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明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辩证法。我们可以看到庄、老有一种显著的共同的特征，便是“保真”。《庄子》的“真君”、“真宰”，《老子》的“无名之朴”，都是他们的宇宙观的神髓。他们想“以言遣言”，“以名遣名”，其目的都在于“保真”。毋怪《庄子·天下》篇称关尹、老聃之流为“博大真人”。（《老子》一书，当然是关尹、老聃之流的私淑者的作品）还有一点，也是庄、老共同的特征，便是“全生”。《庄子》的《养生主》一文，便完全是发挥“全生”的道理。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是关于“全生”最精辟的议论。《老子》则极力阐明“长生久视”之道。譬如说：“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如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这些都是发挥“全生”的道理的。这样看来，庄、老的思想，一面着重“全生”，一面又着重“保真”。而“全生保真”，固原来是杨子的思想，可知庄、老是承杨子的思想一脉而来。又杨子“不以物累形”一点，也成为庄、老思想的主营。庄、老都是站在“无物”的立场，以说明他们的本体论的。《庄子》的“齐物”、“物化”，与夫所谓“审乎无瑕而不与物迁”，“胜物而不伤”；《老子》的“无欲”、“知止”，与夫所谓“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都是发挥“不以物累形”的思想。可见杨子的学说也成为道家哲学的渊源。
四、道家思想的社会背景及略评
本讲中的道家思想，乃以杨子、庄子及《老子》书为代表。杨子的产生年代及其事迹，颇难考定。根据《淮南·汜论训》里“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一段话，可证杨子在墨子之后，并且去庄子不远。庄子是战国时人，《老子》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这样看来，关于道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便不难说明了。在封建制度日形动摇的时候，便有从农奴制挣扎出来的小农，而道家思想便是小农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战国的时候，商业资本得了高度的发展，于是从前为自足自给的生产，现在却变为为市场的生产了。从前为社会制度所限制不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土地，现在却可以破除种种限制而得自由出卖了。可是封建制度动摇的结果，不仅不能使小农解除痛苦，反因土地的兼并，生产的集中，以及各种的自由竞争，而使他们的痛苦加甚。在这种情形之下，反映到他们的思想，是不甘保守，也不敢进取。换句话说，对于封建制度的束缚，他们是想打破的，而对于新兴的社会潮流，却又不能接受。结果只有对自然的原始社会生活的憧憬和思慕。这正是小农社会心理之写真。道家思想正适合这种心理。我们从《老子》书中对儒家的仁义说，墨家的尚贤说之排斥，可以知道它不满意于封建制度；我们从《老子》书中对五色、五音、五味等等之排斥，对什伯之器与乎舟舆、甲兵等等之排斥，可以知道它亦不满意于新兴的社会潮流。我们从《老子》书中提倡“小国寡民”，提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提倡“为腹不为目”，可以知道它对原始社会生活之憧憬与思慕。这样看来，道家思想的产生，正有它的最显明的社会背景的。
商业资本的发展，遂使人们的欲望随而增高，因之社会上一切的恶德，如虚伪、欺诈、攘夺、盗窃等等，亦随而愈演愈烈。道家最有力的代表思想——《老子》，便是反对这一切的恶德最力的；因为反对这一切的恶德，遂反对这一切恶德所以产生的根源——文明。所以《老子》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剥削的形式更加复杂，而原来的封建形式的剥削却并不曾减少，因此道家对旧文化——封建主义的文化、新文化——商业资本主义的文化，一概加以排斥，而主张“回到自然”。这是道家无名主义、无为主义之所由发生。
在封建统治日趋动摇，商业资本日形发展的瞬间，阶级斗争的现象，遂不免陷于极复杂极尖锐的程度。在乡村为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城市则为市民或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太史公自传上说：“春秋之中，弑君者三十六国，亡国者五十有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可想见当时斗争的激烈。下至战国，其斗争的激烈，更有加无已。于是反映到哲学思想中，遂主张流动转变，主张对立与融合，而有各种辩证法思想之产生。譬如《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些都是运用辩证法去观察自然和社会的。这样看来，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辩证法正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
