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
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整个一大段，主要是在讲大道与人事、人性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涉及到了大道与器物之间的关系，那也只是一种辅助说明。
仁义及礼，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行为规范和人之德性。对此，王弼并不反对，但却反对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推行它。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仁义之行和仁义之性，并不是人为努力的产物，而是大道存在的表现。大道是人间世事的依据和缘由，大道是人间世事的主宰和裁判，而它主宰和裁判的基本原则不是别的，恰恰是自然无为。因此，越是用人为的力量推动它，就越是远离大道；越是远离大道，所推动的仁义和礼就越虚假，越背离人的真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呼吁“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说“母不可远，本不可失”。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遵从老子的基本思路，通过遵循宇宙大道来养护人的本性。
我们再来看玄学的崇有论代表郭象。
郭象也主张从宇宙的本因上看待人类及天地万物，也主张站在道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及天地万物，但他对宇宙的本因和道却另有新见。他的见解与王弼表面相合而实则相反。说相合，那是因为王弼将道视为无，郭象也将道视为无；说相反，那是因为王弼说的无是一种反存在，而郭象所说的无是不存在。
所谓反存在，是说它是与现存的东西相反的一种存在。正像上面说的，在王弼那里，说到形象，道便是一种无形象，说到声音，道便是一种无声音，如此等等。而需要注意的是，王弼所谓“无形象”、“无声音”，并不完全是指形象和声音不存在，而是指一种与形象、声音相反的存在。作一个不很贴切的比喻，它类似于反物质。反物质是一种与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通常物质相反的东西，如反氢子与氢原子所带电荷完全相反，与氢原子的性能完全相反，但它也是一种存在的东西。
而所谓不存在，与反存在不同，是指某种东西的不存在。比如说到形象，则是说形象不存在，说到声音，则是说声音不存在。换句话说，不存在，就是没有某种东西。
郭象说道是无，就是指道这种东西不存在。
在郭象看来，既然作为宇宙源头及人类、天地、万物本因的道是无，是不存在，那么老庄说人类和天地万物由道而生，以道为本、以道为因是什么意思呢？是人类和天地万物没有本因的意思。
人类和天地万物没有本因，也就是它们各自以自己为本因，也就是它们各自以各自的独立存在和独立变化为本因。换句话也就是说，它们都在自生自化，自然而生，自然而化，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
郭象在解说《庄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一句话时说：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
也就是说，郭象从老庄的宇宙论推出了人类万物都自然而然地存在和变化，都以自己本身的自然而然为自己存在和变化的本因。学界称万物为万有，将郭象这种推崇万物自身的学说称为“崇有论”。
郭象由此出发来观察人类自我，分析人类自我。认为既然人类和天地万物都以自己本身的自然而然为自己存在和变化的本因，那么人也就顺着自己的自然而然变化好了，不要有在自己自然本分之外的非分之想和非分之行。
他把人的自然而然称为“天”，把人凭借自然而然称为“人之因天”，把人自然而然的变化称为“独化”，把人的行为与自己的自然本性相互弥合所达到的天衣无缝的境界称为“玄冥之境”。
他说：
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署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
由此看来，虽然郭象将衡量人类自我的准绳最终归结为人的自身，但这种结论仍然是从老庄宇宙论的高度推导出来的，仍然是以宇宙论为指导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老子开创的以宇宙论为指导观察人类自我，看待人世人生的思维方式，在道家那里形成了传统。
四先奏易学的借鉴光大
站在宇宙论的高度观察自我、看待人生，这种思维方式影响深远，不仅是道家一家的传统，而且越出了道家，打开了易学的思路，又通过易学打开了宋明儒家的思路，从而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从“形而下”提高到了“形而上”的境界，由此影响到了近现代人，以至成了近现代人探究人生本质的指导方法，成了近现代的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生理论的智慧前提。
1.形上为道形下为器
前面我们说过，在老子之前，中国人在论及人的时候，眼光局限在人世之中，就人事而论人事。这种思维模式，这种狭隘的视野，在老子提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命题之后，在道家之外的一些思想家中，仍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后期的荀子提出“天论”学说之前，基本上没有跳出这一藩篱。
比如，孔子把“仁义”视为人生的基本准则和最高理想，但没有给出这一准则和理想的宇宙论的依据来，而是从人世的和谐和安定出发，认为行仁行义是维护人世和谐、安定的前提，是人生的当然之则。
在道家之外，借助于老子的思维方法，用宇宙的道理来解释人世道理的第一批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周易》学者。
《周易》是成书于周代的一部算卦书，它用“一一”和“一”两种符号六层相叠、排列组合的方法，得出了六十四个复合符号，人称六十四卦的卦象。用六十四卦的卦象象征自然界及人世的各种事物，用六十四卦卦象之间的异同象征事物之间的变化。算卦时，根据所得卦象及卦象之间的转换，来判断事物的好坏和吉凶。
后人将《周易》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于是形成了易学。到了战国时期，这种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批学者对《周易》作出了—整套带有宇宙论性质的解说，从而奠定了易学的理论基础。他们的代表作共有十篇，即《文言传》、《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总称为《易传》。由此，原本的《周易》也就有了《易经》的称谓。
“传”有传授的意思，《易传》意为传授、解说《周易》的书；“经”有恒久不变的意思，它是相对于“传”而言的，因为“传”是传授、解说之作，有许多种，各有各的说法，而原本《周易》只有一种，是各种“传”所遵从的恒久不变的依据，所以称为《易经》。
