迹。
但与董仲舒的“君学”有助于维护汉代以下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同，马汉的“制海权”不仅对美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美国增强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海军，而且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海洋战略。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国史学界称他为“海上力量的思想家”，是“带领美国海军进入二十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马汉“制海权”核心部分指出，海洋已继陆地之后成为各国贸易、经济和资源的竞争场所和交通要道，海洋最终不免要成为那些企图控制海洋和称霸世界的国家竞争和冲突的主要领域，而这种冲突必然会向诉诸武力的方向发展。因此，为保护自由商业贸易和进行商贸的海上基地、交通线，必须大力扩充海军，建立一支庞大和超一流的海军舰队，保持强大的海上实力。同时马汉认为，发展海军力量可以在保护商业贸易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海军强国的影响，向竞争对手施加威慑，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强有力手段。在战争期间，国家又可以依靠强大的海军获得制海权，从而使战争增加胜算。总之，建设和加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国家所必需。马汉这一国家大战略思想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是为达到国家战略目标而设计的谋略，而不是单为统治者搞好统治服务的。这恐怕是马汉与董仲舒最大的区别。
马汉的海权论一经诞生，就成为20世纪美国军备发展的指导思想。1919年的美国海军经费支出，几乎占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尤其是马汉理论的忠实信徒罗斯福于1932年当上总统后，更是积极鼓吹建设一支超一流海军，以对付德意日联合舰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海上武装力量。
无可否认，海权论的提出给马汉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持久的。1896年马汉退休，却又于1898年担任美西战争的指挥官。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马汉以美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及美国海军作战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坚决反对裁军。1902年至1903年马汉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08年，马汉出任美国海军军事务委员会主席。1911年发表的《海军战略论》，更加奠定了马汉在美国军界甚至世界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迄今没有任何人能撼动。
掌权者因为完成一个时代任务的需要，往往会欣赏和支持某一学说。这种学说应该保证能维护他们的威严、地位、利益，又能让别人服从，甚至心甘情愿接受盘剥。如汉武帝看到“君学”是其保持统治的稳定器；美国的总统们看到“海权论”是他们称霸世界的思想之剑。而当诸如此类的学说为统治者所欣赏时，提出主张的人便会受到重用。当然，想通过学说御用发迹一定要趁早，否则死后学说才被人重视，恐怕就没有意义了。
时空对话
董仲舒和马汉，这两个人是幸运的，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历史上有更多的人，虽然其学说也曾被后世应用，但他们生前却不受重视，甚至遭受迫害，不但享受不到发迹的快乐，反而深受其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在于其学说太超前，而当权者太愚昧。但死后学说才被认可，对于著述人来说又有何实质意义呢？只不过是空留姓名让后人钦敬而已。
但是，董仲舒很无奈地说：“世人都说我巴结汉武帝，不过我也有无奈之处。人类常常自诩高为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会思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学说。遗憾的是虽然人类学说众多，可往往只有那些被统治者认可的学说才能成为主流，才能被更多人所认可，否则只能自生自灭，甚至没有人会知道曾经出现过那么一种思想。学说之彰与不彰，有时竟是由权力决定的？还是时代的需要吧。”
“其实学说害不害人，都在于具体的应用者”，马汉这时接过话头说：“世人觉得我创造了海权学说挺伟大的，但有的国家却利用这种学说去侵略中国，等于把这种学说变罪恶了。这可能并不是学说本身的错，而在于应用者故意拿它当作邪恶的遮羞布。再有，我觉得你的‘君学’本身也没有错，如果统治者真的按你所说的去办，一定会搞出太平盛世。只可惜那些皇帝们，也不过大多把它当成保位之术而不是真正去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