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他看到了《自由谈》已有起色，他原是要看一看老板、编辑的改革是真是假。他看到了张资平天天连载的《时代与爱的歧路》，那种三角四角的恋爱，使他相当反感。但他也看到郁达夫、茅盾的作品常常出现在刊物上。郁达夫的《炉边独语》、《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使鲁迅先生极为赞同，颇有同感。鲁迅先生静静地观察了一个月，他眼见了黎烈文的决心与胆量。他不久从《自由谈》上看到黎烈文《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缅怀亡妻的文章，又听说黎烈文因为忙于《自由谈》编辑业务，他夫人严冰之临蓐也无人照管，送在医院里竞独自死掉了。这使先生十分感动，立即动手为《自由谈》写了《观斗》、《逃的合理化》、《崇实》、《电的利弊》、《航空救国三愿》、《不通两种》等一组杂文，由郁达夫转交给黎烈文，分别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底和二月初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当然不能用鲁迅的一向用惯的笔名，署上新的笔名“何家干”。
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东北三省早已沦亡，华北危急！察哈尔、热河危急！南京政府依旧不抵抗，依旧寄希望于“国联”！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在长城边上，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在中共的影响下，在这一年的五月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英勇抗击得陇望蜀的日本强盗。在上海，知识界、一切爱国主义的文人都在为民请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只有当局，对外一再退让，对上海乃至全国抗日的言论、集会、结社依旧采取镇压的态度，实行新闻检查，压迫抗日机构，捣毁抗日机关，禁止民众集会结社……
也正是在郁达夫的介绍之下，鲁迅加入了自由谈的撰稿，开始了一生最辉煌的时代，用他的三寸“金不换”之笔，向恶世界投出了标枪！从此，鲁迅是《自由谈》阵地上最勇猛的战士！
郁达夫是一个真正有爱国良心的作家，他严格地说也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虽然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战士，他对徐志摩说过，现在他对史沫莱特也这么说。
可日深的民族危机，使他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的武器是笔！他的战斗是写文章。其实那个时期的左翼文人，谁又对这个时局不是日益关心呢？鲁迅不用说了，就是林语堂那样的人不也是在他的《论语》中撰写过一批政治性较强的杂文吗？
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继续着他的爱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
他痛斥军阀的不抵抗政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为民权保障同盟争民主求自由而形成文字。他在《自由谈》、《论语》写了一系列的杂文与散文——《营救郑毓秀博士的提议》、《山海关》、《非法与非非法》、《一文一武的教训》、《谣言预言的诞生》、《说宣传文字》、《谈健忘》，这些文字都深深刺痛了当局，也刺激着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些文字不须说立意明确，知识渊博，旗帜鲜明，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主题，深受读者的欢迎。在此同时，鲁迅先生在《自由谈》上写出了一系列短平快、思想深刻、立论尖锐、活泼幽默的杂文《睹咒》、《战略关系》、《颂萧》、《对于战争的祈祷》、《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王道诗话》、《伸怨》等，活泼幽默的讽刺作品，矛头直指当局的现时政策。鲁迅差不多每天都有其杂文登上《申报·自由谈》，而他较早的稿件大多是通过郁达夫转交给黎烈文，实现了他对黎烈文的保证，为他拉来了最伟大的作家，最活泼最有分量的稿子。由此，《申报》的宣传迅速扩大，订户增多，《申报》成为沪上最活泼有力、最受人欢迎的报纸，销量直线上升。沪上风传《自由谈》的台柱是鲁迅、茅盾，还有郁达夫。茅盾这一阶段以玄的笔名写了《“阳秋”与“阳春”》、《学生》、《关于救国》、《反攻》、《回农村去》等一系列杂论，同样发表在黎烈文的《自由谈》上。郁达夫的勇敢原是不亚于任何一位战士，自从他出道以来，他一直是一个一往无前的作家。