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书
羽书早在古代。是一种征调军队的文书。杜甫在《秋兴》有诗为证：“直北 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鸟能飞翔，而在当时条件下，要快莫过于鸟， 故在信上粘或插鸟的羽毛表示信件，必须飞快送达。粘插鸡毛则成为“鸡毛 信”。这一风俗在抗日战争期间仍有沿袭。而佤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少数民 族一直到民主改革前夕仍用此信为“告急”。但是在用法上又有变异。拉祜族 若要召开紧急会议时，用一根长尺许的竹片或木片，拴上三根鸡毛作为紧急 赴会的通知。情况特别紧急再加一小块木炭。佤族不用木炭而用辣椒来表示 “特急”。这种“鸡毛信”通常是没有文字的，只是在上面刻几条刀痕，其内容 约定俗成，人们一看就明白。
鸿雁
鸿雁是从前对远方来信的一种习称。相传汉朝年间，皇帝派苏武等人出使匈奴，商讨罢兵息战事宜。和议未成，苏武被单于流入到北海牧羊。十多年后汉族与匈奴和亲，皇帝遣使入匈奴。单于对汉使诡称苏武已死。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设法见到汉使，密告苏武的情况。为拯救苏武，常惠出一计谋，让汉使告诉单于：汉朝皇帝打猎时射得一雁，雁足系有帛书其中叙说了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景。单于听后大为惊奇，无奈只好让苏武归汉。因此后人有习惯以“雁足”和“鸿雁”称远距离传递书信的人。
尺牍
“尺牍”又称“尺书”、“尺素”、“尺一书”。也就是今天的信札。纸张面世之前，古人多用一尺或一尺一寸长的木板（牍）或绢帛（素）写信。《乐府诗集·饮马长城窟行》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句。后来也借指纸质书信。尺一书是一尺一寸长的木板或绢帛写成的书信。
羽檄
羽檄是指插有羽毛的文书。中国古代战事紧急时候，作为迅速传递的一种记录文书，是用书毛插在书信上，称之为“羽檄”。东汉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下》里面讲：“吾以羽檄征天下兵。”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鱼书
鱼书是古代对书信的称谓。其中一说是因民间藏书之函习用鱼形。另外一说鱼能迁徙，也为沉潜之物，似书信之传递及隐秘，所以习以为喻。《诗经·匪风》讲道：“谁能烹鱼，溉之釜鬻。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也说：“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西汉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吴广用朱砂在一块丝绸上写了“陈胜王”三字，暗置他人打起的鱼腹中，士兵买鱼烹食，得“鱼书”而怪之，只为起义制造舆论。
信牌
“信牌”是古代信使在传递信件时候携带的一种必要凭证。差不多与今天的介绍信相似。上面书写着到达每个驿站的时间，以便驿站官员稽核和督促，使信件及时传送。宋代称“信牌”是“驿卷”。宋仁宗康定六年又制作了朱漆木牌。后来因这种木牌记载有限，所以又用纸印行，称作“排单”，它不仅可作为递信凭证，而且可以在排单上按程登注时刻，因而起着传递、登记、介绍持信身份等等作用。
急脚递
“急脚递”俗称“传金牌”，是传递紧急军事情报或命令的通讯方式。始于宋代。元代称之为“急脚铺”。宋沈括《梦溪笔谈》里说：“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相传岳飞一目接到十二道金牌，即是这种金字牌急脚递。
传竹筒
这种“竹传筒”的古代传信件的方式开始于唐代。《唐语林》记载，自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与湖兴太守钱徽，吴郡太守李穰友善经常以诗互赠。后元稹太守会稽也参加了他们的诗歌酬唱活动。由于人各一方来往不便。即把诗稿装于竹筒，互相寄送。这种竹简又称“邮筒”。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表明：“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讲：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唐至明末清初相沿成俗，竹筒起着交换信件的媒介作用，类似今天的信封。
传树根
从前民间流行于景颇族的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景颇人认为树根是一树之本。可以做传递树根，表示思念亲友之情。景颇族人的这一种古老的民间递情方式，不但古朴可信，而且内容健康诚挚。
送甘蔗、辣椒、鸡毛
过去“送甘蔗、辣椒、鸡毛”，是佤族百姓传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民生双方发生纠纷时刻，为了表示气愤和警告，或者经人调停后表示可以和好如初，做法：双方不互相见面，而是用约定俗成之物相互传递。比如送辣则表示气愤；若送鸡毛表示警告；若送甘蔗盐巴，则表示和平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