以下让我们对道家的宇宙观作一个简括的批评。
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西洋古代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西洋古代的自然主义是物活论的。又和卢梭（Rousseau）一流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卢梭的自然主义是注重心理上生理上的自然发展的。又和西洋19世纪下半期的自然主义不同，因为西洋19世纪的自然主义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若道家的自然主义，乃是讲的原始的自然状态，所谓“奠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说：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十六章》）
所谓“观复”，所谓“归其根”，所谓“复命”，都是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之意。道家不讲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是讲的信任自然，服从自然。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正是小农社会生活的反映。小农社会的农民没有组织能力，没有战斗能力，于是反映到他们的思想中成为无为主义、不争主义，于是反映到他们对一切文明文化的排斥。
道家所谓“道”，所谓“无”，究竟是物质的呢，还是精神的呢？照前面的解释，它本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庄、老自身已经声明这种状态是“未始有物”，是“无物之象”，当然不是物质的了。但是不是精神的呢？据庄、老的声明，它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然则这个“道”是不能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某种感觉的。不能刺激我们的感官的“道”，就成为“不可知”的“道”，这就走到观念论的营垒去了。“道”不依存于物质，而物质却反依存于“道”，依存于“无”，是则“道”与“无”就不得不成为精神的了。我以为这种推论，可决定道家思想所取的途径，可确定我们对道家研究的指针。
道家的辩证法是有可以相当注意的地方，因为它知道用辩证法观察自然界，观察人类社会，并观察人类的思维。它知道把宇宙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看作一件东西，这是道家哲学强过其他各派哲学之处。不过它不知道从实践去充实它的辩证法，以致它的思想仅余一个空壳，以致走上论理的游戏、玄学的捉弄一途，而成为二种观念论的辩证法。这是表示它的最大缺点的地方。
道家的认识论，也有一种光辉的贡献，因为它能见到主观与客观的统第5章名家之观念论的辩证法与形式论理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因社会混乱，国无宁日，战争频仍，此侵彼掠，纲纪败坏，秩序尽失；故一般忧时之士，或出而辅王理政，期廓清诸反对派以求统一；或游说诸侯偃兵，欲化干戈为玉帛；或自立学说，发挥其救世主张。因此，人才蔚起，思想繁兴，学术史上称为黄金时代，实有其由。考当时儒、墨、杨朱诸家，各出所论，皆足以振靡天下，其在学术上之价值，即此可见。所惜者公孙龙一派（公孙龙即称为“秉”者）的著述多散佚不存，流传世间的仅《公孙龙子》及《庄子·天下》篇所记的少许学说而已。但只在这残余材料中，已能给我们以至浓厚的兴趣，盖被称为“辩者”的惠施、公孙龙一派的思想，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惠施、公孙龙，汉代学者称为“名家”，战国时大都称为“辩者”。我想他们所以有“名家”的称号，是因为他们对于名学有一种特殊的贡献，好像西洋的齐诺（zeno）、黑格尔（Hegel）被称为辩证法家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名学才叫名家，如果这样，那就世界上不知有许多的名家了。
