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由道形人由道行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首，宋代儒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易传》中所说的“道”指天的变化规则，即天道。天按照这个规则推移变化，产生出了万物和人，万物和人又以天的这一规则为楷模，从而和谐顺应地生存变化。他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日：“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这里的“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界的本然状态，表示自然界实实在在、原原本本，未有任何伪造和修饰；二是指人的精神修养境界，表示人的精神处在本然状态，没有任何主观情欲和矫揉造作。
这里的“乾元”是《易传》的专用概念，指自然界的“天”。
周敦颐认为，圣人之诚来源于自然之诚，自然之诚来源于天。天按照自身的法则不断变化，产生了万物，因而才有了实实在在的自然界，也才有了圣人的无情无欲的精神境界，所以说“乾元”是“诚之源也”。
在周敦颐看来，天的变化是遵循一阴一阳错综交替的法则进行的，没有这一法则起作用，天便不会产生万物，自然界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
周敦颐将天的运变法则，即一阴一阳的错综交替视为道，所以在说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之后，转引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天道变化的补充说明。
周敦颐还说：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盛德修而万物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其意是说，天以一阴一阳推移变化生成了万物。生万物表现了“仁”，成万物表现了“义”。圣人效法天道，以仁义哺育万物，教化万民；天行人效，天下人物便得以和顺驯化。
由此可见，在周敦颐看来，人的仁义是从天那里来的，圣人的作为也是从天那里来的。
当然，“天”在周敦颐的学说中，不是最后的本根，不过，用天道来解说人道，这种从老子那里传下来的思维方式还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和张载。
邵雍创立了一种“先天之学”。
“先天之学”是什么？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推崇天地之前那种存在之物的学说。
在邵雍看来，天地之前存在着一种阴阳未分的东西，他借用《易传》的概念，称其为“太极”，同时又接受了老子的思想，称其为“道”。
在邵雍的学说中，这是道的一种含义，指天地万物之本始。
除此之外，他又遵照《易传》的思想，认为太极按照一分为二的变易法则，分为阴阳，然后阴阳相交以滋生万物。而阴阳相交是天生万物的缘由，亦是万物衍生的缘由，所以也称为“道”。i这是道的另一种含义，指天的运变法则。
他认为，《易传》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第二种含义的道，即天之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说：
道无形无声，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嚣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
在这两段中，前一段的“道”是指天之道，即天的运变法则，而后一段的“道”则指先天之道，即产生天地的那个东西。
这两段的共同之点在于说明，说到根本上，天地人物都是道的子孙，都遵从大道而行。
以先天之物、人类之祖来说明人类，儒家祖师孔子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在孔子那里，最多也只是说到“天”，而他说的“天”，在涉及与人的关系时，一般说来，并不是指自然界中的天，而是指一种无形的意志。在他的头脑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意志在支配着人的行为，他将这种无形的意志称为天。比如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意思是，既然上天赋予了我安定天下的职责，桓魃想要害我又能将我怎么样呢？又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如果我做的不对，老天也会惩罚我的。如果要问“天”究竟是什么，则孔子便不回答了。不是他有意不回答，而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没有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至于说天的母体是什么，对孔子来说，那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作为一代硕儒的邵雍，在看待人世、观察人生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法却不是儒家的家传，而是从道家那里，从老子那里借用的。
我们再看张载。
就具体观点而言，张载与邵雍有很大的不同。张载不赞成邵雍的“先天之学”，认为天之前再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天是一团气，气是永恒的存在。气凝聚起来就变成了物或人，物化人消就又变成了气。所以，气是宇宙的本原。
因为气是一团虚空，所以张载又称其为“太虚”。“太虚”，即虚空至极之意。
在张载看来，气中原本存在两种相反的性能，这就是阴与阳。阴与阳虽然性能相反，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它们缠绕在一起，你来我往，你上我下，相互摩擦，相互激荡，推动气不断运行，使之时聚时散，造成了物种和人类的生死大循环。在他看来，阴阳的推行、气的往来就是《易传》所说的道。
张载认为，气生出了万物和人类，所以也就将自己的道，将自己阴阳相推的性能遗传给了万物和人类。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皆须循道而行。在这一点上，圣人便是榜样。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说：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悟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参伍之神”，指太虚之气错综变化的潜能。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与天道的变化是一样的，它们都包括在了太虚之气的变化之中。懂得了太虚之气的聚散变化，也就懂得了天道的变化；懂得了天道的变化，也就瞳得了人的本性。
应该指出的是，张载是指名道姓地批评老庄的儒家学者，而在他的学说中，却不自觉地运用着老子以天道观人性的思维方法。由此可见，在张载所在的时代，老子从宇宙论的高度观察人生的思想方法已经深入人心了，深入到了自然用之、不思其源的程度。
