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头来看名家是怎样。名家在这一点，完全与墨家相反。名家只是抽象地研究学理，和一般士大夫的积习并无二致。名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概念的注重，是论理的游戏，是在文字上斗法宝，在观念界兜圈子。它没有丝毫实践的事实供人参考，也没有丝毫实践的精神以与其学说相应和。这如何可以和墨家相提并论呢？所以，从气质上观察学派，是认识学派的基本条件。忽略了这点，便成为枝叶上的比附了。这是我所认为名墨不同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墨家有特殊的组织，名家无之
复次，我们看到墨家为一有纪律的团体，是有一定的特殊组织的。关于这点，我们看《庄子·天下》篇所记载的“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一段，就很明白。巨子制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团体，我们虽然无法讲明，但为一种纪律森严的团体，却是绝无疑义的。在第三讲中我曾说明这种团体的“自苦为义”的精神，想诸君还能记忆。这样看来，欲为墨者，必须加入这种纪律森严的团体，或者必须经过入团的一定程序方可。
但名家呢，我们实找不着它的有组织的特征。在古籍上并无记述名家为一种有组织的团体。我们姑且承认名家为新墨，为“别墨”，但我们考察许多从旧教蜕化而出的新教，或从保守党蜕化而出的维新党，也必定有其新的组织，何以这新墨或“别墨”独无组织可言呢？因此，我们纵欲承认名家为新墨，为“别墨”，实不容易提供所以为“墨”的理由。不考察“墨”与“名”之不同，贸然以“墨”加之，便不免辱没了“墨者”了。
第三、墨家主名实合一，名家主名实对立
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
（A）墨家主“二有一”，名家主“二无一”——我们看《墨经》所载：
体：分于兼也。——《经说》：“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这样，则墨家主张“兼”为二，“体”为一；体是分于兼的，故承认“二有一”。名家的公孙龙则反是，他说：
牛合羊非马。
白以青非碧。（说详《公孙龙子·通变论》）
他以为任何两物都无真正合一的契机，所谓“二”就是各各独立而迥异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能纯粹合一的，故主张“二无一”。
（B）墨家主盈，名家主离——《经说（下）》有：
见不见，离；一二相盈，广修坚白。
抚坚得白，必相盈也。
根据上两句，可知墨家以为坚白同囿于石，两者必能相盈。
公孙龙则适与相对，他说：
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均摘自《公孙龙子·坚白论》）
公孙龙以为坚白在石，两各相离。可称它“坚石”，也可称它“白石”，但不能称它“坚白石”。故他认为一个石里面两者不能相盈，只能相离。
（c）墨家主“白马，马也”，名家主“白马，非马”——《墨经》
有：偏去莫加少，说在故。——《经说》：“偏，俱一无变。”
这是说物有几种表德，并不因为偏去某种表德而失其物的本来，或别成他物。凡物莫不体面相含，偏去体而说面，于体无损；反之亦然。虽然偏去某种表德，但原来几种物德仍然存在如故，并不减少，所以“说在故”。所谓“偏，俱一无变”，亦即是同样道理；虽“偏”去而“俱一”的诸德还是无变化的。因此墨家主“白马，马也”；以色形并具为马，今偏去形而求马，马的全德仍旧无变，故“白马，马也”。
公孙龙则说：“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故“白马，非马”。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知墨家是把名与实打成一片的，主张名即是实，实是即名。所以《小取》篇有“以名举实”之语。但名家把名与实截然分开，名实之间横着一条不相连属的鸿沟，便是把抽象的名与实具体的事物之联系性一刀斩断。
第四、墨家“蔽于用”，名家“蔽于辞”苟子在《辞蔽》篇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
这两句话批评得有些道理。墨子是讲节用的，重苦干的；谓用与善是一致的，义与利是一致的。他反对士大夫所谓堂哉皇哉的“礼”、“乐”，尤其反对士大夫那种论理的游戏。当然墨子对于艺术不一定很理会，其实他根本反对所谓艺术。因为这样，所以被苟子批评“蔽于用而不知文”了。惠施一流人则专在名词上变花样，他们避实就虚，终日以概念理论、抽象的法式自娱，原是观念论派的典型人物，哪能对现实发生半点兴致？
这当然成为“蔽于辞而不知实”的了。
