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境界——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智慧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瑰宝，它和儒家思想分别作用于企业不同的层级。如果说“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强调了企业从意识形态对员工进行软控制的话，那么“无为”的道家思想则是对“软控制”的进一步发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所追求的是结果是最终达至“大道无形”，在控制管理方面，让员工感到从“不得不然”，到“欣然而然”，最后形成高速流畅的“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控制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但魏晋玄学家则通过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1.“不尚贤”，以无为取天下。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提倡“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其“无为”，实则“无不为”。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无为是实现无不为、无不治的前提和条件，“以无事取天下”。《汉书·艺文志》说：道家的无为政治主张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出了无为政治的基本精神。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庄子更主张君主应该无欲、无为、渊静，“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无为思想治国的一个体现，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不躁，这样煮出来的东西，才色鲜味美；如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心烦躁，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领导者治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国家几亿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如果制度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人心即乱，社会就大乱。如果制度稳定，员工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做出成果。
2.我无为而民自化。
著名管理学大师曾仕强分析老子“无为”思想时曾说，无为当然不是不为，而是无不为。但只有站在无为的立场来无不为，才能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尽力而为。不争功也不逶过，自然一切秉公处理。
如《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道永远都是顺其自然的，然而它能生养天地万物，则又无所不能作为。侯王如果能遵守道的自然规律，则万物将要自己生长变化。在生长变化中，欲望可能发生，所以我将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定他们，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有欲望了，因而就能安静，天下也就会太平。
老子认为，贪欲只能导致争斗，而人民相互争斗是治国之大忌。所以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就要使人民远离争斗。要使人民远离争斗，就要使人民远离贪欲。而要远离贪欲，就要远离引发贪欲的事物。如果统治者专门注重贤德的人，给他们认为有才能的贤人许多好处，如特殊的权势和地位，那么，没有被他们认为是有才能的人就会因“眼红”而心生妒嫉，就会为得到统治者的这种青睐而使出浑身解数你争我夺（即所谓“争宠”），其结果要么是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要么是拉帮结派、弄虚作假、徇私枉法。
所以，老子的“无为”思想体现在治国上，就是主张“不尚贤”，让领导者隐于众，使百姓不知道还有统治者。汉朝有一个大官叫公孙弘（官至御史大夫），对这一点就看得比较清楚。在没有当官以前，他曾给汉武帝上书：“我听说尧舜时代，并不注重官位和赏赐，而老百姓却能互相劝勉向善；并不注重刑罚，而人民却不犯法。因为在上位的人，能够立身正直，讲究信用。后来官高位贵，赏赐厚重，人民反而不能勤劳；刑罚严重，而作奸犯科并没有停止……”（参见《二十五史智慧大全》）。需要注意的是，老子的“不尚贤”与“任人惟亲”并不是一回事，与“任人惟贤”也并不矛盾。
老子的“无为”引申到现代管理的执行过程中，就是“无形的控制”。就如曾仕强先生分析所说，执行过程中的全面无形的加以控制，也是中国式管理的特殊方式，主要是以人为对象，主张“无为而治”，从面的不同，来掌握可能产生的变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形的控制，很容易被破解。为什么制度严密、执行严厉，仍然有非法之徒逍遥法外？就因为一切诉之有形，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快就产生对策，来突破有形的管辖。无形的好处，在于随时改变，还没有摸清楚之前，就已经有所转变，怎么能破解？如何能突破？
因此，为了对付某些国人虽不违法，但却偏偏爱钻法规制度的毛病，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有规定，却在规定之外，设下许多不明文、不明言的关卡。看起来有制度，实际上将例外也一并纳入控制。说起来无形，却一触犯便变成有形。如此，方能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控制的最高境界“帝力于我何有哉”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天下大治，百姓无事，田间老父击壤而歌，观者叹息道：“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位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微服私访至此的尧听了以后，没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开了。
从击壤歌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百姓并不希望有“帝力”。老子更是希望有这样的社会：“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少一点作为，少一点欲望，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可惜，中国古代老子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主流，而是孔子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孔子是强调有为的，历代有为的君主均为人称道。其实，许多有为的君主，到头来却是坑苦了老百姓。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典型的有为君王。他修长城，也是为了抵御外敌，功绩可谓大矣。但老百姓不认同他，终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皇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击匈奴人，立下功业，但到后期却为自己的穷兵黩武下了“罪己诏”。隋炀帝修大运河，主观是为了自己游乐，客观上却疏通了南北交通，最后也被斥为劳民伤财。分析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君主最大的问题是得罪了老百姓，他们的有为是建立在对百姓利益的侵犯之上的，也就是所谓“与民争利”，这就不能不引起民怨沸腾了。
但反观看一下，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感叹下，这正反映了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因此，这才是控制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中，领导者往往能决定企业的命运和重大转折。因此，领导者素质也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依老子看来，先前的人，总以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有一个主宰者临于其上，并且把周遭一切自然现象都视为有生命的东西，人类常以一己的愿望，给予大自然以人格化，因而以为自然界对人类有一种特别的关心，特别的爱意。老子却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情感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并以这种状况来说明理想的治天下者应效法自然规律，任百姓自我发展，消除外在强制性与干预性，而使人的个别性、特殊性以及差异性获得充分发展。
对于管理者境界高下的标准，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这里，老子提出了评判领导者优劣的四个标准。在他看来，太上型领导是领导者的最高级别，这种领导者给民众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这个领导不存在似的，领导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身教不言”，他虽隐于众，却能以无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使民众以为是自己要那样干的，而不是受领导支使所为。
因而，管理者主要应当在对外事务及企业宏观决策上要有为，对员工管理方面应越无为越好，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学一学老子的思想，很有好处，将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建设好了，管理者就是去睡觉钓鱼，员工也会自觉高兴地去工作。
总之，无为管理、隐性领导，并不是取消管理和对员工的控制，而是让管理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管理达到如此境界，才能使管理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综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貌似无为，事实是更加有为，更加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