当然，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上，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文学家，除了写作，对于实际的工作所做不多。郁达夫比不上鲁迅、茅盾那样的伟大文学家，但他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当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由于小说方面得了一个颓废的恶名。可这正是他的保护色，他的杂感一点也不比他人逊色。这一段时间，郁达夫的工作深深地打动了左联的领导人，他们主动地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尽管与他们有过被清除左联的不愉快，但那都已经成为过去，郁达夫绝对不是心胸狭窄的人，何况这一段时间他与左联的成员过从甚密，他的工作比普通的左联成员更为重要，做了大量左联成员无法做的工作。他的思想始终是左翼的。
三月中，共产党左联的一批人物被捕。他们有孟超、廖承志等。
他们是共产党的负责人，也是重要的左联成员。他们是在工人反日会里被捕的，所幸他们都没有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孟超通过探监的妻子，找到了郁达夫，请求郁达夫设法营救。郁达夫没有辜负老朋友的重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他对革命者素有好感，以设法营救为己任。他一面通过民权保障同盟保释，另一方面又通过长兄郁曼陀帮助。郁华当然是富有正义感的热肠人物，事关抗日大计，经他疏通，法院从轻发落。
田汉是郁达夫交往最早最多的左联人物之一，他是郁达夫家里的常客，也曾经被当局逮捕。可他在被捕之前，却还在郁达夫家中与郁曼陀一起打麻将。郁达夫兄弟完全知道田汉的身份。可很快地，他们的重逢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法庭上。郁曼陀与田汉都心中有数，但在刑庭上，却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最后结果当然是罪名不能成立，从轻发落，交人保释。如果是以“危害民国罪”查处，难免要吃年深月久的官司……
郁达夫那一段时间还营救过左联人士艾青等人。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营救过的共产党人左翼文化人士，不在少数……
鲁迅、茅盾、郁达夫他们在《自由谈》上同时发表杂论，又四出活动营救进步人士，逐步为当局所侧目，在三月间已被国民党的文探所侦知。不过也不要紧，因为郁达夫他们和一批要人有了相当的交情。郁达夫那时常和鲁迅一起到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去。有时甚至就在宋庆龄的家里或者就在蔡元培的居所去，也直接到柳亚子的上海通志馆去。
当局虽然视他们为眼中钉，但宋庆龄、蔡元培他们的身份不能不使当局投鼠忌器。民权保障同盟是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他们不仅援救文化界人士，还直接营救为当局所逮捕的共产党人陈独秀、罗章龙、陈赓将军等人……
上海的蚊章小报谣言非常厉害，谣言足以杀人。其实那也并非完全是谣言，不过是身份公开罢了。郁达夫、茅盾、鲁迅他们早已为当局所知道。国民党的文人早已公开发表文章，向当局告密。黎烈文编辑也极有勇气，他不仅敢于刊登鲁迅、茅盾他们的撰稿，而且敢于发表公开的《启事》：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缘故，错过奇文共欣赏的机会！”
黎烈文的广告，使有心的文化人明白了一切。茅盾佩服他的勇气，鲁迅也决心以更大的支持来帮助他。鲁迅、茅盾、郁达夫他们写了那么多的尖锐泼辣的文字，不能不说这与黎烈文的勇气与胆识有关。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使当时的左联以及左联之外的人士纷纷出动大力支持。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钱杏邮、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周建人都参与了，甚至连章太炎、吴稚晖等人也参与了，为《自由谈》写了一些文章。《申报·自由谈》大大扩大了影响，又因为黎氏的无党无派，内容五光十色，形式五味俱全，成为沪上最有分量的出版物。
《自由谈》杂文记述深广、剖析精湛，执笔队伍扩大，不能不使当局注意。这《自由谈》的宗旨与当局的国策大大不一样。当局的做法正是“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他们一方面派遣军队到苏区围攻红军，滥杀无辜，一方面拼命阻止民众发表抗日的见解。他们不知道杜人之口，甚于防川。亲当局的报刊对《自由谈》有了反应。三月初，右翼报纸《社会新闻》上登了《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确指鲁迅、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并告密《自由谈》已在左联手中。
