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很有名的例子，说汉文帝在的时候，有一次召见文武大臣，突然就问右丞相周勃，说丞相我问你，你说我们这一年粮米的收入是多少呢？周勃一听就傻了，心想这我哪知道啊。于是支支吾吾答不出来。结果没想到文帝又问，你说我们这一年判了多少案子呢？周勃听了只好谢罪说不知道，急得汗流浃背，心想这下子老脸都丢光了。文帝一看周勃答不出，就把左丞相陈平叫出来，说我们右丞相答不出来了，你来答吧。陈平答了一句：有主者。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有人在管。文帝就问，那谁管呢？于是陈平就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文帝听了这个就有些不高兴了，就对陈平说，那这些都有人管了，你当丞相都干些什么呀。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可见丞相这个职位，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宰相都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何况是身为天子的君主呢，这样一来，自然君主也不需要什么都管，只要会用人之术就是了。
那么君主用人怎么用，应该有怎么样的政治手段。更主要的，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人有用，因此就有君主观察人臣之道。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考八观六验，内审六戚四隐，即“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总之呢，这些政治上所谓的帝王之术，就是这里所说的“术”了。
至于势，就是强调执法者，也就是君主的无上权威。
法家提倡用这些方法来进行控制，那么怎么说法家的控制是硬控制呢？早在春秋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了利出一孔的思想：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予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统治下的民众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法家的里甲制度。里甲制的始作俑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在这样的制度下，整个国家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只要牵动其中的一条线，整个蜘蛛网就会一起抖动，而国民就像是落在蜘蛛网上的小飞虫，怎样挣扎也不可能挣脱。
想一想，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所提出的这些制度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在这些制度下，人们的自由被无限缩小，而君主的权力被无限扩大。
在这样的制度下，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商鞅也难逃一死。商鞅这个改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致百姓“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束手就擒。
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统治，想一想都叫人头皮发麻，但是就是这样的制度，才真正体现了法家“全行禁止”的本色。我们只有以手击额，为自己没有生活在如此严酷的法家社会里而感到幸运。
法家思想对控制力的影响利弊分析
法家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是行法家之道进行控制的成效也是很显著的，结束了百家争鸣、战火连天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就是使用了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国。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两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造者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陈晋教授）这段话揭露出了法家的特点：追求法制和霸道，厚今而薄古，力倡改革。
法家是以严刑峻法给国家给社会的发展铺设了一条轨道，想要脱轨者必定会遭到整个国家机器残酷的镇压。这样的控制无疑是非常有力的而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主席说过：“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方法办事。”秦始皇确确实实做了一大堆的实事。统一六国，消灭战争，实行裁军，“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之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中。”（《史记》）。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法令；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统一文字这些措施大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使用中央集权，不遵从古礼，搞什么诸侯国、国中国，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有其暴政，但却十几年没有战争。相反的，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后，又搞起了分封。结果，高祖统一中国后，不停的有人反叛，高祖不得不停的讨伐，高祖自接受皇帝这一尊称后（即为统一），先后有诸侯燕王臧、楚王信（韩信，后封淮阴侯）、赵王、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后来燕王部下又叛，统一中国的这七年，高祖平均每年被叛一次，最后高祖本人由于讨伐黥布而中矢送命。这就是法“左”下场。一直到“文景之治”时，景帝才加强中央集权“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又法“秦王”了。
法家控制得力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法家控制的弊端呢？“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司马迁的这句话说出了法家弊端之所在：严而少恩。“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虽百家不能改也。”法家的使用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法家就好比是一剂猛药，猛药虽然可以除痼疾，但是却不能久服，久服对身体一定会造成伤害。社会到底是人类的社会，人类具有其生来的弱点。法家的这种管理方式，由于其一味强制严厉、铁面无私的特性，自然就显得缺乏人道。过度和长期地对人心理上和身体上的高度压制，可能造成麻痹不灵的结果。本来极其高效的团体，逐渐患上瘫痪软疲之症，变得极端腐败无能，无可救药。
法家思想控制的核心就是奖惩赏罚。赏罚公平是个理想，而赏罚是否能公平，依赖于是否应予赏罚的可靠资料。资料的收集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而资料的审查则更为繁重。而资料本身的可靠性的审查就更繁重了。同时，审查者所作的评价判断，是否有个人主观的偏差？其所作出的奖惩结论，是否允许接受者，特别是受惩者对自己应受惩罚的理由，有所辩护？还有，资料审查后便是赏罚的实施执行。其繁琐杂乱比收集、审查、判断资料，不知还要繁重多少倍！凡此种种，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团体越大就越复杂，越容易出弊病。越想要公平，结果是越难公平。事实常常变成：打报告的人受了赏，具体实在做事的人却都受了罚。受了惩罚的人因表现不满不平而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越不平就越反抗。于是，管理者为了维持尊严秩序，就不得不一再寻求更具威势的惩罚手段，一个必定比一个更严厉，直到最严厉的死刑。到了连死刑都威吓不住人的时候，法家的一切便失去了作用。正如老子所说：“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家学派的极端，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若是吓不倒人，自己就要消灭。同理，奖赏原是为鼓励更好的工作效能而设。即使受奖者的所得是公平的，但奖赏的内容也必须随时一再加强。否则必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断的奖赏和不断的惩罚都是一样有着它们的局限性，同时奖赏是否能做到公平，和上述惩罚一样复杂繁琐。总之，法家管理在较短的时期中，如真能实行得彻底，是很有成效的。但要较长期地使用它，或实行得不彻底，就马上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总的来说，法家的控制是一味去痼疾的猛药，但是猛药要对症才能有奇效，而且猛药不可常服，否则很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恰当地使用猛药虽有奇效，但是我们也要记住，猛药也被称为“虎狼之药”，在一定的范围内有限度的使用法家这剂猛药，肯定会给你带来惊喜，但是使用之前请三思而后行。