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八中全会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原材料供应紧张，上半年工业生产完成情况不好；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年景不好等等，对1959年4月上海会议确定的指标作了调整，主要工农业生产项目指标均作压缩。但是，自开展“反右倾”运动以后，在10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时，对此作了不公正的指责，认为是一个“小小的马鞍形”，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要坚决把反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建设就追加了投资、追加了项目。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0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指出：今后八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任务：“加快建设，在工农业生产持续跃进”。《设想》提出了一九六七年各项工农业生产指标：“钢六千万吨至七千万吨，煤十万吨左右，粮食一万二千亿斤至一万六千亿斤，棉花一亿二千万担至一亿五千万担”。《设想》还要求“工业建设在今后八年内仍然要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8年内建设大型钢铁厂（年产100万吨以上）大约有28个，中型钢铁厂24个，特殊钢厂26个，近10个专业钢厂，小型钢铁厂88个等等。“八年内，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是：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要求到1967年，按照不同地区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或一人一头猪”。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制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提出了要在八年内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
上海会议后，1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报告要求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随后，同年3月底，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0年国家预算》，通过并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次会议通过的《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同前两年相比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是主要指标安排均比上年有所增长。这种安排同当时已经露头的国民经济困难是极不相适应的。
特别应当指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提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在粮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同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三党组的《一九六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报告》，同意把一九六0年的钢产指标由1840万吨提高到2014万吨。这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追求指标的错误决策。随后，国民经济困难日显严重，到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中，把1960年钢产指标定为2040万吨，降低为1900万吨至1950万吨。尽管8月14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到1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再次把一九六0年钢产指标定为1900万吨至1950万吨，降为1860万吨。尽管当时粮食奇缺，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一再强调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要继续“大跃进”，要炼“争气钢”，要作为政治任务，保证完成。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在年底使钢产量达到1860万吨。
其次，要求全面发展公共食堂，强令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
根据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党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公共食堂的发展，把公共食堂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相当的高度。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草拟的对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指出“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同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从省到社，一律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而以办好食堂为重要任务。指示还要求，在农村整社运动中，各地都认真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而且，还要求普遍推行农村公共食堂、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要争取全国农村80%的人口到食堂吃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北三区会议（华北、西北、东北），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城乡公共食堂要普遍化。随后，3月10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他又再次强调，公共食堂要全面发展。因此，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已经严重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仍然要继续普遍大办公共食堂，这对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是很不利的。
1959年5、6、7三个月里，江苏、河南、甘肃等地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作了一些变动和改进。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方面：有些地方改变当时规定的“基本队有制”即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些基本上还保留“基本队有制”的前提下，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归生产队分配。在田间管理方面，实行把农活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或者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此外，有些地方在执行国家确定的“大集体、小私有”的政策范围内，允许发展私人副业；有些地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这些做法是农民欢迎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的积极措施。但是，在“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多次发文件要立即纠正以上做法。认为这些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强调指出：“凡是发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这样，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完全取消了。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决定在各个地区组织试验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要求各地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放手发动群众，可以以大型国营农场、厂矿或者机关、学校为中心，街道居民点为城区划分进行组织，全国城市在上半年试点，下半年全面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大造声势。同月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召开的三北区会议上，提出城市人民公社要普遍化。城市人民公社今年要普遍搞起来。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城市纷纷组织人民公社。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既不是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无助于城市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办起来以后不太长久，城市人民公社变成为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此外，还应该看到，有些农村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8年完成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加快步伐，缩短时间，短则3年，长则5年。因此，不少农村又重新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1959年的郑州会议决议忘记了，同年4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不经上级批准，大搞一平二调。这些情况中央曾三令五申，也没能制止。当时刮共产风、命令风突出反映在农民过高的粮食征购任务。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01亿斤，而征购量增加了387亿斤，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9.7%，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1031亿斤，而征购量仍比1957年多60亿斤，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35.6%。这种做法，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加重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综上所述，1958年到1960年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国情研究不足；也由于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和必要经验不足；尽管在八大前后已经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但很不牢固、不完备，当遇到急剧变化而复杂的形势，就难以坚持，甚至会完全抛弃。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央、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犯了三个方面的错误：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代替了八大正确路线；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代替了实施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以大办人民公社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正确设想。探索出现了曲折；在曲折中继续探索。在九个月纠正错误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理论观点，都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获得的，这是值得珍惜的。
（四）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的认识，“左”的偏差仍在发展
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从1960年冬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下简称“八字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经过5年多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党积累了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对3年经济严重困难产生的主、观客原因中肯的分析。
1958年开始的3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
首先，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导下，片面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1958年至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332亿元，比“一五”计划期间基建投资平均每年110亿元，增加近一倍半。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3%。国民经济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被颠倒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当年价格计算）：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25.5%。1960年农业比重只占21.8%，轻工业占26.1%，重工业却占52.1%。重工业的大发展，相应地职工人数剧增，1957年为2451万人，1960年达5000万人。其次，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根据我国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控制在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是24.9%，但是，1958年开始，积累率逐年增高。1958年到1960年的3年的积累率平均每年达39.1%，大大超过“一五”时期的24.2%。再次，工业、交通部门比例失调。主要是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由于追求钢产量高指标，对老矿实行强化开采，使许多矿山遭到很大损失，质量越来越差，设备损害严重，产量越来越低，矿山设备完好率只有36.8%。为了保证钢的生产，生铁、煤炭、电力、交通运输十分紧张。例如，这3年来，交通运输为保证“元帅升帐”，货运量猛增，1960年高达170万余吨，比1957年增长1倍多。挤了其他生产需要的货运和客运。民间运输也用于为钢的生产方面。农村参加运输的劳动力高达1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