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宇宙从总体上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这就是“气”；一层是具体的物类，这就是天地万物，其中也包括人类，统称为“器”。理是气的变化条理，由于天地万物是根据气的聚散而生灭的，所以气中之理也就普遍贯穿在天地万物之中，对天地万物都有制约作用；道是各类事物的法则，它有一定的型制，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道，各种类型的道只在本类事物中才有普遍的意义和制约作用。比如，天之道的具体型制是“阴阳”，地之道的具体型制是“刚柔”，人之道的具体型制是“仁义”。不过各类的道又都是理的体现，考察各类事物，考察各类道，都要从它们的根本上，都要从气的变化条理上着眼；考察人、考察人心和人性也须如此。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他说：
太极最初一“〇”，浑沦齐一，固不得名之为理。殆其继之者善，为二仪，为四象，为八卦，同异彰而条理现，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
其中的“〇”，是一个圆圈，表示没有边际，没有界限，浑沦一体。
其中的“二仪”、“四象”、“八卦”，是《易传》用语。解《易》的各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表示浑沦不分的气向有形之物分化的三个阶段：气由浑沦一体分而为二，由没有形象，变成了样子相反的两种东西，称为二仪；二仪又二分为四，形成了四种形象，称为四象；四象又四分为八，借用《周易》八卦之名以名之。二仪，一般指天地，亦或指阴阳；四象一般指四季；八卦一般指天、地、雷、风、火、水、山、泽。
王船山的这番话，基本意思是说：整个宇宙，在未分化之前是一片混沌，没有差别，因此也就无所谓条理了。气在运动变化中出现了差异及区别之后，条理才显现了出来。气分化开来，产生了物类、人类，这才有了物性、人性，才有了物类和人类的法则，有了“道”。也就是说，人是气和理的产物，人性是气之理的体现。
由此他又说：
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则俱无也。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为之对待，而后理之名以立。犹言道者必有非道者为之对待，而后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尽皆路，其可行者则为路）。是动而固有其正之谓也，既有当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谓也。是唯气之已化，为刚为柔，为中为正，为仁为义，则谓之理而别于非理。
在他看来，人与宇宙之源，与气，是一种血缘关系。人是气的后代，而天和理则是气产生人的中介层次。所以说，要谈论人心和人性，必从气上说起。
理又是什么呢？是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行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而气一旦变化成了具体的物类之后，理便具体体现为各种物类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体现为道；不同物类的道表现形式不同，有的表现为刚柔，有的表现为中正，有的表现为仁义。气之所以有理，物之所以有道，那是因为气的变化会出现不合条理的时候，物的变化会出现不合轨道的时候。比如，人的行为，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仁，显现为义，而不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不仁不义。
由此可见，王船山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与宋明大儒颇多分歧，但在分析人与人世时的思维方法上，仍然遵行着老子开辟、宋儒遵行的路线。
说到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本书的主题是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的关系，为什么不惜笔墨讲了一大通宋明大儒？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是，宋明大儒，就其智能开发的程度而言，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他们的智慧，在中国，是现代人的智慧基石，不了解他们的智慧，就很难说清楚现代人的智慧。
其二是，宋明大儒，推崇仁义，讲究诚信，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是儒而不是道，但其所以成为大儒而非小儒，并不在于他们复述了孔孟早已说滥了的仁义和诚信，而在于在世俗之人的头脑中，为仁义和诚信筑起了一座相当牢固、相当高大的理论基石，这就是宇宙论。是宇宙论将他们的仁义、诚信从地上抬高到了天上；是宇宙论将他们由小需变成了大儒；是宇宙论将他们的头脑开阔起来，使之攀登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之巅。而宇宙论却不是儒家自己的，它是道家的开山之宝，是宋明儒者从道家那里借来的。
有鉴于此，与其说我们是在讲宋明大儒，倒不如说我们是在讲道家在宋明时期的影响和贡献。
可以这样说，是道家的宇宙论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由“形而下”推上了“形而上”，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宋明时期的一批儒家学者。
可以这样说，是道家的宇宙论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融入了世界智慧之河，从而搭起了中西智慧交相融汇的桥梁，而将宇宙论发扬光大，使之深人民族之魂的，却是宋明时期的一批儒家学者。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人的智慧，现代人的人生观念，是现代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环境的推动下，以中国传统智慧为基础，吸收和改造西方传统智慧和西方近代智慧的产物，而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吸收和改造西方传统智慧及西方近代智慧，在于宋明时期的这批儒家学者用道家的宇宙论为中华民族铸造了智慧的基石，用道家的宇宙论为中华民族架起了引进西方智慧的桥梁。
六、现代人生的指导思想
上面的结论并非无稽之谈，不过要把它们说清楚，还须弄清西方智慧的特点和现代中国人的人生指导。
1.西方智慧重在形上
西方智慧的特点是什么？是形而上学。
要明了这一点，还须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起。
柏拉图是古希腊的智慧大师，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大约活动于老子之后、庄子之前。他的真实名字叫阿里斯托克里斯。因为他才华出众，身体粗壮，并长有一个宽大的额头，所以他的体育教师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即“柏拉图”，意谓“粗壮”、“宽阔”。从此，这个称号伴随着他的思想火花闪烁着，传遍了欧洲，而他的真实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柏拉图看来，现实世界是纷繁多样的，五彩缤纷，无奇不有，然而却又有条不紊，和谐融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有条不紊、和谐融通的。这个模型就是理念。现实世界正是因为分享或模仿了理念，所以才成为自己的样子的。比如，一朵花，红白相兼，柔润光华，非常美丽，这是因为它分享或模仿了美的理念。而一只猪，大耳长嘴，黑毛短尾，甚是丑陋，那是因为它分享或模仿了丑的理念。既然如此，现实世界上有多少事物，便有多少理念与其相对应，于是理念便构成了一个模型的世界。不过这个作为模型的理念世界却与现实世界颇为不同：其一，它没有具体形象。
