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
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共产风”的错误表现是在多方面的。但它的要害，就是搞平均主义，剥夺农民。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小生产者。要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的所有权。不知什么道理，我们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忽然对这些问题忘记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到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地剖析了“共产风”。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的“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当时，平均主义、过分集中的情况是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有些公社至少有“十统”。即：一统税收，二统收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十统工资……等等。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既包含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原则，又是直接侵犯和剥夺农民的利益。如果不加以认真的纠正，就无法使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2.关于压缩工农业生产指标方面的问题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指标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发展工业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一千零七十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较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指标，而内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任务。为此，陈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量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9个月来，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F，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不是减少空气，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然强调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第四，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到反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进程被中断。
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即从7月2日至7月14日，中心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指标，总结经验教训。庐山会议后期即从7月23日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开始，到会议结束为止，以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为中心。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的精神。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总路线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准备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会议的文件《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毛泽东对这19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强调指出，认识客观规律；要安排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五个字，这是关系到6.5亿人民安定的问题，等等。根据上述问题，分组进行讨论。7月4日，刘少奇在小组讨论时发了言。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小组讨论时也发了言。他认为，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农民欲富，要使之富起来。关系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农民成家立业重要。刘少奇、朱德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同志对纠“左”问题、对形势、对成绩估计有不同的看法，要继续坚持大炼钢铁、大办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那一套。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讲话时，强调对形势要统一认识，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对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的问题。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够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简单来说，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驳斥了右派否定一切的谬论，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他还一再坚持要办公共食堂和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高指标仍有保留。这些主张和看法，在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也同样存在的。从这段讨论中，看出党内存在明显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到7月14日，大会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给大家讨论，这时，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更趋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深感一部分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纠正不力，为此而焦虑，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就是著名的“万言书”。陈述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信的内容基本是正确的，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他的看法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认识和愿望。
从7月16日开始，重新分组讨论彭总的信，讨论中分歧意见更为尖锐。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会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欢迎这个论调。他对彭德怀的信中讲到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这个讲话明显地支持了那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而对支持和同情彭德怀的那部分同志显然是一个打击。会议的方向由此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了。
庐山会议后期是以反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反党集团一为中心内容。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认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这个讲话和他在会议期间批发了一系列的批语，为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进行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调子。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和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全党范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生活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了。在前一段时间内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现在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而且，从1959年底到1960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发展更为严重。加上1959年和1960年，我们遇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自然灾害，1959年重灾面积2亿亩，减产200亿至300亿斤，1960年重灾面积3.7亿亩，减少300亿至400亿斤。1961年灾情更严重，成灾面积4.3亿亩，减产400亿斤以上。在我国正常年景的情况下，每年至少总会有七、八千万亩耕地受灾，中等灾年一般成灾面积为1亿亩，减少150亿斤。所以，1959年至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59年底至1960年，在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