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周兴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上报太后。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请君人瓮”的故事。
韩非子认为，要根据人的好恶来建立赏罚的标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民，对好恶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员工的好恶是管理者不可不察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员工的好恶，执行企业制度才有赏罚的可能，制度才可能执行下去。所以，韩非子又说：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管理者要用员工最厌恶的事情去处罚他们的错误，用员工最喜欢的方法去奖励员工，这样一来，管理者自身的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管理者的命令也就很容易地颁布下去，员工也会尽力地执行，企业又能够得到最好的管理。
赏罚，是企业锐利的器物，掌握在领导手中可以控制下级，掌釜在下级手中就会压过领导。领导表示要奖赏，下级就会克扣一些下来赏给别人以表现自己的恩德；领导表示要惩罚，下级就会加重它来制造自己的威势。领导有所奖赏，下级就借势树立自已的恩德；领导有所惩罚，下级就乘机谋取自己的权威。所以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能给别人看。”赏罚是管理企业至关重要的东西，管理者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防止违反制度的行为，奖励好的行为，这样管理者的威信也就容易建立了。
六、严肃执法就是爱民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亨成，则立之；亨成而有害，权其害功多则为之。
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
《韩非子·心度》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
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
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情的，事情是用来显示功效的。立法如有困难，估计到它虽然有困难但能成事，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如果随着有害的一面，估计到它的功大于害，就去做。不遇到困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事，天底下是没有的。
韩非子认为，法的制定要考虑到它的功利性：功大于过，利于弊，才能设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制度除了它本身不能面面俱到以外，执行制度的管理者的执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却不应该因噎废食，失去对制度的信赖，一个制度的制定，只要有利于管理，那么就应该设立。那种希望制度虽然不能取代管理，但是，如果管理者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作为参考，管理也不能实施到位。
在秦国，法律规定耕牛是不允许乱杀的。有一次，秦襄王生了病。有老百姓私下为秦襄王向神灵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后来秦襄王的病果然好了，百姓又杀了牛向神灵还愿。襄王身边两个侍从官外出看见百姓杀牛祭祀，感到奇怪，问：“今天既不是祭土地神的日子，又没有到年终祭祀百神的时候，为什么杀牛啊？”老百姓说：“咱们君王前一阵子不是玉体欠安吗，我们为他向神灵祷告。现在他好了，我们杀头牛向神灵还还愿。”两个侍从官回去，就把这个情况向秦襄王作了汇报，并说：“您的威望与德行已经远远超过了尧、舜！您身体不适，百姓都为您担忧，还主动杀了牛向神灵祷告。”可是秦襄王听了并不高兴，厉声对身边的官员下令：“你们马上去给我查一下，看看是哪里的百姓擅自杀牛祭祀的。非祭祀的时节，擅自杀牛，依照法律要罚款。去把那领头的找出来，依法处罚！”百官不解，老百姓的好心为何引起秦襄王的愤怒呢？秦襄王说：百姓之所以服从我，为我做事，难道是因为我爱他们吗？非也，是因为我有权势！国家有制度，他们才听我的话，为我所用。制度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该赏的就赏，该罚就罚，没什么好客气的！难道要我丢开制度，用仁爱来笼络百姓？那样的话，偶然有点照顾不周，百姓就会有意见，就会不服从。所以，仁爱啊是靠不住的。
只能依靠制度。”严刑峻法的目的是维护管理秩序，有了秩序对百姓的生活也非常有好处，圣人治理民众，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放纵他的欲望，不过是期望对民众有利而已。所以领导对民众施用刑罚，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根本上爱护民众。刑罚严厉，民众就安宁；赏赐频繁，奸恶行为就会滋生。所以对于治理民众而言，用刑严厉是社会安定的首要条件；滥用赏赐，则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韩非子认为管理者在实施管理时的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员工的欲望，欲望太强，则容易引发不合法的方式取得，从而使管理混乱。所以，对员工的欲望应该进行引导，有时对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欲望，管理者就应该加以限制。这并不是对员工不好，这样做的目的，恰恰在于使员工的行为符合法度的要求，不被欲望所驱使，这对员工是有好处的，对管理也是有利的。
同理，一个管理者对员工的错误行为进行惩罚，也不是管理者憎恨员工，相反，员工的行为受到了约束，就会端正员工的行为，成为一个遵守制度的好员工，这样对员工只有好处，对员工的前途和发展也是有利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欢迎训练有素有敬业精神的员工。从管理的角度讲，一个部门管理好了，对这个部门的员工也是有好处的。
