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局再一次加紧了对左翼文化的围剿，这是他们配合军事战场的另一种围剿。该死的蒋介石政权，没有派重兵前往抗日前线，却派了百万大军进攻湘赣川鄂豫皖闽浙粤等南方省份！赤野千里，血流成河！蒋介石政权的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把凡是宣传共产主义、表露对当局不满、要求抗日的文化一律视为反动，严予禁止，《文艺新闻》也因查禁寿终正寝。当局就怕民众提出抗日，得罪“友邦”，从来不怕因此得罪国人，正所谓“先安内，后攘外”，对内钳制民口，对外处处示弱，这就是蒋介石的国策！
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仅仅出一期就被查封了。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刚刚创刊即遭查禁。左联的领导不能公开活动，往往只能化名外出。街上包打听满天飞。上海的文化，在一片查禁声中。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也被认为是普罗文学被查禁，后来郁达夫不得不做了局部修改，换成《饶了她》的书名，才得以重新问世……
而大上海的报纸、杂志、电影、戏剧……一律采取审查制度，一片肃杀之声，一片白色恐怖！
郁达夫仗着他的非左联身份，这时在文化界却显示了空前的活跃。
他的作品不仅发表在左联杂志上，也发表在《现代》中，发表在《论语》上，发表于《东方杂志》，发表在《申江日报》、《读书月刊》。郁达夫是偏激的，左倾的，但他是个自由撰稿人。郁达夫为当局难以理解，也为右翼文人所不理解。郁达夫此时的作品非常芜杂，小说、诗稿、论文，杂文，充分体现了他的超然的地位，但有时没有忘记对当局骂骂山门，这是其他的左翼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是真正的沪上名士，作文、吟诗、醇酒、美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上有真正的保护色。他知道，只讲风月，不谈政治，可以避祸，他有了一种假象。但他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作家，胡吹乱捧，鸳鸯蝴蝶一类的东西，他是不做的。
鲁迅十一月底，才从北平返回上海，他去探望了一趟老母亲。国民党元老、诗人柳亚子十分高兴’，他十分欣赏鲁迅的诗文与法书及人格，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柳亚子稍少于鲁迅，却年长于郁达夫，他对这两个名震上海文坛的文学家颇怀敬意，希望再一次得到他们的墨宝。郁达夫一力应承，他深知先生的性格，郁达夫有所求，他总是说“可以可以”。
郁达夫不仅代柳亚子求写。一幅书法，他对先生的诗文法书也是钦佩有加，同时希望先生为自己也写一幅。他送去了最好的安徽宣纸，附上了“敬求墨宝”字样，将言外之意都尽情地表达了。大先生毫不推辞。不过，他也转请郁达夫和柳亚子各写一幅，以资纪念。
鲁迅先生轻然重诺。一九三二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为内山夫人等一连写了五幅书法，其中两幅正是为达夫写的。到了一月十日’鲁迅立即将两幅法书邮寄给郁达夫，并附上一信，信中写道：
“字已写就，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笺纸两幅，希为写自作诗一篇，其一则乞于便中代请亚子先生为写一篇诗，置先生处，他日当走领也。”
郁达夫接到先生的寄赠，展开一看，赫然就是后来知名的《无题》：
洞庭木落楚天高，
眉黛猩红流战袍。
泽畔有人吟不得，
秋波渺渺失离骚。
为柳亚子所写的也是一首七绝《答客诮》，那与上海文人杨村人有关，杨村人在小报上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无稽地造谣先生为海婴周岁举行汤饼会，引起到会的达夫的伤感。那是郁达夫所熟知的事件。
诗日：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郁达夫十分高兴得到大先生的墨宝，痛快淋漓之至！遵先生之嘱，他立即至上海通志馆，将其中之一送交馆长柳亚子，并为鲁迅转乞诗人回写一幅。柳亚子手捋长须，欣然命笔，只见一幅早成：
附热趋炎苦未休，
能标叛帜即千秋。
稽山一老终堪念，
牛酪何人为汝谋？
此三年前寄怀鲁迅先生诗也，录请教正，一九三三年一月亚子
郁达夫回来，诗兴大发，也亲为鲁迅写诗一首，并录书，表达了他对先生的推崇备至：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赠鲁迅先生 郁达夫
一月十九日，郁达夫亲自将两幅诗幅送赠鲁迅先生，先生笑笑，也检出一帧蔡元培两天前的书赠，只见上面写着七绝二首：
养兵千日知何用，
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
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
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
祗今谁是蔺相如？
旧作录奉鲁迅先生正之蔡元培
郁达夫读毕，赞不绝口！三、四年前，这蔡老先生对当局还是推崇拥护的，如今对蒋总司令也颇有微词矣。毕竟蔡老是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家，难得蔡老有如此爱国忠义之心！
