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例子，都足以证明墨家的哲学大半是运用形式论理构成的。墨子既站在尚同的立场，用形式论理运用其思维，是当然的路径。我们若不从思维体系上去理解墨子，去研究《墨经》，是不能得到墨家的真精神的。
论理这个名词，在墨家叫做“辩”。《墨经》说明“辩”的地方很多：或说明“辩”的性质，或说明“辩”的作用，或说明“辩”的方法。在《小取》篇我们可以抓出很重要的一段。
夫辨也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开首六项是说明“辩”的作用和目的的。中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是说明“辩”的方法的。最后五句，是总论“辩”的性质的。
最后五句，是形式论理的核心。观念论者每从思维看实在，以为思维可以决定实在，因此，完全趋重于概念的研究。他们不是因实授名，却是“以名举实”，即以概念决定实在。质言之，思维即实在，这是形式论理学者的根本立场。形式论理学者重“名”，重“辞”，重“说”，完全偏重概念的作用是必然的结果。
最末“以类取，以类予”六字，是全文的骨干。“类”即是“相似”，这个字对于形式论理的运用是很重要的。形式论理的基本规律，便是同一律，上面已有说明。他们所以推论万事万物，完全是以同一律作基础。同一律（Law 0f Identity）可以用“A是A”的形式表示出来，但形式论理学者有时看到宇宙万象是有变化的，并不完全同一，因此他们每每不说“A是A”，而说是“A是B”。“A是A”是完全立于同一的立场上，“A是B”便是立于一致的立场上了。同一是指的一个东西，一致就指两个东西了。
即是说A与B二者虽不完全同一，但我们可以假定其有多少的相似点，因此结合以求其一致，而保持认识的统一。于是同一律就变为一致律（Law0f agreement）。同一律是“同”，一致律即是“类”。所谓“以类取，以类予”，即是说一致律为一切肯定判断的基础。
上面已经把墨家的形式论理说明了一个大概。可惜在本讲里面未便细说，但有了上面的说明，已经可以看到墨家的形式论理正是从它的尚同的主旨而来。现在说明墨家一个特色，便是它的实践精神。
五、墨家的实践精神
墨家的实践精神，可以分作两方面观察：一、对个人享受的节制；二、对社会福利的营求。而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墨家所以博得世间的好评，这两方面的实践精神实为其主要原因。我们看《庄子·天下》篇所记载关于墨家的一段重要文字，便可以知道：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日节用。生不歌，死无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恐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日：“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肢，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胺、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在这段文句里面，有两句最吃紧，便是“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绳墨自矫”是对个人享受的节制，“备世之急”，是对社会福利的营求。
真正有对己对人的精神，是墨家的实践精神的大过人处。孟子也认识墨子这种特色，所以他说：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摩顶放踵”，是对个人享受的节制，“利天下”，是对社会福利的营求。孟子表面上是骂墨子，实际上却是恭维墨子。毋怪墨子的思想成为当时的“天下之言”，而为一般人所归向的了。
单就个人享受的节制一点而论，墨家的最大特色，是“生不歌，死无服”。他们总是要人们先把生死一关勘破，生死的问题既看得轻，便对世间一切事都敢于放胆做去了。人们何以贪生，贪生的享受；又何以畏死，畏死的寂苦。惟其贪生的享受，所以耽于耳目之乐，用丝竹管弦之声，以悦其生；如果摈弃这种生的享受，则生的意趣便不能不转移到别的方向去，而营求社会福利之心，便油然而生。所以墨子倡“生不歌”。惟其畏死的寂苦，所以求死后的哀荣，用厚葬久丧以慰其死；如果轻视死后的生活，便不得不集中于生前，而勇猛精进的精神便不期而自至。所以墨子倡“死无服”。“生不歌，死无服”，也经把人生的路向决定，也经把生死的问题解决。当然对人事的努力，便能达到焦点，无所挂碍于怀了。
《庄子·天下》篇称“墨翟、禽滑厘……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跋，胫无毛相进”，这是何等的精神！他们以大禹为法，以大禹之“腓无腋，胫无毛”为法，以大禹之“形劳天下”为法，所以说“不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家之所以为墨家，是要具备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的。但这种精神之唯一的妨害物，便是“乐”。譬如久处温柔之乡，便乏远大之志，既拥裘马之富，岂甘藜蕨之施。墨子因此以为要锻炼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非提出一个“非乐”的口号不可。墨子所谓“乐”，不仅指丝竹管弦之乐，乃就一切人间的享受而言；又不仅关于日用饮食之细，并且关于国计民生之大。所以《非乐》篇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关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味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
从这段话，可见墨子所说的“乐”，是范围极大的，和孔子、苟子的“乐”都不同。墨子的“乐”，是把一切“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都包括在里面。是就一切个人的享受说。墨子并进一步推论到王公士大夫力言为乐之不可。他说：
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童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经，多治麻丝捆布碜，是故布缪不兴。日孰为而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日乐也。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非乐》）墨子更扩大论点，从历史上证明“非乐”的重要性。你看他和程繁一段谈话。
程繁问于子墨子日：“夫子日：‘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日‘圣王不为乐’，此有马驾而不税。
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耶？”子墨子日：“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而自作乐，命日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日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墨子的最大不可及处，便是摆脱一切享乐思想，亲自去做“中圣王之事”、“中万民之利”的工作，而且从“腓无腹，胫无毛”做起，这是何等实践的精神！如果不认识墨子这种精神，那就讲“兼爱”，讲“非攻”，都只是糟蹋墨子。因为兼爱非攻，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墨子却要“摩顶放踵”地去达到这个理想，这岂是发发空议论的人所能做到的？程繁用“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的话微讽墨子，殊不知墨子之所以不可及，正是这一种“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的精神，毋怪《庄子·天下》篇称道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诚者！其道大觳，其行难为。但是这种大觳之道，难为之行，非有墨子那种精神，又哪个配干呢？墨子为贯彻个人的主张起见，不能不对个人的享受加以节制，即不能不非乐。然则墨子的非乐，在墨子的实践精神上，实有最重大的意义。
墨子的非乐，即含有一种反对艺术的思想，在这点，墨家哲学常为一般人所非难。实则墨子的反对艺术，是与他的崇尚功利相为消长的。墨子以为功利和艺术是绝对不相容的两种类型。要崇尚功利，便不得不反对艺术，要崇尚艺术，便不得不反对功利。这种看法，在过去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是对的，而且这种思想也支配了很长时期的历史。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殊不知墨子乃崇尚“用”而反对“文”。墨子以为“文”必流于弱，必流于靡，必至于“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这便是他所以提出“非乐”之意。他的“非乐”是与他的“节用”相为终始的。“节用”即崇尚“用”，“非乐”即反对“文”。《庄子·天下》篇说：
“作为‘非乐’，命之日‘节用’。”这两句话，说明了二者的关联。所以墨子非蔽于用而不知文，乃崇尚用而反对文。换句话说，即崇尚功利，反对艺术。前者着重在社会福利的营求，后者着重在个人享受的节制，在墨子书中，常表现这两种主张。
现在论到对社会福利的营求，在这里我们不可忽视了一个“用”字和一个“利”字。墨子的“用”和“利”，是范围很广的，绝不是财用的“用”，货利的“利”。如果需要补充的说明，我们可以说是功用的“用”，功利的“利”。功用或功利是含有严重的社会性的。西洋功利派伦理的标语，是“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此可以想见功利的内涵意义。墨子以为凡是善的都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用，就算不得善。他在《兼爱》下篇这样说道：
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