不显现于外，人们不能用感官感知它，只能用理智思考它。其二，它的存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时不有，永恒存在，无处不在，遍播环宇。其三，它是一个无形的和谐整体，分有若干层次，有高有低。高层驾驭着低层，层次越高数目越少，最顶端的理念是“善”。“善”是理念世界的统帅，它最完美，最真实。正因为它最完美，所以理念世界才如此和谐融通；正因为它最真实，所以理念世界才如此条理公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理念世界又是一个没有分别的整体，众多的理念都仰仗于“善”，体现着“善”。理念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着现实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大约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17岁跟随柏拉图学习。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他径直把“善”视为人的本性，不过他的一番论证却别具一格。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两种东西组成的。比如一个铜像，既有构成此像的材料铜，又有构成此像的造型模样；铜就是铜像的质料，模样就是铜像的形式。
在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中，形式高于质料，形式决定事物的本质。假如没有铜像的模样，这个铜像就不成其为铜像了，它可能就只是一堆铜而已。铜像之所以区别于铜锅、铜壶，之所以成为铜像，在于它的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人也不例外。
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然而一切动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有血有肉不是人的本质、本性，他的本质、本性应该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形式。由此推论，“人长有两条腿”，这种形式便要比他的质料“血”和“肉”来得更为根本。然而每种事物的形式，除了其外形模样及内形结构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运动形式；一个是它的功用形式。亚里士多德分别称这三种形式为“形式”、“动力”、“目的”。这三种形式中的“形式”是狭义的，专指静态的形象、结构等，比如铜像的造型、人的形象等；“动力”指所以成为这种形象、结构的力量源泉，如铜像由人雕塑而成，人由神创造而成等等；“目的”指造就这种形象、结构的功用，如雕塑铜像用来作纪念，造人用来体现神的完美性和至善性等等。而在这三种形式之中，“目的”是一种东西区别于他种东西的本质中的本质，本性中的本性，因为它最能体现这种东西存在的意义及价值。
从这种观点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作为人的本质、本性，是一种目的的体现，功用的体现。在他看来，具体的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不能永恒存在。它们之所以产生，一定有一个促使它们产生的东西。然而促使具体事物产生的东西又是由其他东西促使产生的。以此类推，终有一个只促使他物产生而自身不生不灭的东西，这便是“努斯”。
“努斯”，是理性、理解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宇宙最终的动力和目的，认为努斯是不生不灭、完美无缺的，因此是至善至美的。因为它是完美无缺、至善至美的，所以，一切事物都要追求它，从而使一切事物得以运动起来。反过来说，一切事物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求善，如小麦生长是为了成熟，石头从山上滚动下来是为了求得平衡。而人类又与其他事物不同，他具有理性，自觉地追求善是他的本性。
就求善的形式和内容而言，人类与其他物类大有不同；而就求善的原因而言，人类与其他物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追求努斯的目的造成的。
由此看来，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在人世之上，或者说都在人世背后，构筑了一个宫殿。这个宫殿不是上帝的住所，而是理念的住所。
什么是理念？理念就是事物遵行的条理、法则、规范，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道”、“理”或“道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世之上、人世背后，有一个超越于人世的世界。这是事物的条理、法则和规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宇宙的源头和人世的根据，人世上的一切都由这个世界产生，并由这个世界主宰。
这一点，与中国老子开辟的思路是一致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世界与人世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无形的、抽象的，而人世是有形的、具象的。
这一点，与中国老子开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有鉴于以上两点，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人世的时候，都从这个无形的支配人世的世界中去寻找依据。
这一点，与中国老子开辟的思路如出一辙。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这种学说传到中国后，中国学者曾经将其译为“玄学”，而近代学者严复则取《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语义，将其译为“形而上学”，并为历史所接受。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是西方最高智慧的象征，也是西方最高智慧的特征。西方历代的最高智慧都在沿着形而上学的路子向前走，直到近代的两位智慧大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提出的学说。
黑格尔是德国人，出生于1770年，卒于1831年。他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智慧，提出一套绝对理念的学说。
在黑格尔看来，宇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永无变化，自己就是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无所谓起源，无所谓演化，它就是全体。然而就其体系内部而言，却充满着矛盾和对立，展示着穿插和转化，布满了往来的轨道，好似由一个充满理性和智慧的大脑布置的和谐网络。这个网络绝对合理，绝对正确，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充分体现了最高的理性和最高的智慧，代表着宇宙最终的灵机。所以黑格尔称它为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
绝对理念内部充满着活力，这种活力使其自身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处在不断铺展而又不断回卷的过程中。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在最初阶段没有任何存在形式，没有任何构物原料，虚空无有，存在的只是成体系的、合道理的逻辑网络，就好像静卧之人的大脑，虽不思考问题，但却包含着思考问题的思路、条理。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的这一阶段称为逻辑阶段。
逻辑阶段在不断按照逻辑次序发展变化，其基本的逻辑形式是“三一式”。“三一式”是通过正、反、合三者的有机统一关系进行推导的方式。
黑格尔认为，这种逻辑推理的开端，也就是宇宙自身的演变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有”。因为要思考宇宙的起源，首先头脑中要有一个思考的对象，要承认有宇宙这种东西存在，因此宇宙的运动首先从“有”这个观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