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耳说：“正因为如此，当权者损公肥私，过着豪华的生活，而农民却田园荒芜，百姓仓库空虚，民不聊生。而当权者，身带宝剑，威压强迫。不正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道德经》五十三章）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哪个敢发怨言？”他说到这里，气得蹦起来骂道，“他们的残暴行径简直就是强盗头子！”
然而，强迫过甚，终会产生大的祸乱。李耳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也就是说，人民不畏惧威压，则更大的祸乱就要发生。当权者作福作威，压迫老百姓到了极限，威压就要引起反作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假如人民被逼到这种极端的情境，那只有铤而走险了。到了这种时候，即使用死亡去威吓人，也已是死路一条，又怎能产生威吓的效果呢？他们自身难保却硬要‘有为’，其实是越‘有为’越乱。”
文子说：“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国家，甚至是一个嗜好，都牵动着国家的命运。楚王喜欢细腰的故事听说了吧。从前，楚灵王喜欢腰细的官吏，因此楚灵王手下的大臣，都纷纷节食，每天只吃一顿饭，蹲在地上屏住呼吸，然后才勒住腰带，扶着墙慢慢站起来。过了一年之后，宫中的官吏个个都变得面黄肌瘦了。还有越王好士勇的故事。从前越王勾践，喜爱英勇无畏的官吏，教导训练朝臣们要勇往直前。他暗中派人焚烧了内宫的房屋，然后说是宫中失火了，考验他手下的官吏说：‘越国的宝藏全在这里面。’勾践亲自击鼓督促官吏们赴火中救宝。官吏们听到鼓声，争先恐后地朝火中跑去，掉在火海中被烧死的，仅勾践身边的大臣就有一百多人，越王这才鸣金把官吏们召唤回来。”
尹喜说：“这样的有为，只能带来灾害，还不如不为。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记得齐桓公好味的故事吧！一天，齐桓公召易牙问道：‘寡人曾经吃过鸟兽鱼虫，但不知人肉是什么味道？’易牙退朝，到了午饭时，献蒸肉一盘，比小羊肉更细嫩甘美。桓公问是什‘么肉，易牙跪下回答说：‘此乃人肉。’桓公又问：‘这人肉是哪里来的？’易牙说：‘这是我三岁儿子的肉。我听说忠君可以不顾家，君未尝食人肉，所以我就杀了我的儿子。’到了齐灵公时代，齐灵公喜欢让宫中的妇女穿男子服装，结果全城的妇女都跟着穿男子的服装。齐灵公让官吏禁止全城的妇女这样做，说：‘妇女穿男子服装的，撕破她们的衣服，割断她们的衣带。’可是被撕破衣服割断衣带的人，随处可见，但却不能制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凶为齐灵公个人的喜好所造成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才提出‘无为’。”李耳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白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就是说，‘好静’、‘无事’、‘无欲’是‘无为’思想的写状。‘好静’是针对当权者的骚乱搅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当权者的烦苛政举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当权者的扩张意欲而提出的。‘好静’、‘无事’、‘无欲’都足无为的内涵。如果为政能做到‘无为’，让人民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成，那么人民自然能够平安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尹喜说：“这里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个误解，好像老师说的‘无为’，就是当权者什么也不要管了。其实不是这样，正像老师刚才解释的那样，‘无为’是为了更好的‘有为’，不然老师在《道德经》中又说‘治大国’、‘取天下’、‘托天下’、‘为天下’……这不是最大的‘有为’吗？”
文予说：“这就是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无为’的真正含义。何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藐尔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如果浓缩一下，‘无为’即在‘为’中无私志、无私欲，也就是说，‘无为’即不为私为之为。”
尹喜说：“这话说得非常有理。进而可说，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因循自然，顺势循理，从民之愿的作为中，小掺入私志私欲，不图名，不谋官，不居功，不自大，不以己私利害公道枉正术，这就叫无为。‘为’一定是‘无为’的‘为’，否则就会变b戈为非作歹、胡作非为的‘为’。只有这样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那么君主怎样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呢？
李耳从他过去的《君主治国之道》（大纲）中又进一步阐发，觉得君主要‘无为而无不为’，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两条。
一、则天法地，效法自然，无为而治。
李耳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其它自身的情况去发展，不必以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不必由外附加，要顺其自然。天地大自然是无为的，又是无所不为的，因此君主应该以天地大自然为宗准，为榜样。当然大自然不仅是无为无不为的，而且还是均平与不均平的、仁慈与暴戾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无私的、公正的。所以君主必须学习它的公平无私、无偏无倚、无己无欲无待，遵从自然客观规律而行事，要‘自然无为’。
所以李耳在《道德经》中说：
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二十三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
十七章所说的“百姓皆谓：我自然”，说明君主的作为要以不干扰人民为上策，君主的职责在于辅助人民，功成事遂，百姓并不感到君主力量的存在，反而觉得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二十三章说的“希言”是合乎自然的。李耳所说的言，其实是指“政教法令”，因而“希言”乃是指不施加政令的意思。李耳认为，为政不宜扰民，扰民就不自然了。反之，如果政令烦苛，犹如暴风骤雨，对百姓构成侵害，那就不能持久了。暴政之所以不能持久，就是因为它不合于自然的缘故。
五十一章很清楚地说明了“道”之所以受到尊崇，“德”之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的不干涉，而让万物顺其自然。
六十四章所说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和五十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意义是相通的。这都说明了“道”对于万物是居于辅助的立场，所谓辅助，只是依照万物本然的状态去发展。体“道”的“圣人”——理想中的治者，他的为政也能表现这种精神，辅助百姓的自我发展而不加以制约。
二、君主的道德修养是首要的、最重要的。
治国化民要在上。君主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心，心安则国安，心治则国治。“修齐治平”，首位的是“修”。而“修”的首位是君主。所以李耳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我”即君主。因此，君主要保持在履行仁义道德上的诚朴、无私无欲，然后才有可能形成人民的纯朴无为。常说君主应该“实、诚、厚、施、度、恕”，正是这种要求。君主首先要在诚朴上下功夫。如果君主的“仁义”不是建立在诚朴纯正的基础上，而是私心重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臣民们就会变本加厉地追求名利，人民就会变得虚伪。所以君主特别要注重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则天法地，静心寡欲，见素抱朴。这样就能无为者帝，为而无以者王，为而不贵者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