韩非子说：执法要严，奖赏不要太频繁，奖励太多，就会人的贪欲，员工贪欲过盛就会造成混乱，韩非子这段话表明，严开峻法的出发点是爱护民众。因为严刑可以威胁民众依法办事，民众、依法行事，就不会受到刑罚的伤害，同时，管理者的国治民安的的也就达到了。
七、用重刑来禁止轻罪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
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曹史惧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则身不全。
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
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
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
邪人不寿而盗跖止。
《弊非子·六反》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韩非子·有度》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
古代善于守道的人，用重刑来禁止轻罪，用人们难以违反的法律去制止人们易犯的罪行。严酷的法制使君子和普通百姓都能公正，就像跖这样的强盗也能变得和曾参、史鳅这样的贤人一样廉洁。即使再贪婪的强盗也不会去深涧捡金子，那是因为去深涧捡金子性命难保的缘故，生命比金子显然要贵重得多。
很多企业的员工，甚至管理者之所以在执行管理制度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那是因为，他们所犯的过失相对于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不相称的原因造成的，如同一个喜欢偷吃鱼的猫，猫偷吃了鱼，不处罚，就等于鼓励猫下次继续偷吃鱼。如果你给猫的惩罚过于轻，而不是“重禁”的话，那么猫也就不会引以为教训。如果把猫狠命地揍一顿，它下次偷吃鱼的时候，就会想到严厉惩处的滋味。尽管猫永远也改不了贪爱鱼腥的本性，但是由于它考虑到会被严厉地惩罚，就不敢轻易地去做这样违规的事情，因此，猫的行为就会变得规范起来。在韩非子看来，管理人同管理猫没什么两样。
北宋著名学者程颢，在一次上课的时候问弟子：“羽毛和铁相比，哪一个重呢？”弟子们回答：“铁比羽毛重。”程颢又问：“如果是一船羽毛和一寸铁相比呢？”弟子们说：“当然是羽毛重了。”程颢说：“对呀，羽毛装多了也会把船压沉，稻糠装多了也会把车轴压断。聪明人从来不认为小的坏事没有什么妨害就去做，因为小的坏事积累起来就能成为大的过错。”严格执行制度，就是对小的错误也要加以纠正。这样，无论自觉遵守制度的好员工，还是那些有潜在动机会触犯制度的员工都不会违反严格的管理制度。尽管好员工在执行企业制度上是自觉、的行为，而不自觉的人是害怕被处罚，而不敢做出违规的举动。
总而言之，严刑峻法能够使企业成为一个管理有序的组织。
韩非子说：如果把天下托付给尧的法令加以管理，则正直的好人不会丢掉本分，奸邪的坏人不会有侥幸的心理。把千金放在后羿的箭的保护之下，则伯夷那样的人也丢不了它，盗跖那样的人也不敢窃取。尧的聪明，在于他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天下没有奸邪之事发生。后羿的巧妙，在于他百发百中，因此千金不会丢失。所以，如果使用严明的法令，坏人活不长，而盗跖那样的人也就会因为害怕而停止作恶了。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恶的一面，对此只能使用严明的法令加以管束。
韩非子说：使用笼子，不是用以防备老虎的，而是用来让胆小软弱的人能制服老虎的；建立法律，不是用来防备曾参、史鳅这样的廉洁之人的，而是为了能让平凡的领导可以禁止盗跖那样的恶人的；制造符信（一种表示守信用的标志），不是用来防备尾生那样守信用的人的，而是为了能让百姓不互相欺诈的。总之，严刑酷法虽不能对好人发挥作用，却能防止坏人作恶。
巧匠用眼睛测量能和用准绳一样，然而一定是先用画方圆的工具做标准。加强企业制度化管理，要注意警惕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警惕“法制”不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每一项工作，只要能制度化的一定要制度化。尤其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从“人治”转向“法治”，要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使一切有章可循，一切纳入规范化运行。
第二，警惕“立法”不一。“立法”不一的主要表现有：模糊概念多，表述不够清晰和明确；对各个管理环节的协调关系、衔接程序考虑不周全，导致制度出台后发生“撞车”现象。“立法”不一，使人无所适从，执行性也就大打折扣。另外，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僵化的制度、非常复杂的制度，都不利于执行。企业制定的制度要简单、明确，当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对过时的制度一定要及时清理，不完善的就要及时地修改。
企业的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的“法律”，“立法”的质量决定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才能被遵守和执行。
第三，警惕“执法”不严。强化管理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目前企业在执行制度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软”，执行部门的执行力度和监督部门的监督力度软弱，严重损害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
关于严格执法，韩非子举了一个对现代也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他说：母亲用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道德败坏，这是推广慈爱的结果。父亲很少表现对子女的爱，同时用体罚作为教育子女的手段，子女多半品行端正，这是对子女严厉要求的结果。讲仁慈不能使人为善去恶，因此，主张作为管理者要从严管教员工，不能太过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