《易传》的作者们认为，《易经》中六十四卦之间的转换，演示着宇宙中的一切变化，而六十四卦的转换，都基于每卦之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一一”和“一”的相互更替，所以宇宙中事物的变化，也一定是基于两种最基本的因素的相互更替。六十四卦中这相互更替的两个基本符号，是形象相反的两种符号，那么宇宙中相互更替的两种因素，也一定是性质相反的两种因素。
他们将六十四卦中这形象相反的两种符号分别用太阳照不到的阴面和太阳能照射到的阳面来比喻，称“一一”为阴，称“一”为阳，并将这种称谓推广到宇宙之中，将宇宙中具有柔弱、阴冷、退守、低下性质的因素称为阴，将宇宙中具有刚强、温暖、进取、尊贵『生质的因素称为阳。在他们看来，六十四卦之间的转换都基于阴阳两种符号的交替，所以阴阳两种符号的交替是整个易卦变化的法则；与此相应，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基于阴阳两种因素的交替，所以阴阳两种因素的交替是整个宇宙变化的法则。
由此，他们借用并改造了老子提出的道，认为道是宇宙变化的基本法则，这个法则的内容是“一阴一阳”。将它完整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一会儿阴，一会儿阳，阴阳不断交替，不断更迭，这就是宇宙变化的根本大法。用他们的原话说，那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他们看来，道是宇宙大法，不是具体的有形事物；一阴一阳的相互交替，是指性能相反的两种因素不断交替的法则，不是指某两种具体事物的交替。所以说道是无形的，看不见的。然而这种看不见的法则却在人类及天地万物之中普遍存在着，并决定着人类及天地万物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和天地万物是有形有象的，可以看见，可以听到，可以触及，它们是具体的器物；这些有形的具体器物都在无形的宇宙大法的支配之下。有鉴于此，他们将无形的大道与有形的人类、天地万物的这种关系概括成了两句话，这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样一来，在他们的头脑中，整个宇宙便分成了上下两个层次：一层是无形的大道，它居于支配和决定的地位，称为“形而上者”；一层是有形的人类和天地万物，它们居于被支配和被决定的地位，称为“形而下者”。
这样一来，他们便将老子的宇宙论移植到了易学之中，对《周易》作出了理论的解释，并且用这种理论来观察人世，对待人生。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他们提出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分界，宇宙与人生之间的源流关系和主从关系便越来越深地沁入到了中国人的心田之中。
2.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易传》的作者们认为，道是宇宙的大法，存在于人类和天地万物之中，是人类和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看待人类自身的时候，就必须以道为准绳：
合于道的才是人的应有之性，才是对的，才是好的；不合于道的不是人的应有之性，是邪恶，是歪行。他们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其意是说：阴阳两个方面相互交替，这就是道，这就是宇宙大法，这就是人类和天地万物普遍遵循的规律。继承道，就是人的善行；成就道，就是人的本性。天下百姓都在每天使用它，但是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解悟它，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特点去理解它，仁者见了它说它就是仁，知者见了它说它就是知，所以很少有人能自觉遵循它。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易传》作者作了回答。他们说：
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
在他们看来，道是一种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作为宇宙大法，贯穿于一切具体的事物之中，天地人物，概莫能外。不过，在不同的事物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在天表现为一阴一阳，一会儿黑了，一会儿明了；在地表现为一柔一刚，柔者为水，刚者为陆；在人表现为一仁一义，一方面待人要宽厚仁慈，另一方面自己要身正行直。
也就是说，《易传》作者们的视野已经超越了人世，与老庄一样，开始站在宇宙论的高度来看待人间世事，看待人生的基本准则和最高理想。他们虽然也把仁义视为人生的基本准则和最高理想，但与孔子不同，在他们心目中，之所以要提倡仁义，那已经不再仅仅是人世安定的需要，而是出于更为深层的缘由，那是因为仁义是宇宙大法在人世上的表现，是宇宙大法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人所不能违背的必然之则。
五、宋明硕儒的高扬奠基
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者特别推崇《周易》，将《易经》和《易传》合为—体，作为遵从的经典，并放在《诗》、《书》、《礼》、《乐》、《春秋》之前，尊为六经之首。由此，《易传》从老子那里借来的思维方式传入了儒家，《易传》作者们用老子的思维方式解说人生，在儒家学者的脑海中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特别是到了宋代之后，这种思维方式成了儒家学者的基本定式。每当他们在谈人的时候，无论是谈人性，还是谈人生，无论是谈人心，还是谈人行，总是要从人的源头，从宇宙那里寻找根据，总是要把它们归结为“天道”，归结为“天理”，而他们所说的“天道”和“天理”，也就是《易传》作者从老子那里借用的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师祖孔子大不相同，而更像老子，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承认。
比如北宋五子、南宋朱陆、明清之际的王船山等，除了王阳明心学一派之外，宋代以降的著名大儒，莫不如此。他们都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的追求，都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的准则，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儒家。可是又都认为，仁义礼智信来源于天，来源于道。正因为宇宙有道，天有天道，所以人才有人道；正因为宇宙有理，天有天理，所以人才有世礼；仁义礼智信是宇宙之道、宇宙之理、天道、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就其以宇宙之道解说人生之道的思维方式而言，又可以说他们是宋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