那几天，郁达夫忙得不可开交。左联内的党员作家，已无法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当局公开捕人，租界内外风声颇紧。郁达夫一方面要为自己在杭州写的作品校评，一方面因家居邻近与左翼作家频频接触，另一方面，鉴于当局屡屡捕人，宋庆龄女士、蔡元培先生等筹划建立中国民权大同盟，以对抗当局反人道的做法，郁达夫也有所接触。十二月中旬，郁达夫与鲁迅、柳亚子、茅盾、陈望道、周起应、沈端先、胡愈之等五十五人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当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电文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是人类空前的大事业。”“在庆贺中苏两国人民从此更增友谊的这当儿，从事文化工作的我们更热烈地盼望中苏两国作家以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战线上亲密携手！”郁达夫除了与鲁迅、柳亚子外，也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开始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不得不为《论语》等写稿，额外的约稿信一再雪片一样飞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接到《申报》文艺栏《自由谈》的约稿，在他的来客中增加了一个黎烈文。他是《申报·自由谈》的新任主编，似曾相识。
跟郁达夫相比，黎烈文是后生小辈。但黎烈文也非等闲之辈，他出身于一个败落的仕宦之家。在一九二六年之前，凭实干他已经混上了商务馆的助编之职，投入了新文化，写过新书，之后为了学业，曾游学日本、法国七年。正是这一年的春天，从巴黎返回上海。由于巴黎大学老师的推荐，一回国就担任了法国哈瓦斯上海分社的工作。《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在“九·一八”事变后，极思改革，他听取了爱国的民主人士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等人的建议，借重进步文化人士李公朴等来报馆工作，刷新《申报》内容。《申报》是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总编史良才为了改革，凭他与黎烈文的世交关系，也凭着他对黎烈文学识的信任。加上黎烈文思想进步，才思敏捷，未人任何党派、团体，政治倾向不明显，正合史量才的《自由谈》的编辑人选条件，黎烈文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受聘上任。
黎烈文决意改革。《申报》的这个副刊，原是旧报人陈蝶仙、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旧文人主编的。充斥着陈腐腔调，无非是适合上海小市民的口味，刊登言情、哀艳一类色情小说，宫闱逸事、轶闻、野史一类奇闻异事、猎奇、茶余饭后消遣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当前国难当头的形势相隔十万八千里之遥。黎烈文决意一改这本来面目，从接编的第二天开始，就在副刊上宣布改革意向，要来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十二日的副刊上，他以编者的名义登出自己的《启事》：
“《自由谈》广收外稿，凡是合用的稿件，不问作者为谁，决定刊载。凡是不合用的稿件，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也断然割爱。”
黎烈文懂得，要办好一个刊物，要领先广大的读者与作者，也要有一批固定的有影响的进步作家的支持。因为在商务时，他曾经任过助编，在上海的文坛也颇有来往。他接触过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这样的团体，他首先找到郁达夫、张资平这些旧相识，还有茅盾，是商务时期的老同事。郁达夫以前与黎烈文有过交往，只是交情并不深。郁达夫的浪漫、社交活跃，在上海的文艺界本有相当的名声。而且至今是文坛上活跃的作家。黎烈文毫不迟疑地找上门来，要求郁达夫不吝赐稿。郁达夫满口应承，因为他听说稿子并不多，恐怕不能出色，郁达夫提出，凭着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请鲁迅先生撰稿。他相信，只要黎烈文要鲁迅先生的稿子，由他去拉。黎烈文忠于职守，只想把他的副刊办得活泼而且有生气，不论是谁的稿件都欢迎之至。鲁迅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大作家，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所以也一口答应。
郁达夫在十二月应约给《自由谈》写了两篇散文。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给《自由谈》写了一篇《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刊登在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申报·自由谈》上，立马又寄上《说食色与欲》，十二月三十日刊登在《自由谈》上。郁达夫前一篇文章纵古论今，论中及外，知识渊博，信手拈来，笔锋犀利，冷嘲热讽，痛骂军阀压迫民众；后一篇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分析中日文明，痛恨日本和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怨中国之积弱，恨列强之猖狂。给了黎烈文最大之帮助，也表示了他思想的一贯倾向。