我们既找出名墨两家几个根本不同之点，则他们之相訾应自是必然之理。我们可以承认名墨两家学说最相接近，但不能说名家即为别墨。至于他们两家何以相似，不妨试举一例来说明。譬如形式论理的思想，在《公孙龙子》书中便表现得很充分。现在举出次述一条，作一对照。
墨家的论理方式：
大前提——“假，必非也而后假。”
小前提——“狗，假虎也。”
断案——“狗非虎也。”
名家的论理方式：
大前提——“命色者，非命形也。”
小前提——“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断案——“故白马非马。”
又《墨经》和《公孙龙子》两书都着重“明类”的思想，墨子和惠施又都主张泛爱、非战，这些都是一般人认为名出于墨的理由。但我们实不能随便附从，我们只是认为名墨两家最相接近罢了。
不但这样，我们还可承认名家和儒家、道家的思想也有相契合之处：
名家注重正名，儒家也讲正名，虽不完全相同，但对“名”的重视，是一样的。惠施十事中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之旬，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正是一个意思。又惠施的“况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极其恰合。
不过，名家虽与各家有相类似的地方，而其与墨家之相似，换句话说，与墨家关系之密切，确在其余各家之上，这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至关于名与墨何以不同，在讲完本题之后，更可得到一个明确的了解。
二、两种辩证法
在这段中，让我们对于两种辩证法先加一番认识。我们知道，辩证法的领域中，有观念论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辩证法之分。而观念论的辩证法曾在近代盛行一时，直至最近才逐渐销声匿迹，为唯物论的辩证法所取而代之。西洋哲学史上古代的齐诺（Zeno）和近代的黑格尔（Hegel）即为前者的代表人物，古代的赫拉克利特士（Heraclitus）和最近代的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伊里奇（Iliitch）等，则为后者的代表人物。
现在我们分开来讲。
第一、观念论的辩证法
齐诺可说是观念论的辩证法的创始者，他站在观念论的立场去说明现象界，为他的老师巴门尼底（Parmenides）辩护，认为整个宇宙是不相矛盾的“一”。他全从主观的思维出发，认定思维是决定者，存在是被决定者，即“思维决定存在”。思维是主因，其余只是从思维派生的东西。这在我们看来，并不觉得十分惊奇；因为齐诺的时代背景，是充分地诱致他在这个立场上解释真理，非抬高思维的能动性，夸张思维，将思维有意地歪曲使与现实隔绝，走人虚空之境不可。我们知道，当时齐诺所处的社会，是支配阶级不能在物质上予民众以满足或慰安，而站在御用地位的齐诺，为要牢笼民众而使其就范，自然只有逃避现实而引人踏人理想的王国。
于是抽象的东西被认为实有了，思维被夸张了，本是派生的思维反而变成决定要素了。于是许多现实的事物都归人纯粹概念的领域里。结果，现实与思维失掉本来的联系。现实成了被摒弃的东西，从虚空的领域里幻出一个理想的王国来。
齐诺的辩证法就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拥护“思维决定存在”的命题的，并在这错误的命题上竭力求丰富与深刻，使它越显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于使人们眼花缭乱，一时找不出它的错误。
到了19世纪的黑格尔，更将辩证法推进到圆满境界，将古代较简略而乏生气的东西，装成一种葱茏蓬勃之象。黑格尔想把观念论的辩证法作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观念的力量来得伟大无伦，且使人们迷惑于其圈套中而不自觉，故出其所谓“绝对理念”的主张。
他认定“绝对理念”是潜在于差别界的事物的实在，不是抽象的东西。“绝对理念”，即是内在于差别界的事物，质言之，即是差别界的事物本身，并不是超越于差别界的。他更说明“绝对理念”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或陈死的。因此他认定整个宇宙本身就是“绝对理念”发展的过程。
当前世界的万物，不过是“绝对理念”在发展的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表现。
他最后说到“绝对理念”本身也是发展的，“绝对理念”并不是静止状态或完成状态。他的说明是具有颇大的诱惑力的。