王映霞眼看上海滩上形势险恶，加上母女情深，希望能照顾娘亲。
由于祖父的死，与祖父相依为命的母亲现在太孤单了。王映霞是一个孝女，她希望与年老的娘亲住在一起，以尽责任。她的兄弟也已在浙江省工作，亲情使她希望居住在杭州。况且沪上百物俱昂，杭州与之相比，物价差远了。上海女佣的开支等都要贵得多。在杭州还可以使孩子得到更为良好的教育。还有，王映霞太重视郁达夫了，上海文坛弥漫着白色恐怖，她希望郁达夫能脱离那个是非的漩涡。
另外，王映霞对郁达夫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她对郁达夫的种种，已经产生了各种看法。她对郁达夫是极不放心的。六年前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一己委身的浪漫热情已经消退得无影无踪了。她希望郁达夫在事业上成功，身体上健康，心理上安定。她成熟了。从理想的天上完全落入了现实的人间。她也有一个妇人之见，认为郁达夫在上海太显眼，危险太大，而在杭州这种目标会好一些，至于在杭州郁达夫会遇到什么情况倒没有过多考虑过。她只希望节约开支，何况杭州离上海也不太远。她是以带好自己的三个孩子为宗旨的，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郁达夫夫妇取名为郁飞，小名为阳春，已经是七龄童了。第二个是女儿静子，因郁达夫讨厌，已经送了人。第三个是儿子，郁达夫将其取名为郁云，三岁了，小名为殿春。郁达夫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勇武的人，是一条好汉。《三国演义》中不是有张飞与赵云么？
《说岳》中不是有岳飞、岳云么？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与历史英雄一样出色。王映霞从一个百依百顺的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孩子的挚爱，使她在家庭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孩子、劝谏丈夫。她更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庭，对其他事物倒是兴趣骤减了。还有，在上海，她总觉得生活太紧张，节奏太快，太累太累，她希望叶落归根，狐死首丘。
郁达夫深有同感，沪上的开支太大，他也梦想有一个既安定又可以节省开支的住所。他当然不会选择去富阳，在那里太孤陋寡闻了。他将选择杭州，杭州虽无上海那样接近西方文明的生活，它也是一个大都会，离上海又那么近，最重要的是在杭州他可以好好写作。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归宿。他的一生漂泊得太久了，起了种求田问舍之心，年近四十，他的生活一向太紧张太紧张了。他从一个莘莘学子，飘泊杭州、嘉兴，又去东京、名古屋。完成学业之后，络绎于道，去上海，走安庆，北上京都，西游九省通衢武汉。之后又是上北京，去上海，南下广州，席不暇暖，有过几天安定的日子？自从有了亲爱的妻子，虽然一扭流浪的日子，可这居所还是不够安定。他梦里都希望有一处自己的居所，称心的书房。他心目中是卜筑西湖的。西子湖畔既是千古文人的理想去处，也是清幽去俗的场所。那十万烟灶，同样是江南著名的都市。“江南自古繁华”！去沪才四个小时的火车行程，而它的经济、生活、愿望都符合郁达夫自己理想的去处……
王映霞在杭州有较多的朋友。王映霞并不太关心政治的如何，她喜欢这生育她的都市。她将自己的心情、计划向郁达夫坦白地说了，郁达夫心有同感，为王映霞的劝说动了心。同样的经济收入，在杭州不是好多了？他们立即写信给杭州的朋友，请他们寻找房子，准备卜居杭州，城。房子找到了，他们就起了移家杭州的心——
当郁达夫将准备移家的事告诉鲁迅的时候，鲁迅非常意外。他对浙江省的政府人物非常不满意。他曾经劝告这位老朋友。但他无法拦阻这位老朋友，他们搬家的意志已经决定。何况其搬家从理论上来说，有其合理性。他们没有听从先生的劝说。郁达夫表示依然可以经常来沪，依然可以做他的文学。退一步说，他们还可以搬回来。因此，他们做好了移家的准备。
郁达夫依然写他的著作，二、三月里，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近期小说、散文的结集《忏余集》，另一部是他半生的创作的《自选集》。还有，近来他的著作撰稿的确不少，他希望移家杭州可以天遂人愿，合家平安，并带来更丰富的创作，夫妻加倍和谐……
四月廿五日，一个冷雨埋春的日子里，郁达夫结束了六年的上海生活，举家迁居杭州。郁达夫这样描述他的迁家的心情：
冷雨埋春四月初，
归来饱食故乡鱼。
范睢书术成奇辱，
王霸妻儿爱索居。
伤敌久嫌文字狱，
偷安新学武林鱼。
商量柴米分排定，
缓向湖塍试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