郁达夫发现茅盾也在十二月廿七日在《自由谈》上发表了《自杀与被杀》的杂文。而张资平却已在刊登了他所特有的恋爱小说，这些恋爱小说已堕入与鸳鸯蝴蝶不相上下的地步，郁达夫颇不以为然，恐怕这与改革的宗旨有一定的距离呢！
他既已答应了与黎烈文的约定，邀请鲁迅为《自由谈》撰稿，就立即付诸行动。十二月三十日，郁达夫亲自至鲁迅家，转告请求。告之《申报》有改革意向，由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并请示鲁迅为《自由谈》写稿。鲁迅先生与黎烈文素不相识，他对那些打着各色旗号、招牌营私的革命青年看得太多了，他对黎烈文这个青年又从未听说，史量才的改革与否，也心中无底，他想观望一阵再说。但他对郁达夫的转托是“可以可以”的。鲁迅平时看各报，自然也看《申报》，可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也不太关心《申报》上有什么《自由谈》。郁达夫的转托很委婉，他只是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但他刚刚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鲁迅去投几回稿子。
鲁迅先生还没有投稿，可他关心起这《自由谈》来了，每当《申报》来时，翻翻看看，发觉这《自由谈》还真有点起色呢！他不能负约，他得为了达夫的友谊而写。可他是黑名单上有名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化名。
日渐深入的国家危机，威胁着我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三省之后，虎视眈眈，要占领我中原华北。翌年一月，不抵抗政策还在继续，中国又丧失了察哈尔、热河的大片国土。我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民国廿一年的十二月底，由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还有中央研究会总干事杨杏佛教授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民权自由大同盟”。民权自由大同盟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他们还意在对国民党的监狱黑暗实况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揭露。它从一产生即遭到当局的忌恨。
一月里，这民权保障同盟分别在北平与上海成立分会。上海分会就设在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十七日，郁达夫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民权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分会章程》，修正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宣言》，会上选举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等为执行委员。会议要求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平被拘捕的进步师生等等。郁达夫、鲁迅是天生的叛逆，对当局的不满溢于言表，凡是为当局侧目的进步组织，他们都一一参加了。他们抱着一个宗旨，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被捕被关，负有营救责任。郁达夫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长兄郁华正是不久前上任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的刑庭庭长，他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非常重大。郁达夫与鲁迅一起，经常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盟友会。这一段时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胡愈之等人，屡屡开会，他很高兴地看到，鲁迅与林语堂又恢复了友谊。
鲁迅先生具有丰富的思想，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具叛逆的思想。从五四以来，这成了他的一贯。无论是北京时期，还是厦门、广州、上海时期。郁达夫也一样，从二十年代初投身现代文学开始，他的思想都充满了叛逆性，具有抗恶的本能，特别是当局的倒行逆施。自一九二七年以来的五、六年中，郁达夫更是对当局的所作所为痛恨有加，时而揭露之，在当时的作家中独树一帜。郁达夫的小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反抗社会的不平，但他的诗歌、散文、论文、评论、杂文都一反小说的文风，生动、活泼、幽默、渊博，只有思想是一样的，充满了爱与恨的情感与哲理。在郁达夫的一生中，他的小说仅占一部分，可正因为小说的不朽成就，他终生都得到一个颓废、消极的名声，殊不知，这只是他小说创作的一种技巧的认同，一种保护色，只有知心朋友和不是平庸的人才能知道他的小说深层那种良苦用心，而郁达夫无疑是这样一个人。
鲁迅应郁达夫的拉稿，准备为《自由谈》投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