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对上级领导汇报，难免对事情有好坏的评价，也会谈到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功绩和失误，这样不免引起人们对向领导汇报的人的一种猜忌，生怕自己的缺点错误被别人汇报上去，使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受到损失，有这样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有企图蒙蔽上级视听的心态，这对于管理者深入了解企业的状况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子举了一个只喜欢听好话而产生失误的例证，有一次，鲁穆公问子思：“我听说庞大夫的儿子不孝，品行很不好，他的行为到底如何？”子思回答：“君子只注重贤人，崇尚美德，只标举好的事情给百姓做榜样；至于那些不好的品行，只有小人才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可不知道庞大夫的儿子有什么不好的品行。”子思走了以后，子服厉伯进来，鲁穆公又向他打听庞大夫的儿子的情况，厉伯如实列举了庞家儿子的三大罪状，都是鲁穆公没听过的。然而，鲁穆公却认为厉伯是小人，子思是君子。
子思不把别人的过错告知鲁穆公，鲁穆公很尊重他，而厉伯把别人的罪行告知鲁穆公，穆公反而认为厉伯这个下级很轻贱。人都喜欢受到尊重而厌恶被轻贱，这是人的正常的情感，后来，人们都只对鲁穆公说好听的话。有一次，季氏作乱，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没人向鲁穆公报告，导致鲁国领导被乱臣所挟持的后果。
韩非子认为，人的感情是喜欢受到尊重而厌恶被人轻贱，领导该利用人的这种性情，奖励告发别人罪行的人，惩罚替别人隐瞒恶行的人，这样就不会发生被下级蒙蔽挟持的悲剧了。
那些能够以实事求是的心态，真实地反映情况的人，不失为好的下属，而且，管理者应该大力表彰这样的人，当然，对于工作的好坏，业绩的高低，既有硬性的指标，又有个人的认识，既然是个人的认识，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是，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鼓励员工学习这种认真的精神，让所有的员工都做一个习惯于汇报情况和善于同领导沟通的好下级，这样的管理者才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开明的领导，而不会成为鲁穆公一样的“昏君”。
四、法就是赏贤罚暴
《韩非子·六反》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
民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
《弊非子·六反》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
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韩非子·八经》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
所谓轻刑，是说奸人从犯罪中获得的好处很大，而领导加给她的处罚却很小。这样，百姓就会羡慕其中的好处而轻视其中的处罚，奸恶的事情就不会停止。韩非子认为，轻刑不能禁止人们作恶。
所说的重刑，是指奸人从犯罪中厌得的利益太少，而领导加他的处罚却很大。人不会为了小利而招受大的处罚，所以奸恶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韩非子认为，为了制止人们犯罪作恶，必须启用重刑。
因此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人做好事的最好办法；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人做坏事的最好办法。此明要善于利用奖罚，以鼓励人们行善去恶。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离鲁国京城南门数里路的地方有一大片芦苇荡，周围又有很大的一片草地和树林，野生动植物都很多。初冬时节，鲁国有人在这一带打猎。为了驱赶草丛和芦苇荡中的野生动物，有人一时性起，竟然不顾后果，烧起了一把火。
谁知火势很大，很快蔓延开来，加之北风颇大，火借风势，不断地向南扩展，眼看就要烧到京城，形势十分危急。
正在宫中歇息的鲁哀公闻报，吓得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来不及准备车马，急忙率人前去救火。待他们赶到火场一看，却发现尽管火势很大但并没有人去救火，却见不少人忙于追逐那些从火海中奔逃出来的野生动物。
鲁哀公一看这种情形，心中万分焦急，却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乱哄哄的场面，只好派人去召请孔子，任命他为救火总指挥，向他请教救火之策。
孔子应命而至，见到鲁哀公，便立即将他在路上想好的办法告诉了鲁哀公。他说：“主公，大火之所以没有人去救，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救火很苦、很险却没有奖赏。而那些追逐野生动物的人却能得到实惠，又很快乐，而且没有人会去处罚他们。您想，这样怎么可能救火呢？”鲁哀公忙着追问道：“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孔子说：“现在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论功行赏，何况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奖赏所有救火的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用‘罚’，谁不去救火就重罚。”鲁哀公听了，连连称好，便让孔子代为颁布命令，说：“不去救火的人，等于战场上的逃兵；追逐野生动物的人，等于闯入了禁地。犯有这两种罪，均格杀勿论！”这项命令一下，众人便争先去救火，切断了继续向南蔓延的火路。不久，大火就被扑灭了。
众人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地救火呢？并不是他们觉悟高，而是因为不救火即杀头，这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恐惧。
加重处罚，并不只是针对那个犯了错的人。制度只是一种标准尺度。用这个标准来处罚，所治的不止是一个错误行为，对一个错误行为加重处罚，所有的错误行为都被制止，这才是惩治的目的。
受到重罚的是少数违反制度的人，而受到教育有所戒惧的却是所有员工。
至于厚赏，也不只是奖励了那些有功之人，而是对全体员工都是一种激励。得赏的人是得到了好处，没有得赏的人就羡慕得赏者的业绩，更加努力地工作。赏了一个有功之人，而使全体员工都受到了鞭策激励。