2.天有是理圣人循之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是同胞兄弟，人称二程。他们用天道解释人性，用天道解释人世，更是直截了当。
程颢与张载一样，也以天为宇宙之源，不过他所说的天不是气，而是理，即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个抽象的大法，所以又称为“天理”，也称为“道”或“天道”。自此之后，以“理”或“天理”为道，成了二程和朱熹的共同观点。
程颢认为，人性就其本质来说，是天道的体现，因此，只要遵循自身本性，放任行去，也就是道。他说：
盖“上天之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
其意是说：所谓“天”，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可以称其为“易”；“易”也就是变易的意思，《周易》的“易”正出于此。就其变化规则和变化趋势而言，是万物遵循的轨道，所以可以称其为“道”；就其功用而言，是变化莫测的神奇力量，所以可以称其为“神”。就其变化趋势在人身上的表现而言，是人的本性，所以可以称其为“性”；人遵循自己的本性而行，也就是道。
在程颢看来，天的变化趋势和变化规则“道”，是体现在任何事物之中的，在人身上的体现便是性，所以说循己之性行事便是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也就是性，性也就是道。所以他说：
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
程颐比他的兄长程颢说得更明确。在他看来，天理、天道与人事是完全一致的。天理是本，是体，是人事的根由和源泉；人事是末，是用，是天理的功用和表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天理、天道是无形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微者；具体的人事是有形的，可视可见，是显者。不过，既然道理是大法，那么它在天在人也就没有什么差别。程颐将天理与人事相统一的关系概括成了一句话，这就是“事理一致，显微一源”。他说：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显微一源。
有鉴于此，所以他认为，圣人是遵照着天理而行的；圣人遵照着天理行事，那就是道。他说：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3.三纲五常理之流行
南宋时期最著名的儒者有两个，一个是朱熹，一个是陆九渊。他们的具体学问各有不同，但是就思维方法而言，谁都没有离开北宋五子从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路子。
比如朱熹。
朱熹认为人类和万物是由天产生的。天是宇宙的原本，在天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再存在了。而天具有双重属性：一者是有形体的，是构造物类的质料，这就是气；一者是无形体的，是使物类之所以能成为物类的道理，这就是“道”和“理”。
因为道理是天地万物之所以产生和所以存在的终极缘由，所以又称为“太极”，它的具体内容则是事事物物都是成双成对的道理。宇宙之中只有一个太极，但是它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每个事物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就像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它映照万川，每条河流之中都有一个完整的月亮一样。由此，人以太极为本，按照太极的道理行事；天理在人世上的体现就是人礼，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人性。人世中的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变现。
有鉴于此，所以他说：
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
这“道”，这“理”，这“道理”，这“太极”，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东西，亦即宇宙的根本，天地万物、禽兽人类的根基。不但人性来源于它，而且人世的三纲五常都来源于它。因此，要知晓人，首先要知晓这个道，要知晓这个理。只有以这宇宙的根本道理推及人事，才能对人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就是朱熹的基本思路。
再看陆九渊。
陆九渊在接受“道”、“理”是宇宙根本大法的前提下，更强调人心。他认为人心是“道”、“理”的体现。
在陆九渊看来，道与理本是一个东西，只是在谈不同问题时，说话的角度不同，所说事物的意义不同，所以使用了不同的。
字眼。“道”与“理”二字在含义上虽然不同，“道”是遵其而行之意，“理”是顺序、条理之意，然而二者所指，都是宇宙间普遍的根本的法则。所以他说：
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
在陆九渊看来，道、理为宇宙的根本大法、普遍大法，不仅天地不能逃避，不能违背，人类也不能逃避，不能违背。谁要想逃避道、理，就会遭受灾祸。他说：
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其蒙蔽则为昏愚，道彻则为明知。昏愚者不见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见是理，故能顺以致吉。
正因为道、理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所以，人的本心，人的仁义之心便是道、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道、理就是心，心也就是道、理，知晓了心也知晓了道、理，而要想知晓心，也就要知晓道、理。所以他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日“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日“夫道一而已矣”；又日“道二，仁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日：“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日：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在这段论说中，陆九渊引了许多孔孟有关人心、人性及人间世事的话。这些话，在孔孟那里都有各自的含义，而陆九渊则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人心、人性、人间世事都出于一个本根，这就是宇宙大道，这就是宇宙之理；要知晓它们，说到根本上，也就是要知道、知理。
4.为仁为义则谓之理
下面，我们还需要考察—位大儒，这就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
王船山是宋代以来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理与道区别开来，认为理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道是各类事物的类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