在此我们发觉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委实达到顶峰，他的说明确也有其独到之处。但他把“绝对理念”比拟得近于神秘，使我们无从捉摸。究竟“绝对理念”是什么，就很难于说明，更难于证实。然则黑格尔自认不是抽象东西的那种“绝对理念”，骨子里还只是观念论的另一方式的说法。
归根结底，“绝对理念”仍不过是黑格尔的脑中的产品。
黑格尔认为人是“绝对理念”所造成的，费尔巴哈（Feuerbach）则谓“绝对理念”本身便是人所造成的。我们觉得费氏的说明，乃是对黑格尔的思想一个恰好的批判。我们否认黑格尔以及一切观念论的辩证法之空想的说素，我们不能将故意夸张的思维完全接受。反过来说，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只是派生的东西。
第二、唯物论的辩证法
承认存在与思维都发展着，联系着，同时又肯定“存在决定思维”的，那是唯物论的辩证法。不过这里面有许多地方须补充说明。这种辩证法由赫拉克利特士、斯宾诺莎、费尔巴哈诸氏启其端，马、恩、伊诸氏集其成。唯物论的辩证法体系异常浩大，内容异常丰富，非本讲所能说明。
现在简括地提出几条：
（一）唯物论的辩证法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出发于整一性的物质体。
（二）宇宙间一切现象都相互联系着，而为不断地变化发展的。
（三）一切现象的变化发展，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主要地是内部矛盾的斗争。
（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经过突变，遂产生新的形式。
（五）真理的认识以社会的实践为标准。
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观念论的辩证法是对立的。可是它们的对立，只是相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哲学上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区别，绝不是那么简单的，绝不是单凭直接的外形可以断定的。如果仅凭抽象的形式断定某也是唯物论者，某也是观念论者，那是一种极幼稚的见解。譬如哲学上昌言对立的范畴，喜欢谈普遍和个别的问题、原因和结果的问题、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单凭这些抽象形式，断定哪个是唯物论者或观念论者。因为这种断定是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又譬如感觉一物，唯物论者认认识的起点是感觉，观念论者也认认识的起点是感觉，你能够单凭感觉去下一个断定么？极端的观念论者巴克莱（Berkeley）主张“一切存在都由感觉而生”，但是我们尽可以运用这句话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可见单凭抽象形式贸然地下断定，是一种幼稚见解的暴露。最近苏俄的机械论者就都犯了这种弊病。他们单凭抽象形式断定德波林（DebIorin）一派是观念论者，只是暴露自身的无知。他们把唯物论和观念论看作绝对的对立，是怎样的缺乏积极性的见解啊！
德波林一派也不了解唯物论和观念论的区别，他们把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观念论的辩证法混为一谈。这种谬误，实由普列哈诺夫（Plekhanov）启其端。普列哈诺夫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绝对不变的真理，以为只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倒转，附上唯物论的命题，便成为完整的唯物论的辩证法。德波林正落人这种窠臼之中。以为唯物论和观念论的区别，只要阐明物质和精神哪个是主体哪个是客体，便算完事，就讲到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以为只是抄袭，便算完事，这都是由于不曾深究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不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有所改变，以致陷入观念论的迷途。
我们可以指出德波林一派确实不曾理解的，便是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他们把辩证法和认识论完全对立起来，把方法论和现实认识之历史的发展完全隔离开来。他们不知道辩证法本身即是认识论，也即是论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