有些管理者认为：从重处罚对员工的伤害太大。稍事惩戒也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何必要用重刑呢？事实上，用重刑才能制止错误的行为，轻刑就未必制止得了；而用轻刑可以制止的错误行为，重刑则肯定也一定能制止。
古语有言：“没有人会被大山绊倒，人只会被小土块绊倒。”山很高大，人人看得见，就绕着走了，所以不会有人被山绊倒；土块，小，人不在意，不当回事，所以常被土块绊倒。
现在如果惩罚太轻，员工也会不在意，不当回事。等到他们犯了错误，如果不处罚，制度就如同虚设，这无异于“鼓励”员工都去犯法；如果处罚，那种轻罚不足以使人在意，也等于是为员工设下的陷阱，所以，主张从轻处罚，就等于在大路上给员工设了很多小土块，故意要叫他们栽跟头。
五、好恶是赏罚的标准
《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喻老》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
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
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
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刑罚就可以实行，那么禁止从事某项活动的法令就可以建立，而治理企业的办法也就具备了。
一个企业要治理好，就要依据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的政策。这样才能引导员工按照企业战略行事。
制度的建立一定要有赏罚的标准，如果一个制度没有赏罚的标准，制度也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也就不会因为惧怕惩罚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会为了获得奖赏而努力工作，很多管理者在制定企业制度的时候，往往比较重视制度本身的建立过程，对于奖惩的办法，往往失之于简单，这样一来，就会使原本很好的制度在具体执行上发生困难，产生很大的随意性，从而影响管理制度的权威性。
既然制度建立了，管理者就一定要以制度来办事，有了明确的量化的指标才能减少人治的可能性，而实行法制化。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景公手下的三个勇士。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坐着说话，齐相晏婴走过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站起来行礼。晏婴进去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手下的勇士，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幼之礼，内能除暴，外能抗敌。现在主公手下的三个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礼，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啊！我看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人抓得住，也没人杀得了。”晏婴说：“主公可以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就说，给最勇敢的两个人。”公孙接一见使者送来两颗桃子，便对田开疆和古冶子说：“三个人两颗桃子，只好各摆功劳了。我陪主公出去打猎，第一次杀死一头野猪，第二次杀死一只老虎。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拿了一颗桃子。
田开疆说：“我率领军队两次打败进攻齐国的敌人。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也拿了一颗桃子。
古冶子说：“我曾经为主公驾着马车渡河，一头巨鼋咬住了左边那匹马，把马车拖向河心。我不会游泳，只好猛吸一口气跳下马车，在河底走了一百步，终于把巨鼋杀死，救主公脱了险，难道我不比二位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吗？”说着站起来拔出了剑。
公孙接说：“我的勇敢不如你，功劳也不如你。我居功恃勇，毫不谦让地拿了一颗桃子，是贪功的小人。但我不是懦夫，敢做敢当。”说完交出桃子，拔出剑自杀了。
田开疆也一声不响地交出桃子，拔剑自杀。古冶子看着两具尸体和两颗桃子说：“我们三人本来亲如兄弟，现在为了争这两颗桃子，你们两人都被我逼得自杀了。我如果独活，是不仁；我自吹自擂而羞辱勇士，是不义；悔恨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肯死，就是不勇。”他把两颗桃子放在两具尸身上，也举剑自杀。
这个故事说明，奖励有时候也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管理者应当避免下属因为争功而矛盾激化的情况，要使奖励起到最大的效果，就要选择员工最喜欢的奖励，不仅可以是物质奖励，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激励或给予行政上的荣誉。但是，如果奖励的方法不能促进合作、激发干劲，那么，这样的奖励就不恰当了。
奖要奖得准，罚要罚得狠。如何罚得狠呢？唐朝武则天时期，有一次，太后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勋同谋秘密造反。太后一听，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
说来也巧。太监把太后的密旨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边喝酒，边议论案件。来俊臣看完武则天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谈话。
来俊臣说：“最近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招供，您看怎么办？”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烤。还怕他不招？”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办法，好办法。”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去搬一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来，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烤得整个厅堂的人禁不住流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