名家思想注重抽象的概念，以概念为蒙蔽民众的麻醉妙品。盖当时社会，一般民众在现实世界上得不到物质的满足和安慰，必然地要在抽象上着眼，名家因欲以空洞的概念去锁住民众每个的心灵，故注重静的世界观和定于一尊的思想。这本是一般御用学者共同的目标。孔子主正名，苏格拉底（socrates）主知德一致，正是显例。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想用概念的“名”去牢笼民众的思想，系住民众的心灵，牵制民众的行动的。名家如惠施、公孙龙辈也仍然是这样。把概念的能动性故意夸大，把概念和事实分离，专在观念上维持其思想体系，专为他们的观念上的“一”辩护。他们只有观念论辩证法的思想和形式论理的思想，因此他们始终在观念范围内兜圈子，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第5讲
名家之观念论的辩证法与形式论理
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因社会混乱，国无宁日，战争频仍，此侵彼掠，纲纪败坏，秩序尽失；故一般忧时之士，或出而辅王理政，期廓清诸反对派以求统一；或游说诸侯偃兵，欲化干戈为玉帛；或自立学说，发挥其救世主张。因此，人才蔚起，思想繁兴，学术史上称为黄金时代，实有其由。考当时儒、墨、杨朱诸家，各出所论，皆足以振靡天下，其在学术上之价值，即此可见。所惜者公孙龙一派（公孙龙即称为“秉”者）的著述多散佚不存，流传世间的仅《公孙龙子》及《庄子·天下》篇所记的少许学说而已。但只在这残余材料中，已能给我们以至浓厚的兴趣，盖被称为“辩者”的惠施、公孙龙一派的思想，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惠施、公孙龙，汉代学者称为“名家”，战国时大都称为“辩者”。我想他们所以有“名家”的称号，是因为他们对于名学有一种特殊的贡献，好像西洋的齐诺（zeno）、黑格尔（Hegel）被称为辩证法家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名学才叫名家，如果这样，那就世界上不知有许多的名家了。
名家思想注重抽象的概念，以概念为蒙蔽民众的麻醉妙品。盖当时社会，一般民众在现实世界上得不到物质的满足和安慰，必然地要在抽象上着眼，名家因欲以空洞的概念去锁住民众每个的心灵，故注重静的世界观和定于一尊的思想。这本是一般御用学者共同的目标。孔子主正名，苏格拉底（socrates）主知德一致，正是显例。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想用概念的“名”去牢笼民众的思想，系住民众的心灵，牵制民众的行动的。名家如惠施、公孙龙辈也仍然是这样。把概念的能动性故意夸大，把概念和事实分离，专在观念上维持其思想体系，专为他们的观念上的“一”辩护。他们只有观念论辩证法的思想和形式论理的思想，因此他们始终在观念范围内兜圈子，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一、名家和别墨的不同
有些学者主张名家出自墨家。这是由于晋鲁胜所著的《墨辩注序》中有“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的话。迨及于清之张惠言，亦沿此说。他的《墨子经·说解后》云：
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申、韩之属者出焉。
名出于墨之说，似成一种定论。陈兰甫《东塾读书记》尤以《墨子·小取》篇“乘白马”、“盗人”诸说和公孙龙相似，认为是名出于墨的证明。胡适之先生更坚信这种主张，以名家为新墨学，名日“别墨”，并举四个理由证明《墨经》为惠施、公孙龙等所作。梁任公先生虽不主张施、龙一辈作《墨经》，但也认名家一派确出自墨门。（详见《读墨经余记》、《墨子学案》）名出于墨之说，似更成为不摇之论。
可是我们若加以深察，便不敢赞同此说。墨家和名家原有几种根本不同的主张，根本主张既不同，便一切都不同了。让我们先考察有哪几种根本不同之点：
第一、墨家富有实践的精神，名家只是作抽象的研究在第三讲中我们已把墨家实践的精神详细讲过，譬如《庄子·天下》
篇述及墨子的话，有“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之语，又有一段重要文字，述及墨家的实践精神，如所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跋，胫无毛，相进而已矣”。我们从这些文句中，就可以晓得墨家是具有怎样一种精神的。墨者是如何的顾及实际，在苦难中发挥其能力，贯彻其主张的。我们可以说，墨家是手脑并用的劳动者，不像一般士大夫之文绉绉的只空谈文章济世。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其思想的体系，在实践上体现其根本的主张；他们的精神是苦干，是实践。他们反对一切装饰主义，更反对身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